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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时的习作，找了很久才找到。我在想，怎样才能找回那时的这种写东西感觉呢？
骑士的诗意和忧伤
王小波在他那篇有名的文章里边由衷的赞美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只猪不满于被人类安排的命运，逃避阉割，逃避宰杀；与此相反，他对那些处心积虑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和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进行了黑色幽默式的调侃和讽刺。这只特立独行的猪，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王小波自身的写照。追求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的王小波终其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文字，不动声色的描写人在人为的、理性的荒诞世界里的种种遭遇和表现，揭露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被规制的世界里，人到底有怎样的可能性？王小波，这个倒挂在天空里看世界的人，他给我们勾勒了一个何样的世界？ 阿根廷文学巨匠博尔赫斯认为：文学不过是游戏，尽管是高尚的游戏。而小说，作为叙事艺术的小说，是这种高尚的文字游戏里边最重要的一种，王小波的小说，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研究王小波，其小说创作应该是最值得注意的，阅读王小波的小说，我可以说，他已经把这种游戏玩到了同行难以企及的境地。王小波的小说叙事打破了常规的思维模式，时空倒错，情节回环往复，营造出一种奇异的饶有趣味的氛围，呈现出自由不羁，充满即兴意味的格调，机智而不做作，感性但不沉溺。他的“时代三部曲”，包括《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都有一个名叫“王二”的主人公，但并非一个人的故事。在这些小说里，王二是作为一个叙事者而存在的，他只是一个具有符号性质的人物。小说始终以“文革”这一动乱年代作为基本的叙事背景，描写革命时代可悲可叹的荒谬残酷。由此，王小波的小说超越了以前以“文革”经验构筑的作品，如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等，跳出了文革经验的藩篱，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审视那一段历史，触及了乌托邦社会的某种本质。读过英国伟大政治寓言小说家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的人都会发现，王小波对极权主义统治盛行时代和集体无意识状态的批判与反讽就直接从奥威尔那里获取了灵感和共鸣。 王小波坦言，他写书的目的之一在于给这个无趣的世界制造一些有趣的东西。在小说里，看到的应该是有趣本身。王小波所言的无趣，是指文以载道、板起面孔，一本正经的道德说教而言，这种传统文化里边对人本性的压抑，久而久之变成了假正经，伪道学，圣人们总是把自己当成幸福美好世界的设计者，这种柏拉图式的哲人王希望人们都生活在由他们设计的乌托邦里边，规定了人们该做什么，做什么才能获得幸福。王小波从有趣出发，他服膺西方哲学大师罗素那句真理：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本源。于是，在他的《青铜时代》的三部作品《万寿寺》、《红拂夜奔》和《寻找无双》里边，传统的唐代传奇已经被解构，颠覆的面目全非。红线救薛蒿的故事，红拂跟李靖私奔的故事，王仙客营救无双的故事已经变得支离破碎，改而换之的是一连串引人发笑的故事情节。以《红拂夜奔》为例，李靖年轻时候是个无赖流氓，经常到市场上找小商小贩要保护费，但是他自以为是个知识分子，要面子，这种事情不好意思对别人恶语相向，于是，只好在人家摊子上放蝎子，在人家汤锅里放蛇，只到人家把一叠铜钱放出来为止。红拂是个天真可爱的歌姬，走在洛阳城里的时候穿着摩洛哥皮裙，经常遭到李靖的捉弄。而虬髯客虽然是个剑客，但是成名之后没人跟他比剑，无所事事，整日坐在院子里边用咀嚼麻绳打草鞋，最后却做了日本国王。在这些喜剧性的颠覆背后，隐射出的是对知识分子、对聪明才智境遇的无奈与自嘲。李靖死后，红拂要自杀殉夫，但是必须写申请上报朝廷，由朝廷决定其自杀方式，并布置好一切细节，还派长安城的所有贵妇参观等等。王小波在谈到法国现代哲学大师福柯的“权力话语”时说：权力既是话语，只要拥有了权力，你说的话就是一切，有甚于木头大棒子。红拂申请自杀殉夫这一事件的全过程，既是对权力话语的幽默反讽。 在西方现代派作家里边，王小波尤其喜爱意大利卡尔维诺和法国杜拉斯。比照他同这二者的小说，《青铜时代》近似于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黄金时代》近似于杜拉斯的《情人》。《青铜时代》同《我们的祖先》的相同之处在于叙事者最终同书中的主人公合而为一，幻想与虚构的世界最终同现实的存在重合。不同之处在于，卡尔维诺的笔调轻快灵活，语言睿智而缜密；王小波的却有着一种忧郁和悲伤的情绪，虽然这种情绪是于幽默的叙事笔法间微微散射出来的。《青铜时代》里边的故事都有两个地点：唐代的长安城与现在的北京城；两条叙事线索，两套人马组合。但这两者之间又有着一种若有若无然而必然的联系。至于《黄金时代》与《情人》，显然这两者的相近之处更为明显。两篇小说都是作者青年时代的情爱回忆，同样是过去与现在的交叉，写作时间都很长，历经了十几年的修改。而且在语言和叙事风格上，王小波显然深得杜拉斯的真髓：行文简洁，文辞优美，稳健而尤有风度，结构安排紧凑合理，但就汉语版本来说，《黄金时代》的阅读享受显然超过《情人》，这是因为王小波将汉语的巧妙与张力发挥到了极致；《情人》却是由翻译家从法语转译而来。王道乾先生的译笔再深厚传神，也会受到语言的限制，这就是所谓的语言的不可翻译性。 王小波将自己的故事安排在过去、现在，还有未来，随意兴所至，无拘无束，毫无时空的界限。他说，我讨厌受真实逻辑的控制，更讨厌现实生活中索然无味的一面，生活里边有些东西，根本就不配写进小说。米兰．昆德拉有一个词语，叫“诗化的记忆”，这种“诗化的记忆”所昭示的是人内心对诗意和美之怀念与向往。正因为如此，作者以为，如果可以选择，他宁愿生活在古希腊，或者是中国的唐朝，那正是马克思所言的人类幸福自由的儿童时期，历史文明的黄金时代。王小波小说所构造的世界是一个虚幻无定的存在，他写的并非存在世界的外形，而是人的内心与梦幻，追求的是神似而非形似。我们生活于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念形态所控制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伤害和污辱人的时代，要想逃避它，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做梦——博尔赫斯如是说。在王小波笔下，那些纷繁离奇，使人头晕目眩的素材，所构筑的，只不过是他心中的理想之世，正如昆德拉所言：尘世间的上帝之国。然而，作者所传达的这些梦幻与虚构预示着什么呢？真实有一种真实的荒诞性，而梦具有一种荒诞的真实性。引用一位德国作家的话：只有在真实需要的前提下，作者才离开真实。一句话，所有的手段和努力，都是为了表达与揭露现实与内心真实存在的需要。王小波在嘲笑这个道貌岸然的现实世界的同时，以幽默深厚的笔调，实现了他制造有趣的宣言。他说自己天生就有一种黑色幽默的气质，加上他的语言天赋，于是走笔行文之间便有一种戏谑调侃，恣肆放纵的效果油然而生。然而，他的有趣不是向恶俗靠拢的媚俗，而是建立在对苦痛人生体验上的深沉反讽。 王小波的小说不可避免地写到了性，这在讳淫讳色的道学家看来，显然有谄媚世人，伤风败俗之嫌。这涉及到格调高下的问题，但是，所谓的格调、高雅，像文革里边那些高大全的作品，却完全与艺术的本质要求背道而驰。所以，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不在于所谓格调，而在于对事物和生活本质的深刻揭露。否则，乔伊斯，劳伦斯，纳博科夫，杜拉斯，昆德拉他们全都是世界级的色情作家。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法国法兰西学士院时期，同中国的“文革”时期一样，社会性心理都不正常，因此产生两种倾向，要么绝口不提，好像根本没有那回事，要么沉溺其中。王小波说，他之所以那样写，是因为生活本来就如此，“作为一个作者，我知道怎么把作品写的格调极高，但是不肯写。对于一件愚蠢的事，你只能唱唱反调。”唱唱反调，那就把他一本正经的写出来。因此，王小波对性的描写，本质上有别于当下流行的身体写作，具有本体论和形而上的意义。 王小波的小说创作，是作为“局外人”而进入文学史的。“局外人”一词来源于法国伟大作家加缪的《局外人》：莫尔索被审判自己的法庭排除在外，被整个世界排斥于外，变成一个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局外人”。王小波之为“局外人”，是源于同官方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格格不入。意识形态并非人民全部的本体愿望，它掩盖了许多社会事实的存在，并且粗暴的干涉人的心灵世界，扼杀了艺术的创造力，将作家纳入同一体制的屋檐下，于是人的聪明才智大部分消耗与互相的明争和暗斗，争名和夺利。王小波把自己当作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分子，他自愿的放弃了挤进话语圈子的努力，放弃了对“话语权”的争夺。因为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他觉得不够意思。他说，“据我所知，那个圈子里常常犯着贫乏症。”“局外人”的身份，与王小波个性自由与独立思考的人格追求是一致的。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探讨了小说死亡的问题，最后他同意了这样一个说法：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遍观当前小说艺术的创作，严肃、深刻的好作品并非经常产生，纯文学似乎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与可能，在媚俗与市侩风气盛行的时代，作为纯文学的小说，使对抗浅薄文化意识潮流的坚固堡垒。除了小说，没有什么能更真实地揭示人类复杂深沉的内心世界。博尔赫斯笔下，一部小说就是一个迷宫，这个迷宫，同时也是人类心灵的迷宫。王小波小说艺术的存在，向我们揭示了汉语文学存在与发展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他的小说是留给我们的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 除了那些迷宫式的小说，王小波还留下了数十万字的杂文随笔文字。在这些文字里，作家的睿智与才情、思辨和幽默，敏感又坦畅的精神魅力更为直接的表现出来，对理想原则的坚持和对社会问题的强烈责任感，赋予这些文字以深厚的思想力度。人活着就得明辨是非，这是王小波写杂文的出发点。他的杂文内容，主要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现实境遇的探讨，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批判，以及对科学和理想精神的呼唤。从杂文里边，我们更能看懂王小波自由思想者的精神世界。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知识分子本身似乎有着更多的悖论：一方面要保持其自由的精神与独立的人格，但在经济和社会地位意义上他们又是最缺乏独立性的群体；一方面希望遇到明君明主把自己一身的文武艺卖出去，却又经常等不到识货的主子。归根结蒂，原因就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独立地位的无保障，遇上好的时代，比如春秋战国，唐宋，就能争取得到一个好的待遇；如果遇上秦朝，明清，文革这样的年代，那就命运悲惨不堪。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地位，这种情况古今中外皆有，依附于谁，就得服从谁的意志，这是最可悲的。但在中国，此种可悲之甚，又是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知识分子从几个圣人那里继承过来的信仰——齐家治国平天下，根本上来说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衍生物，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但前提是须谋取一个较高的社会地位。这样，他们的独立性早已大打折扣。王小波又批判了知识分子的毛病——个个都想当哲人王，挖空心思要设计出理想国来把大家都赶进去生活在里面，以为这样人类就幸福了。他们自己被自觉不自觉的灌输了几个圣人的理想，又想把这些理想都灌输给别人：普通人浑浑噩噩的活着，简直是忠灾难！这是多么可怕啊，他们要代替别人思考，把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塞进别人脑子。王小波说，这要不得，人人都会思考，都懂得怎样追求幸福，中国十几亿人，并非都长着低智脑袋。知识分子应该是一群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有着科学和理性的思维，平民意识，同情心，最重要的是还需要具备独立思考自由思想的人格。与鲁迅投枪匕首式战斗风格的杂文相比，王小波的杂文更具理性与思辨的魅力，更具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关怀。鲁迅是被迫害者的反击与怒吼，王小波却是被无形强力压抑的沉默者的宣言与呼求。 如果说，小说和杂文的王小波是作为解构，批判者而存在的话，情感世界中的王小波给我们勾勒的是一个充满诗意的美的世界。他曾经这样写道：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诗意世界的存在，是他在现实世界里所遭冷遇和挫折的精神慰籍。在这样的世界里，他是一个行吟的诗人，歌唱星星，歌唱草丛，歌唱露珠，歌唱爱情。他的小说里，到处都有诗一样的句子，这些句子，有一种内在的流动的韵律。“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的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忽然之间心底涌起强烈的渴望，前所未有，我要爱，要生活，把眼前的一世当作一百世一样”。他十七岁插队时，晚上走到野外去，看到夜空像一片紫水潭，星星是些不动的大亮点，夜风是些浅色的流线，云端传来喧嚣的声音。“那一瞬间我很幸福”，他写道，“我可以做个诗人，在我看来，凡是能在这个无休无止的烦恼、仇恨、互相监视的尘世上感到片刻欢欣的人，都可以算是个诗人。”诗意的世界，是精神的家园，是尘世间的上帝之国得以存在的保证。不论是在山风吹荡、野草起伏的时刻感到悲从中来，不可断绝的少年，还是将情书写在五线谱上的王小波，都是一个充满着浪漫幻想，对生活和生命怀着无限之爱的行吟诗人。他孤独的吟唱，在大地上寻找着一个皈依之所，歌声里有着诗意的忧伤。曾经立誓要真诚地做一切事情，要像笛卡尔一样思辨，要像堂吉诃德一样攻击风车的王小波，当他累了的时候，伤痕历历的时候，是诗意的世界，是美丽的爱情抚慰了他的伤痕。真实情感世界的敞示，让我们看到他那颗跳动的炽热的心。爱你就像爱生命，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纵览王小波的全部小说，和他那些非同凡响的情书，字里行间总流露出一股无可扼抑，无边无际的忧伤。这与他早年的生活体验有关，同时也是一种个体对存在世界悲观的感受。“我仿佛已经很老了，又好像很年轻”；爱情仿佛过去了，又好像还没有到来；这一切好像是结束了，又仿佛是刚刚开始。充满诗意和哲思意味的语句之外，是对这个若有若无的世界的无奈。 这个世界，王小波，那个出奇的爱幻想、瘦长个子的孤独骑士，他带着忧伤来过；他现在在彼岸世界的河那边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6-22 23:01:54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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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11 16: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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