本帖最后由 和川 于 2018-5-28 16:12 编辑
《作家的敌人》读书会
阅读作品：《作家的敌人》（《十月》杂志首发版和阿乙文集《情史失踪者》修改版）、拓展阅读：阿乙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短篇小说《鸟，看见我了》《小人》《杨村的一则咒语》等 主持人：古小即 嘉宾：作者阿乙 时间2018年5月26日18：00-20：00 地点：宁远120教室
零 导语：
胡少的介绍： 本次读书会请到了被阅读者本人，这算是一次创新。 阿乙算是文坛的励志故事，他从喜欢写作到能以写作为生；他同时是文坛少有的不依附于体制的人，现在的作家圈是封闭的，依托于体制的，但阿乙老师是体制之外的人，是凭自己的实践和才华走出来的 阿乙的开场白： 我毕业于警察学院，后来做了秘书，讨厌秘书的工作性质，但工作要求的谨慎，细致甚至狡猾，到今天对自己的写作都很有帮助，也形成了坚硬的文风。同时警察生活给自己带来很多素材。我在公安系统“占有”了丰富的材料，也能得到对人的观察的丰富经验。派出所就像莎士比亚的舞台，有很多有病的人和没有病的人，愤怒的人，委屈的人，每天到舞台上去。这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自己也在短短的时间内看到了大量不同类的人类代表。 人不要过早把自己的人生限制住，让婚姻或者其他琐事葬送了自己的理想。 而相比自己的实践派，学院派路线前途也很光明，在AI时代，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的学识路线和想象力路线一定会走得更久远的，胡少评价“有一批先锋派的作家写得不如之前，因为原材料烧光了”。而像格非老师这样越写越好，恰恰也是来源其学院派的丰富储量。否则，只能不断重复原来的路数，最后走向一条死路。
一 《作家的敌人》内容讨论
《作家的敌人》写了什么内容？
胡少：这个小说有两个版本，而且彼此差别非常大。从这种对比中就能看出，作家写作过程中在纠结什么东西。 邦兄：简单理解，是主要表现作家的危机感，和他自己设立的一个标杆。 胡少：对于作品里的两个人物：陈白驹和“年轻的作家”，大家怎么理解。 周放：小说里关于陈忠实和路遥的细节，通过这个点能看到作家内心的一些东西。陈忠实当时大概也是不甘的，他曾说自己写作是一种“燃烧生命的状态”，但是《白鹿原》后的确开始下降，而这个小故事可能表现了他想要自我证明的冲动和张力，让外界看到自己不凡的渴望。 阿乙： 路遥《平凡的世界》可能打破了陈忠实的写作节奏，给予他激励。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被周围新晋作家突然写出的作品刺激，感到压力也开始反思生活状态。
紫璇：感触特别深的一点是作家生活的环境——一个作家成为职业作家之后，从自然状态去到成长液状态，这是一种悲哀。成名作家应该被新秀激励，而不是对其进行打压。 胡少：文坛并没有作品中的理想：作品中杰出的作品出世，所有人都认识到了。但现实中整个文坛是没有如此的判断力、鉴赏力和自愧感的。 阿乙：文坛有时会莫名其妙去捧一部非常糟糕的作品，这时候大家只能忍住了~
南镜：对于标题，“作家”和“敌人”究竟指谁。《十月》版中，认为是陈白驹和年轻的作家互相成为敌人；但在文集版，对年轻作家的刻画变少了，重心转向了陈白驹，开始偏向于“作家”指的是陈白驹自己。 阿乙：人到中年的作家被周遭所害，其实可以把年轻的作家和陈白驹当成一个人：年轻人有着陈白驹当年的状态，却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而当年的陈白驹刚刚进化到一半，名声就来了，从此却也与“伟大”失之交臂。我写作的时候正处在“一半是陈白驹一半是年轻人”的状态。 对自己来说，名声和安逸也是难以抵挡的，但本身又是一个有焦虑感的人，这两种矛盾的精神面貌才鞭策自己要“做点事情”。 很早以前北岛老师电话中说的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你不要像那些人一样，写几部作品就消失在文坛，变成一个酒鬼或者成为一个台面之人。”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警示，后来自己经常给北岛写信去汇报自己有没有堕落。而很多文坛上的天才（比如张枣），二十岁时写出很惊艳的作品，却纵情于酒宴，最后泯然众人矣 但是中国只有一个人堕落了也很美——余华老师。就像古龙小说中的高手，武功尽失，却有了种衰败的美。 胡少：这部小说既包括作家的过去也包括未来，这两个人物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的两段，在作品折叠为一起。这对作家自己也是一种警醒。
呦呦鹿鸣：我个人的感受，小说里的年轻人是一个虚幻的镜像，并非真实。我理解的作家的敌人含义是更丰富的，比如虚名，比如作为作家过去又有所超越的年轻人，再比如伟大的作家，他们也是作家的敌人。这篇文章的深度也在于人物的丰富性，陈白驹可能看着有些面目可憎，但他又有很强的自省性。 阿乙：中国是一个重视作家，喜欢“接待文人”的国度。一次荣誉可能就使作家高度曝光，从而受到各方关注，甚至干扰。荣誉是作家的敌人，得奖作家活动量剧增，而写作空间被压缩。自己上了《朗读者》之后也有这种体验，一个小小的爆炸，背后是人情的“场”，中国作家的堕落是很容易的。
二 《作家的敌人》写作技法
采桑子：阿乙在文字层面写作非常用力，入木三分，这很多表现在地方方言的写作上。但关于“粗话”和方言的问题，这些使用能使读者更有代入感，可是不是必须要有这些元素才能更好刻画和表现呢？ 阿乙： 1. 自己意识到写作太依赖比喻，现在规定自己每页只能一个比喻。 2. 写作者总是一个滥情的人，相信自己有太多的能力，所以写一句话的时候总是不满足，想用各种各样的技法。 3. 长句和短句各有优点。曾经很喜欢短句，其节奏快易于带动读者。而长句子对感情，对思维的张扬是短句子无法比拟的（卡佛，福克纳）。 4. 作为世俗写作者，“脏话”有时是一种诱惑。但是过于频繁的脏话是不适用于文学的，对方言的采用是谨慎的。 5. 从个人经历来和成长环境来说，江南出产的多是“绣花”型作家（苏童、格非和自己），而“成吉思汗”般在大草原上驰骋的作家多出生于西北。 6. 写作时一个句子会过10遍，所以文字看起来太“紧张”、“用力”，自己知道这是自己的缺点，但是改不掉的，因为这恰给自己带来一种安定感。可自己觉得如果有一天文字变得自然，那么人也会变得油滑。这种风格是源于某种程度没有科班经历的自卑（没有专业文学学习）和远大理想（野心是成为巴尔扎克那样的大作家）的冲突。曾经对自己的文字很“不放心”，一个开头会改3，40遍。甚至做恶梦把自己的30万字的作品删剩1个字，梦中望着字大哭：就这么不满意么？但是大病一场后，这种情况好了很多。
邦兄：作品中能读到隐约的逻辑构建？但好像没有完整的逻辑，依托后来写括号来填补？ 阿乙：这像是受到前贤的批准，比如在福克纳的作品中里看到很多括号。现在也在有意识地控制。
采桑子：关于讽刺这种手法的修炼？ 阿乙：我小时候，母亲和奶奶经常吵架，那些话简直是“要置对方于死地”，而两个人总要来向我诉苦，是对我自己的训练，但也影响了自己的性格。同时，当代的网络让人的负面情绪无所顾忌地释放，我后来痛下决心远离网络。 虽然胡乱评判一个人是不道德的，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经常带着恶意去评判街上的一个人，这是在给人物定性，把他脸谱化、性格化，这对写作是很有帮助的——刻薄是写作的利器。作品其实也是包容人肮脏性的一个地方。
紫璇：怎样看待文字的地域风格？如翻译腔和老舍的语言风格。 阿乙：起初是个人阅读史的影响。后来北岛老师说：“翻译腔是白话文里比较高级的一种。” 翻译腔起源于文革中一批诗歌出身，有很高文学修养，但不能独立写作的文人。这给了自己安慰。写作风格和教育，市井生活经历（比如老舍的胡同生活）有很大关系，普通话是本地生活的消失。之所以用脏话也有这种还原地方生活的想法。 周放：网上有一种说法，字幕组带来了第三次翻译的运动，是一种自由度很高的创作。 胡少：翻译腔已经是现代汉语的一部分，已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所有风格都是可以去试验，去表达自己的方式。
远风：《十月》版本的感觉好一些，后来的版本有把用力的东西往回收、往世俗里带的感觉，比如把尼侬改成徐萍。是出于什么考虑？ 阿乙：有一个原型徐老师，徐萍这个人物在生活中并不常见，可能让读者觉得不真实。自己觉得名字更靠近原型能显得更这个人物更真实。 这个小说和以前不一样，是一个空中楼阁式的，没有根基，不熟悉环境下的作品。所以更在意刻画“真实感”。同时这是自己切身的“嫉妒”经历下催生的作品。源于对一个比自己年轻的作家，却能写出超出自己作品的恐惧，危机感。那种嫉妒是很疯狂的，到现在也只嫉妒过这样一个人。 远风：小说里年轻人写作水平突飞猛进，是白日梦还是自己的经历？ 阿乙：就是真实的经历。作品里的年轻人就是自己嫉妒过的那个年轻人。当时看到那个年轻人写了一段1000字左右的开头，那简直像从上帝那里盗来的。这促发了自己写下这部作品。 有一句话说，“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他身边人的成功”，是有道理的。
车前子：新版中略掉了很多细节，比如公园长椅等会让情景显得更真实的细节，是出于什么想法？ 阿乙：妥当与否的把握是在一闪念间，当时觉得新版是更合适的，那些细节并不是自己熟悉的。有时候自己写小说“事无巨细”是为了一种记录和保留，比如《早上九点叫醒我》中，哑巴送葬那一段写送礼物，把每一样都罗列出来，是在保留中国的一种传统，保留农村的物证。而原作里“海泡石”和“范思哲”都是自己现实没接触过的东西，不想给人一种炫耀式的感觉，所以略掉了。 同时，立志写作的人应该“写到高潮的时候就停手”，这样第二天还有得可写。否则第二段就很难了，甚至搁浅整个作品。
紫璇：在爱丽丝·门罗等人的作品，是先设置一个大环境再一点点填补，给人一种历历在目的感觉；但这篇虽然有很多细节的铺设，但却缺少整体的感觉。 阿乙：你的眼光很毒辣。写这篇只是选取了一种嫉妒的状态和感觉。写作者有自己的根据地，作者在根据地上是很自如的，但是写自己不熟悉的内容会晦涩、捉襟见肘，文章里“海泡石”等细节是自己“被迫”加进去的，是脱离表达目的本身的，并非来源于自身的生活。 胡少：这个作品的精彩之处是对人物心理微妙的雕刻，而对环境表现可能相对忽视。同时这里许多人物在文学史上是有原型的，是很多人的集合体。这篇小说既是个人的，也是普泛的。
木兰老师： 有三个问题 1. 文中的徐萍是唯一的女性，也是母性突出的一个人。年轻作家突然倒下去是特意安排还是仅仅为了打破僵局？徐萍对年轻作家的关心是否是特意安排，其主编的身份有没有什么寓意。 2. 文中写了很多名作家的27和其成就，为什么27岁给你这么深刻的印象？ 3. 《春天在哪里》有很多志异的故事，怎么判断从别人听来的故事中，哪些是可以加工写出来的？
阿乙： 对第三个问题，故事的来源很多，是凭借自己心里对故事的“震动性”。 举一个例子：以前听到一个农村的老母亲重病，算命先生说你们家今年要戴孝。老母亲想自己死在儿子前面，儿子戴了孝就不用死了，因而不停自杀。这个故事给了自己震动：自己在以往的作品中对母亲的形象一直充满敌意，不想去歌颂母亲，做感情的奴隶，这样会使小说虚伪。但是通过这个故事，开始反思母亲能展现的近乎野兽一样的爱，因此写《虎狼》，去表达母爱的凶狠性。这样通过一个故事对一些以往观念重新定义，激发自己的故事，就是“震动”自己的。 对第二个问题，27岁时，我刚离开县城，在郑州做过编辑。26岁的时候在对文学世界还没有什么了解，到了城市之后才知道有三联，逛书店，和学生交流，从此慢慢喜欢上了文学，而那时候许多同时代的作家已经功成名就，自己32岁才开始向文坛进军。 对第一个问题，徐萍是一个心理的投影，来自于生活，是一个完完全全对你好而不求回报的形象。我对余华老师感情很深，余华也有一位教母。女性总是充当年轻作家的庇护人的角色，比起男性前辈显得更纯粹。 胡少：王小波《黄金时代》也是一位女性编辑推出的，这位女性还因此受到了处分。
东方：现在流行“彩蛋”，《小人》的结尾给人无限的遐想，这种结局是特意设置的么？会有后续补充么？ 阿乙：本来就是写完的了，故事的确是一个骗局。最后一句话是从前面建好的楼抽一根出来让其垮掉，读者发现之下还有一栋楼，起到一千字写一万字的效果。
土堆：《作家的敌人》我一开始感觉的矛盾是：新旧作家之间，文人相轻，作家沙龙之间。最后变成了天才之作和平庸之作的冲突，这种转换是规划好的么？ 阿乙：是规划好的内容。写作70%的内容都是提纲计划好的，把前期的“料”准备好再开始写，否则写到后来总感觉捉襟见肘。我会用很长时间来想细节，这种细节大多是灵光一现，那时先用手机记录下来，慢慢就会积累成了很多字，是笨拙而有效的方式。 胡少：精雕细琢才是回报率最高的方式
李静伟：有两个问题： 1. 第一句话是怎么想到的 2. 作品叙事性还是对话性的问题 阿乙：第一句话现在成为了我的一种禁锢，那些精彩的第一句话可能并不是有意为之。现在会从最想写的地方开始写，把自己解放出来后，再来讲故事。现在已经不追求第一句话，那种“打开闸门式”的第一句话是可遇不可求的。小说的成功还是在于整个建筑。 关于对话和叙事，了解不多。我喜欢把自己的小说运营到每个角落，对对白研究很多，但对白一直算弱项，有时会出现人物说出不符合身份的话的情况。 胡少：阿乙的作品是有诗性的，他受到残雪很深法影响，一种诗歌性的思维（阿乙语：甚至有点精神病式的）。
一碗清月：有没有考虑过写城市生活？ 阿乙：我写不了城市生活。我没法把城市当做“根”，总是一种客居的状态在北京，没法和这座城市融合在一起。有情调的城市小说应该像《繁花》一样，有上海的风韵和地方性的城市特色。而完全CBD化的城市小说，是很难想象的；城市的景观、人物总是千篇一律的，难以描写。 AI时代的到来，可能会使作家向远古时代取经，去学习人类的祖先是怎么讲故事的，自己现在在读《吠陀》、《山海经》之类的作品。自己对未来主义文学感到陌生，也在努力了解。文学到了“写什么”的重大关口，同样一个世界，AI、马斯克和拐卖妇女同时存在，这时拐卖妇女还值不值得写，应该如何落脚？对于传统作品，读者面正在丧失。
车前子：很多作家在写乡村生活的时候，在描写女性的时候总是注重胸部，使人感受到了一种性上的缺失（反例：孙犁和汪曾祺的作品），不掺杂性元素的乡村生活一样可以是很丰富的。感觉乡土文学对异性缺少深入的体会。乡土文学一定需要性意味的描写么？还是觉得这种细节会使作品更丰富呢？ 阿乙：中国很多男性作家是没有能力去写女性的，写的比较好的是苏童和毕飞宇。我认为自己很难企及《欲望号街车》那种作品中对女性描写的水平。可能只有双性恋的作家才能把女性的完整性写出来。自身在写作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男性的思维，这时强装自己是个女性会很别扭，所以作品里难免有一些不慈悲的地方。同时和自身对女性的审美取向有关，本能有这种意识，这和人类自远古时代需要高蛋白维持热量，自己喜欢吃花生和鸡蛋是一样的。关于这个，对不起啊！自己的确对女性其他的美关注较少，以后也要努力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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