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的读书是一种享受,多少像余华对写作的言说:我用写作打开我的记忆之门。余华别来找我算帐啊,因为这肯定不是他的原话,虽然我肯定这是他的精神。我对他描述的篡改是:我用我随意的阅读去打开我的记忆之门。 很多时候阅读是受制于心态的。当我不向作品要什么的时候,我最客观。我起伏在“俯”“仰”之间,不断调整我与作品忽远忽近的距离,我对我回顾或联想的收获可能远远大于作品本身。 那么,我可以自由评说我感觉到的作家了,不用论文式的模式,不用选一种理论做框架,然后牵强附会地去为“所以”寻找“因为”,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对于别人,这可能就是一种妄自菲薄的喧哗。 一、关于女作家和男作家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迷恋女作家的作品。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当今评论者的眼中已成为过去时。“她们”中间有张洁、毕淑敏、方方、王安忆、铁凝、池莉、刘索拉、陈染。我读过当时能找的近乎全部她们的作品。 在80年代早期,可以pk的女作家可能是张洁和王安忆。张洁有《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王安忆有《本次列车终点》和其他一大堆作品。在张洁的笔下,一般会出现两种对比性的女性人物,一个代表她或她所认同的类别,一个代表她所厌恶的“群”。她在作品中以自恋的小资的笔调去拔高她自己,用一个固定的物象做代表可能就是“咖啡”。而另一类风格的女性,总是站在“咖啡”的对立面,扮演俗而又俗的“大白菜”。中间的肯定与否定是以喧嚣的姿态刺激我们对自己的审视。当然在审视里,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咖啡”,不够“张洁”,自然沦落成烂了菜帮,抽了水分,窝在墙角的,让人离不开又令人生腻的“大白菜”。我对自己的精神抚慰是从王安忆的笔下获得的。最最令我难忘的就是读她的《本次列车终点》。作品写的是返程的知青在上海大都市中的挣扎。他们遭受着上海人的白眼,因为他们不会站在公交车的两边往上挤,只是对着车门站着,被下车的人挤得东倒西歪,并被骂着“乡巴佬”。他们可以愤怒,可以报复社会,因为他们下乡并不是绝对自愿的,多少带有替其他上海人疏散到乡下、缓解就业压力和城市压力的意味。我在王安忆的笔下,承受着他们的痛苦,并仰视着他们的对社会的宽容,跟随他们成长。 张洁的剧变是在她后来的作品中的,可惜我没看。我觉得显著的标志就是她的《沉重的翅膀》,题材是城市工业改革的。我觉得这种题材决定了她必须背离女性视角,要以一种历史使命的沉重去钝化个人的沾沾自喜。 王安忆的转型应该是她的“三恋”(应该是《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未查,可以有误)。我比较喜欢的是前一恋。都在一种不明确但又有暗流涌动欲望里悖离了现实逻辑。还有她的《小鲍庄》《叔叔的故事》,是非的概念被彻底淡化了,生命的复杂和人生的曲折渐渐成为可以唯一能够明述的评价。还有一部,我忘了书名,是写一个女知青在农村和村长的故事。 我对王安忆的迷恋止步于《长恨歌》。说这话是要先给自己壮壮胆的。对于好评如潮的一部作品,个体的评头论足可能彰显的是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局限。我自己说,这部作品写的是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对时间的感觉:命运之神秘,人性之复杂,轮回之永恒。我在王安忆的大跳跃的陈述里,看到的是她对解放前上海都市生活的陌生。她淡化了时代。这在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里是一种追求,是一种表现思想的手段。但在《长恨歌》里,我觉得是一种缺失,是一种避重就轻的技巧。还有,我特别不能接受的是王琦瑶的死,好像是实在写不下去了,硬加上了一个离奇的结局。 对于张洁来说,时代已经是过去了的,她正在走出人们的视野。但对王安忆来说,前面的路还很长。也许这就是我对两位女作家的现实感受:坚守与尝试,及其结果。这也多少带有我对他们的不那么客观的评价倾向。但无论是坚守还是幻变,都赢得了我对她们的尊敬。如果说在80年代给她们画上一个句号的话,我大概更喜欢王安忆。我觉得张洁与她作品中人物的关系,就是一个挑剔的婆婆在演练生活:她总是在肯定着什么,并否定着什么,她的姿态多少有些嚣张。而王安忆就像是一个母亲,用一种宽大的胸怀去接受她笔下所有人物的品性、好恶和他们对人生的选择。 还有池莉、铁凝,希望我明天还有情绪整理我对她们的印象。当然还有我喜欢的男作家:文坛上站立着的父亲:刘恒,从儿子到父亲演变的余华、阴郁潮湿的苏童……对了,我是把女作家分在婆婆和妈妈两个阵营里的,但男作家,我喜欢把他们划分成儿子与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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