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我在故我思 A
尽管有史以来人一直被视为会思考的动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乐意这么做。因为“思”不只是一件累人的事，而且过于地清楚与明白还会带来种种痛苦甚至危险。我们常常总是活得太累，我们需要放松与娱乐；我们只是凡夫俗子芸芸众生，我们有老婆孩子父母亲友，我们不能够没事找事自寻烦恼；我们渴望快活地呆在人间看风景，于是我们有意无意地躲避着思考。罗丹的《思想者》的“蹲坑”般的造型无疑是十分深刻的：时至今日，我们大多也只有在无所事事的时候才给这个神圣的事留出位置，虽然内容可能是关于股票与投资、仕途与生意、女人、汽车与洋房。勇敢地从“怀疑一切”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曾风靡环宇，是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全人类全方位“解放”的学说，张扬的是人性的回归与自由。但曾几何时，它却被一些政治牧师们改造成了禁锢人们头脑的意识大坝。任何事物只要贴上一张“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便成了思想的禁地，顶着这个符号一些卑劣之徒可以为所欲为，他们的丑恶行径到头来却让伟大的马克思承担责任、蒙受耻辱。原本是思的先锋队的主义最终成了思的终结者，这在20世纪所有那些荒谬现象中也许是最为突出的一个。
人的解放首先必须是思想的解放，这个启蒙的主张至今仍是那么的困难。这一方面是由于思之事本来就不易，所谓“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思在中国从来都步履维艰。虽然荀子有《解蔽篇》，强调过“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的道理。但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点上，道人与儒士彼此是亲密的战友。中国社会曾经千年一日地停滞不前，无疑有着他们的一份功劳。思想者的自立性对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都是威胁，于是他们常常被戴上离经叛道与忘祖背宗的帽子赶赴黄泉。在很长一段日子里，人们只能在“思”与“在”之间作出选择。诚然，从热衷于“改朝换代”的革命到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黄土地上的面貌已经大为改观，昔日只有“地主”和“资本家”们做的梦如今似乎已可以为大伙分享。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人终于进入了WTO，“计划经济”已江河日下，但“计划思想”的阴影依然强大。由于缺乏丰富与可靠的信息资源，思的事情仍然困难重重。通过适当的信息加工来营造千部一腔的格局，这样的方法屡试不爽。真正的思想者成了陌生的外乡人。
“落后了就要挨打”，但我们总惦记着挨打，而不去琢磨何以会落后。王小波说，再坚强不屈身经百战的好同志，能承受美女蛇与老虎凳却经不起夸。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其实是被“夸”败的。因为我们有几千年的古老文明，有长城、丝绸与京戏，有唐诗宋词四大发明。我们渴望别人来学习，尽管他们也有传世之宝，我们爱听夸。高尔基说过：“看着谎言被上千次地重复并在许多人眼里正在获得真理的面目，真是太让人感到恶心了。”但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谎言能如此盛行？因为它能得手。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思的活动因此也在艰难中显出其意义。但思的事不应作为一项职业，不能仅仅交给一些所谓的学者。它是每个生命体自身的活动。真正的思被那些有着“专家”身份的职业思想家出卖的故事已屡见不鲜。没有一流科学家的支持就没有“第三帝国”的崛起，没有大多数文人墨客们的推波助澜同样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文革”。
奥斯维辛与广岛事件之后哲学不能再依然如故。“9．11事件”之后思想同样难以一如既往。每当这样的时刻，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狭隘面目就会浮出水面。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像高尔基那样，超越以放大了的自恋主义为依托的民族主义，体现出一个人文思想家的良知与公正。因为他们知道以花腔高调的爱国主义包装起来的民族主义，从来都是统治者巩固权力驾驭民众的看家法宝。但当年的高尔基却在其《不合时宜的思想》里写道：“我们罗斯人从本性上说是残酷的野兽，在我们的血管里至今仍流淌着愚昧而凶猛的奴隶的血。”对自己民族的弊病毫不隐讳，谁能否认这才是真正的爱国？真正的思想者因此而常常是一些“不合时宜的人”。比如，也许我们能觉得高尔基所说的“政治永远是令人厌恶的，不管是谁搞的政治”这番话未免偏激，但却难以对他的这一见解说长道短：“不能总是只讲政治，还应当保留少许良心和别的人性的感情。”不过，将思归于殚精竭虑地动脑筋，这样的认识虽由来以久却并不妥当，它常常让思误入歧途。思的目的是理解生命，思的事需要感同身受。所以归根到底，作为一种生命现象的“思”就其实质而言是“诗”。反之亦然：作为艺术活动的审美之诗的本色是生命之思。我们在诗中感悟存在、通过审美而体验自由，我们在这份感悟与体验里理解生命的意义，寻找着回家的道路。
B
这是一个一方面普遍抱怨缺乏真正的思想，另一方面却又是思想者倍出的时代。大家伙都在忙着说些什么，都觉着或者希望自己说的很重要，顾不上去认真听别人所说的东西。大众(如果有的话)愿意或不愿意也都只能仰仗“传媒工作者”们，找几个“知名度”高的发言者来听听。日子就这样过去，新世纪也渐渐成为老面孔，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事情的好玩在于：通过学理论的最大收获是不再相信任何理论。比如在我迄今为止的经历中，所遇到的举凡津津乐道“老庄之道”的人，相比于那些并不如此这般推崇者，其功名利禄之心其实更为迫切。这从理论方面无论如何讲不通，只有从经验上看事实就是如此，没什么可奇怪的。比如有一样事迄今仍弄不明白：总觉着，如同从事自然科学者会不再迷信什么，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帮手的人文学者，要想启天下之蒙开导别人的灵魂，首先自己起码得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洗个精神澡或“灵魂的桑拿浴”什么的。不说比芸芸众生干净总也得不相上下。但眼前所见所闻却似乎并非如此，包括自己在内，普天下文人墨客多的是追名逐利之徒。其所字正腔圆地吆喝和兜售的与其所热衷地做的能够全然不相干。这就好比一个买药的一面拼命让你相信这是包治百病的仙药，一面自己却早已病入膏肓。如此，“人文”大业不遇上点麻烦那才显得怪。当然，这就是“学理论”的毛病了。一个经验论者会见怪不怪，因为事情从来都是这样，不由你始也不因你终。只有经过我们的理论熏陶的人才会不解，非要水落石出地弄个说法出来。
细究起来，所谓理论的这种可疑其实早有线索。我自己的理论兴趣无疑来自于“文革”时期，得益于“四人帮”们的高谈阔论和“两报一刊”的大手笔，我辈的理论实践也来自于积极地“响应号召”投入“大批判”文章的操作。迄今还记得某一个中午，家乡小镇街道旁的高音喇叭开始工作，播送曾威名震天的张春桥先生的像是叫“论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文章本身逻辑的起承转折加上播音员宏亮庄重的语调，具有一种摧枯拉朽的如虹气势，让我一个中学生听得肃然起敬如痴如醉。从此明白了理论的魅力，也为这种魅力所迷惑，一度也就无意中羡慕起理论家来，仿佛天底下万般皆下品，唯有理论高。因为理论具有一种类似西装的功能，不管是怎么样的人，只要套上一件西装多少总能显出点人样来。再如果大小有点身份说话口气再粗那么一点就更像回事。不像本土的中山装，再大的架子穿上它都会有点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味道。任何事只要一理论化便立马能使之由轻变重，这是理论的一大特点；其再一个特点是有点像自助餐，能够按需配制。就像当年的这篇“论法权”，其实什么事也没有，但经张先生这么一说便什么事都齐备了。该坐牢的去坐牢，该被杀头的便丢头。理论只要逻辑通顺气势磅礴词汇丰富概念突出，便能拥有一个高屋建瓴的姿态，获得一种指点江山的效果。这或许便是“理论”常常同“革命”关系密切的缘故。后者要借前者来鸣锣开道，前者要借后者来强化效果。这对于一些正处于生命力旺盛阶段一脑门子逐鹿中原幻想的准男子汉们而言，其诱惑实在很难阻挡。理论话语差不多是“天然”地具有一种权力性质，因为理论的建构有一种强烈的独步天下的排它性：一种理论的崛起意味着另一种理论的倒下，一种理论的登基只能是另一种理论的退位。
这或许可以解释古往今来的理论家为何大多是男性，从性别文化学来看，男人们通常较女人总是更乐此不疲于权力游戏。另外，虽然老是在说理论对于实践如何重要，其实这是理论以自我论证的方式在作自我推销。实际的情形是，实践从来不需要理论在一旁碍事，相对于日新月异丰富多采的实践，理论总是显得滞后。实际生活里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其实都是“跟着感觉走”，在“摸着石子过河”。无论走得稳与不稳，理论的选择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对待理论的态度。经验不断地向我们出示证明：任何严格地让某个理论君临一切唯其独尊的做法，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歌德有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在某种意义上，理论的真正意义在于“自焚”，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深入的理论学习才能摆脱受理论的控制，走出理论膜拜的阴影。“理论”无非是我们获取思想的手段，充其量也不过是营造精神殿堂的脚手架，它之所以能迷惑人，在于其常常被我们误认为“思想”的代理。其实二者完全是两码事。思想不仅不等于理论，而且其生命力大多存在于对理论的超越之中。思想一旦屈从于某个理论成为其左右跟随，它便沦为伪思想。真正的思想是稀罕的，也因此而显得十分宝贵。生活中许多以思想自诩或被我们当作思想的东西，大都只是这样那样的一些理论。好的理论为思想的诞生而献身，坏的理论则废黜思想取而代之。理论的活跃意味着思想的窒息，近大半个世纪来的中国思想舞台尽成为理论的天下，这是导致我们思想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
理论与思想的区别在于，思想是“自律”的，就像罗丹雕塑的那个《思想者》独自沉思冥想默不出声，只有这样才能获得、领悟真正的思想以及传递、交流思想。因为思想是精微的，需要认真仔细地倾听，最忌异口同声地人云亦云。与此不同，理论总是喧哗闹猛的，需要步履整齐腔调一致，没有这种理论的方阵也就没有成熟的理论形态。因为思想是个体劳动的结晶，可以进行民主争论，能够相安无事和平共处。而一种理论则需要被某个集体所认可，不容许有任何争辩。理论的发展只能是理论的主权者自我内部的事，是一种新型号取代旧的型号。思想者们至多只是开辟一方天地，理论家们则热衷于占据山头。思想者如同孤云野鹤，栖息于民间的自由自在。理论家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总是为边缘化而提心吊胆，期待在中心占有一个位置。真正的“思”具有一种“诗”性，能够提供一种超功利的享受。理论则只能是手段，为了冠冕堂皇地换取世俗的好处。当思想国的王者们在各自的天地里自得其乐时，理论界的大腕们则忙于在世俗事务中各显神通，为各自的利益搏杀拼争。所以虽然理论常常与思想结伴同行，但也总是要喧宾夺主地置真正的思想于死地。当年波普尔大力倡导“反对大词”，他其实也是在反对那种不能产生思想的理论。
总而言之，理论固然不可缺少，经验更是难能可贵。正如只有种种经验教训会让人从对理论的盲从中解放出来，只有经验会让你明白，世上总有一些什么也没有穿却自以为穿了什么的阿呆，也会有一些觉得眼前只见光屁股不见漂亮衣服的孩子，说出几句让一旁的大人为难的话来。这自古亦然，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际事实，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神秘”的“就是这样”。好在如今我们生活里这样不懂事的孩子越来越少，作为接班人的他们虽然年纪小小身体单薄，但不仅吐词清楚，而且大脑发育得很早，道理都已掌握。说起话来让大人们放心。也只有经验告诉我们，“主义”是理论的招牌，“学术”是理论的帮手。一种理论鲜明与否取决于其主义的响亮，而其水准的高低则取决于其学术的含量。所以理论界枭雄的成功之道不外乎推出主义、操练学术。主义可以拿来用之，学术也能古今兼容，最终都为一种理论的正式出场铺平道路。同样从经验获悉，教师这行当实在吃力不讨好。差的学生教不会而且他们也无所谓，优秀的学生则无须教，他们从来都是自食其力的无师自通者。如今的中国教育，从小学到中学是应试教育，在大学则是谋生教育。功利主义统帅一切。人文教育的意义除了自身也纳入谋生的范围，再就是为别的谋生行业提供包装配套服务。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以往以政治操行来划分教师的三六九等的做法，如今被以经济核算的划分所取代。也许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恢复本色。茫茫人世谁又真能免俗，虽然几年前当海德格尔热刚刚升起之际，黄土地上一时间风起云涌般地冒出无数的“寻找家园”的队伍。但其实一旦房子到手、面包不愁也就得以安居乐业，理论的小铺置换成学术的大堂，高朋满座生意兴隆。
C
一个真正有力量的民族，它的人民必须拥有思想。而历经几千年的封建愚民体制，我们的民族所拥有的不仅是物质上的贫穷与匮乏，更有精神上的麻木与愚昧。如果说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事实上是世纪初中国的一代有识之士，对我们民族这个痼疾的共同认识；那么金庸故事里的“韦小宝”则体现了当代中国思想者对我们民族性格的深刻把握。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在期待着恢复荣誉重兴中华，我们的期待实在已经太久了，每当国人想到种种国耻家仇，怎能不来气、不着急、不情绪激动群情激昂呢？但于是我们也就在让“救亡”压倒“启蒙”的同时，让情绪吞没了理性。曾亲临中国“五四”运动的美国学者杜威事后写道：“在我看来，这场运动感情因素多于理性因素。其中还伴随着夸张和混乱。”事过境迁来看这番批评恰如其分。为什么我们曾经会如此地沉没于“红海洋”的风暴里不能自拔？表明我们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民族心理，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热衷于用肚子指挥脑袋的反理性基因。对于我们，吃是头等大事，性的问题也很重要。只要食与色的需要有了着落，大局就算是基本搞定。存下的也就是一张“面子”。我们几乎总是让“面子”取代真正的荣誉感，让无主体的“我们”取代有血有肉的“我”，让各式各样空洞无物的“大词”填满我们的话语空间，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处于一种慢性窒息之中。
也许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有太多的所谓“诗骚传统”，我们的身上有发达的抒情细胞的缘故？因而我们总是偏爱于欣赏那些缠绵悱恻的哀怨故事，让自己的身心沉浸于绵绵的情感河流之中，总是等待着被各种煽情之事所征服，心甘情愿地成为它们的俘虏，而不愿费力地走出情绪之网，去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或许这也便是我们经历了长久的文明历程，所背上的一个包袱？因为文明的精细化也意味着一种弱化。我们早已远离粗犷古朴的荒蛮时代，但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骠悍魁梧的体格，还有坚强自立的品格。这对于成为一个思想者无疑是致命的，因为拥有思想意味着不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意味着得承受孤独。这便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与胆略。在一个从众心理蔚然成风的社会，这种从主流向边缘的自我放逐无疑得承受更大的压力。思想者得能放弃荣华富贵、拒绝世俗的诱惑。这种恣态对于那些荒蛮之民或许不难，但对于一个已经谙悉文明的享乐之道的民族，无疑十分的艰难。有道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热爱生命是我们文化的最大特点，为此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为此我们早已学会苦中作乐、以苦为乐。也许这可以用来解释，何以我们的社会常常表现出一种超“稳定”性。许多年前房龙曾经写道：“所有来到天朝上国的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在触目惊心的极其悲惨可怕的情况下生活仍能其乐融融。”因此，一旦我们的生存状态有所改善，我们便会及时挂起“知足常乐”的招牌，奉行起“明哲保身”的原则。
回想百年来的历史，我们的一方土地上曾产生过不少作家和更多的革命家，也有过各种主义以及大大小小的理论家，但堪称思想者的，除了鲁迅似乎也就是顾准而已。思想者们的孤独感是可以想见的，鲁迅当年曾抱怨中国缺乏真正的知识阶层，如果就一个知识分子不仅得有“学问”而且还得有“良知”而言，鲁迅所言无疑是能成立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并不崇尚这样的有识之士，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人显得很“傻”，也就是说他们不懂得保护自己的生命是人生的第一原则，不知道不必去追求无谓的理想只要活着就好。以安全感为基本前提，曾几何时，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共同守则。公正地说，这并非中国文化人生来就特别软弱，而是几千年历代统治者都奉行的思想禁锢的结果。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地开始远离思想，自觉地成为一个现代学术工业的从业人员。因为思想是危险的，对一名思想者而言不存在人为的禁忌区，不能有离“经”而不叛“道”的障碍。他(她)只对全人类负责，是像康德所说“从世界公民的立场看”，因而常常会冒犯一派一家的规矩，为他们所不容。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何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封建时代会如此之久，用房龙的话来说，那就是“封建统治会让你以放弃自由作代价，给你一种被统治的安全感”。
但无可奈何迫不得已是一回事，“变被动为主动”地为这种无奈与退守制造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与借口，则是另一回事了。虽然这样做的原因可以理解：对于一个没有真正的荣誉感可讲的人便只能讲面子，没有人能心安理得地生活于屈辱之中。如果这样的状况一时半时又无法被改变，那么改变自己则似乎是惟一的选择。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当代文化中“数风流人物，还看钱钟书”的一个原因？这么说丝毫没有轻视钱先生的意思，钟书先生学问之好有目共睹，他对当代中国文化事业的贡献也必将名留史册。但如果定于一尊，将中国知识人的追求就此定位于仅仅成为一个学问家，则只能是一种结构性偏差。在眼下的文化时尚中对钟书先生的推崇，其实也有两面性，即一方面是一些执著的学人出于对当今学术界遍布不学有术之徒的格局的不满，而提出的一种必要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是那些躲进所谓“纯学术”的堡垒里，以模范学术良民的姿态掩盖其平庸本色者一种以进为退的策略。于是我们看到，那个老阿Q虽然倒下了，但无数个新阿Q早已茁壮成长起来。不同的只是如今的他们大多身着名牌西装，拥有各式各样的头衔和荣誉，成了学术工业界的豪门新贵。
过去的20世纪曾以一曲《国际歌》拉开序幕，它的这些提醒早已让我们耳熟能详：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但依然有各式各样打扮成圣诞老人模样的救世主，要人们交出自己、一切由他们来安排，就像天真无邪的儿童期待着圣诞礼物那样，等待着他们来分发美好生活。当然，时代确实已变了许多。我们不仅有了冰箱、彩电、空调机等高档电器，还着手考虑买房子甚至车子；我们在穿着上不仅早已告别了各种“票子”，而且还开始注意起一些牌子。越来越多的人在准备作“踏出国门走向世界”之旅，先是“新马泰”，接着便是“欧美加”。面对这些变化我们无疑得承认已经“人心不古”，但你却不能抱怨“世风日下”。因为不管怎么说，毕竟有不少昔日的“苦孩子”如今已很有钱啦。但拒绝思想这一点依然如故，因为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习惯于让空心的“我们”来代理自己的信仰。而事实是，只要存在着以“我们”取代“我”的情况，只要个体还不能真正主宰其命运，就决无思想的影踪。在这新世纪的开头，当我们重审启蒙话语，能说它已经完成使命了吗？康德说得好：“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人的圈套。”毫无疑问，革命虽已结束，但启蒙并未能完成。于是，继续思的事，这是思想者的悲哀和光荣。作为一个在人文教育行业里的从业人员，我能说的只是：我在故我思，我愿意与诸位同道分享思的痛苦与欢乐。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9-21 10:04:31编辑过] |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07-9-20 20:38:55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发表于 2014-11-9 02:0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