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骑桶者》译文比较

古小即

翻译亦如演奏，好的演奏家和坏的演奏家相差甚远，语言之精妙处，自在毫发之间。近日翻查卡夫卡《骑桶者》译文，在网上看到一个流行译本，后又将手头一译本录入，试比较如下。

 

卡夫卡《骑桶者》网上流行译本：

 

所有的煤都用光了；煤桶空了；铲子没有用了；炉子散发着凉气；屋子里充满了严寒；窗外的树僵立在白霜中；天空犹如一块银色的盾牌，挡住了向他求救的人。我必须有煤！我不能冻死！我的身后是冰冷的炉子，面前是冰冷的天空。因此，我现在必须快马加鞭，到煤贩子那里去寻求帮助。对于我一般的请求，他一定会麻木不仁。我必须向他非常清楚地表明，我连一粒煤渣都没有了，而他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天空中的太阳。我必须像乞丐一样前去，——当那乞丐由于饥饿无力地靠在门槛上，奄奄一息的时候，主人家的女厨师才决定给他喂点残剩的咖啡——煤贩虽然很气愤，但他一定会在“不可杀人”的戒律光芒的照射下，不得不把一铲煤扔进我的煤桶里。

　　怎样前去无疑会决定此行的结果，所以我骑着煤桶去。像骑士那样，我双手抓住桶把手，——一个最简单的辔具，费力地转下了楼梯。但是，到了楼下，我的桶就上升起来，了不起，真了不起！那些伏在地下的骆驼，在指挥者的棍棒下晃晃悠悠地站立起来时，也不过如此而已。它以均匀的速度穿过了冰冷的街道，它的高度好极了，有几次我被升到了二楼那么高，但从来没有下降到门房那么低。我异乎寻常地高高飘浮在煤贩的地下室门前，那贩子正蹲在地下室的一张小桌子边写着什么。为了放掉屋里多余的热气，他把门敞开着。

　　“煤店老板！”我急切地喊，低沉的声音刚一发出便被罩在呼出的哈气中，在严寒中显得格外混浊。“老板，求你给我一点煤吧！我的煤桶已经空了，所以我都能骑在它上面了。行行好，一有钱，我马上就付给你。”

　　煤贩把手拢在耳朵边，“我没有听错吧？”他转过身问他妻子，她正坐在炉边长凳上织毛衣，“我听得对吗？有一个买主。”

　　“我什么都没有听到。”那妇人说，她织着毛衣，平静地喘着气，惬意地背靠着炉子取暖。

　　“噢，是的，”我喊道，“是我，一个老主顾，忠诚老实，只是当下没有法子了。”

　　“老婆，”煤贩子说，“是有一个人，我不会弄错的；一个老主顾，肯定是一个老主顾，说话才这么中听。”

　　“你这是怎么了，老头子，”妇人把手中的活贴在胸脯上，停顿了一下，说：“谁也没有，街道是空的，我们给所有的顾客都供了煤，我们可以把煤店关几天休息一下子。”

　　“可我还在这儿，坐在煤桶上。”我喊着，没有知觉的眼泪冷冰冰的，模糊了我的双眼，“请向上面看一下，你们会立刻发现我的，我求你们给我一铲煤，如果你们能给我两铲，那我就会高兴得发疯。其他顾客确实都关照了，但还有我呢，啊，但愿能听到煤在桶里发出格格的滚动声。”

　　“我来了，”煤贩子说着便迈起他那短腿上了地下室的台阶，可那妇人抢先一步站在他面前，紧紧抓住他的胳膊说：“你呆着，如果你坚持要上去的话，那就让我上去吧。想想你夜里那吓人的咳嗽声，为了一桩生意，而且是臆想出来的生意，就忘了老婆孩子，也不想要你的肺了。好，我去。”“告诉他我们仓库中所有煤的种类，价格我在后面给你报。”“好吧，”妇人说着，上了街道。当然她立刻就看到了我，“老板娘，”我喊道，“衷心地问你好。我只要一铲煤，一铲最次的煤，就放在这桶里，我自己把它拉回去，我当然要如数付钱，但现在还不行，现在不行。”“现在不行”这几个字如同一声钟响，它又刚好和附近教堂塔尖上传来的晚钟声混合在一起，足以令人神魂颠倒。

　　“他想要点什么？”煤贩问道，“什么都不要，”妇人向下面大声喊，“外面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听见，除了6点的钟响。我们关门吧，天太冷了，也许明天我们又该忙了。”

　　她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看到，但她却解下她的围裙，试图用它把我赶走。遗憾的是她成功了。我的煤桶具有骑乘动物的一切优点，它没有反抗力，它太轻了，一个妇人的围裙就能把它从地上驱赶走。

　　“你这个恶魔，”当她半蔑视，半得意地在空中挥动着手转身回店时，我回头喊着，“你这个恶魔！我求你给一铲最次的煤你都不肯。”于是，我爬上冰山，让自己永远消失。

 

 

卡夫卡《骑桶者》孙坤荣译本：

选自《卡夫卡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孙坤荣译）

 

煤全部烧光了；煤桶空了；煤铲也没有用了；火炉里透出寒气，灌得满屋冰凉。窗外的树木呆立在严霜中；天空成了一面银灰色的盾牌，挡住向苍天求助的人。我得弄些煤来烧；我可不能活活冻死；我的背后是冷酷的火炉，我的面前是同样冷酷的天空，因此我必须快马加鞭，在它们之间奔驰，在它们之间向煤店老板要求帮助。可是煤店老板对于我的通常的请求已经麻木不仁；我必须向他清楚地证明，我连一星半点煤屑都没有了，而煤店老板对我来说不啻是天空中的太阳。我这回前去，必须像一个乞丐，由于饥饿难当，奄奄一息，快要倒毙在门槛上，女主人因此赶忙决定，把最后残剩的咖啡倒给我；同样，煤店老板虽说非常生气，但在十诫之一“不可杀人”的光辉照耀下，也将不得不把一铲煤投进我的煤桶。

我怎么去法必将决定此行的结果；我因此骑着煤桶前去。骑桶者的我，两手握着桶把——最简单的挽具，费劲地从楼梯上滚下去；但是到了楼下，我的煤桶就向上升起来了，妙哉，妙哉；平趴在地上的骆驼，在赶骆驼的人的棍下摇晃着身体站起来时，也不过尔尔。它以均匀的速度穿过冰凉的街道；我时常被升到二层楼那么高；但是我从未下降到齐房屋大门那么低。我极不寻常地高高飘浮在煤店老板的地窖穹顶前，而煤店老板正在这地窖里伏在小桌子上写字；为了把多余的热气排出去，地窖的门是开着的。

“煤店老板！”我喊道，那急切的声音裹在呼出的热气里，在严寒中显得格外沉浊。“煤店老板，求你给我一点煤吧，我的煤桶已经空了，因此我可以骑着它来到这里。行行好吧，我有了钱，就会给你的。”

　　煤店老板把一只手放在耳朵边上。“我没有听错吧？”他转过头去问他坐在火炉旁边的长凳上织毛衣的妻子，“我没有听错吧？是一位顾客。”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妻子说，她平静地呼吸着，一面编织毛衣，一面舒服地背靠着火炉取暖。

　　“噢，是的，”我喊道，“是我啊；一个老主顾；向来守信用；只是眼下没钱了。”

　　“我的老伴，”煤店老板说，“是的，是有人；我不会弄错的；一定是一个老主顾，一个有年头的老主顾，他知道怎样来打动我的心。”

　　“你怎么啦，当家的？”妻子说，她把毛衣搁在胸前，暂歇片刻，“没有人，街上空空的，我们已经给所有的顾客供应了煤；我们可以歇业几天，休息一下。”

　　“可是我正坐在这儿的煤桶上，”我喊道，寒冷所引起的没有感情的眼泪模糊了我的眼睛，“请你们抬头看看，你们就会发现我的；我请求你们给我一铲子煤；如果你们给我两铲，那我就喜出望外了。所有别的顾客你们确实都已供应过了。啊，但愿我能听到煤块在这只桶里滚动的响声！”

“我来了，”煤店老板说，他正要迈动短腿走上地窖的台阶，他的妻子却已经走到了他的身边，拉住他的手臂说：“你待在这儿。如果你还固执己见的话，那就让我上去。想想你昨天夜里咳嗽咳得多么厉害。只为一件买卖，而且只是一件凭空想象出来的买卖，你就忘记了你的妻儿，要让你的肺遭殃。还是我去。”

“那么你就告诉他我们库房里所有煤的品种；我来给你报价格。”

“好，”他的妻子说，她走上了台阶，来到街上。她当然马上看到了我。“老板娘，”我喊道，“衷心地向你问好；我只要一铲子煤；放进这儿的桶里就行了；我自己把它运回家去；一铲最次的煤也行。钱我当然是要全数照付的，不过我不能马上付，不能马上。”“不能马上”这两个词多么像钟声啊，它们和刚才听到的附近教堂尖塔上晚钟的声响混合在一起，又是怎样地使人产生了错觉啊！

“他要买什么？”煤店老板喊道。“什么也不买，”他的妻子大声应着，“外面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只是听到钟敲六点，我们关门吧。真是冷得要命；看来明天我们又该忙了。”

她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但她把围裙解了下来，并用围裙把我扇走。遗憾的是，她真的把我扇走了。我的煤桶虽然有着一匹良种坐骑所具有的一切优点；但它没有抵抗力；它太轻了；一条妇女的围裙就能把它从地上驱赶起来。

“你这个坏女人，”当她半是蔑视半是满足地在空中挥动着手转身向店铺走去时，我还回头喊着，“你这个坏女人！我求你给我一铲最次的煤你都不肯。”就这样，我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

 

（THE END）

远风

上面的翻译大概是只认得外语单词与中文字的人译的，神韵自不必提，就连有的意思也没有译出来。对比之下，高下立判。

古小即

末句"浮升",用得特准确

西贝惑

感谢小即老师辛苦敲入美文。

两者比较，高低自现。

想起几件事情：

1，翻译者本身应该被大众所重视，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转译者，好像之前有过大讨论，具体的消息当时不太在意，不知道网上有没有。

2，林少华先生对于村上春树先生可谓知己，但是后来《IQ84》不再是其翻译，读起来很不习惯。我是村上的铁杆粉丝，基本上市面上和网络上所有的能找到的文字都读了一下，觉得不同的翻译确实很影响阅读的感受。

后来一想，可能我是林少华版本的村上的铁杆粉丝，因为我可以选择很快忘记《IQ84》却不能忘记林先生翻译的本本小说和作品。

不过，林少华和村上是怎么想的？别的人又是怎么想的？有时候，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3，董乐山先生和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位是让我感动的翻译家，可能是因为一直对于《1984》的喜爱。某种程度上说，

一家屡屡推出好的译本的出版社。因为阅历浅，有时候难以推断好的译本是怎样的，但是我有一个方法，就是觉得译本前的译本序言十分重要。一个译者如果写不出一篇针对译作的序言，那么可想而知译者的翻译态度和翻译水准。而如果序言写得颇有新意，并且对于译作的感情流于言语之间，那么一个人不管能力高低，对于喜欢的事物总是会格外认真。而认真往往是做好事情的前提。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诸多书籍序言往往让我感动，并且觉得比起译作来说，这些序言如果集结也失为一本好书。

西贝惑

翻译界对于译者主体性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著述颇丰。译者的主体性又与翻译的主体紧密相关。传统的翻译观把译者对原作者的忠实与否视为衡量译作好坏的标准。译者被视为依附于原作者的文化寄生虫，被称为“舌人”、“媒婆”、“译匠”、“仆人”、“叛逆者”、“戴着镣铐的舞者”、“文化搬运工”和“翻译机器”等。对译者的这些比喻，既在一定程度上喻指了翻译的特点和困难， 同时也隐含了对翻译和译者的价值评判。

　　20世纪70年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和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为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韦努蒂提出“抵抗式”翻译，安托瓦纳·凡尔曼提出“走向译者”，埃斯卡皮强调译者主观意识的流露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些观点都反映了译者对其定位边缘化的忧虑和反思。

　　身份认同（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在广泛的含义上，身份认同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折磨。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的主体体验。许多译者曾表达过类似的抉择经历，例如，查明建、田英指出，译者是两种文化的中介。但这并不是说译者是文化中立者。他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取向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在他的翻译选择、翻译方式等方面。王东风认为，不管我们的愿望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来就不是平等的。在这种交流之中，译者就像一个谈判代表，代表着某种特定的文化势力，因而他往往会对他的谈判对手，亦即拟从另一文化译入的文本，持有某种特定的态度。这种针对出发文化的态度，或敬或鄙，反映了译者对其所代表的文化地位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理解，从而也是译者选择特定翻译策略的社会语用根源。译者在翻译中对翻译策略的取舍体现了他对源语文化或译语文化的认同程度。译者不得不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对自身的身份作选择，这是译者自身主体性建构的一部分，其结果对翻译的质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身份认同概念所关注的是“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其思想根源来自于西方本体论。身份认同观依随本体论的流变，经历了三次大的裂变，形成了三种模式，分别是以主体为中心的启蒙身份认同、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和后现代去中心的集体身份认同。身份认同观可以为译者主体性的思考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启蒙的个体身份认同

 

　　启蒙身份认同观产生于启蒙时代的历史语境。在欧洲的中世纪和世界各国封建时期，不约而同的君权神授都表明主体性更多地属于神而不是人。直到16和17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逐渐削弱，笛卡尔在《论方法》中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主体论思想。他强调人的意识怀疑和反思能力，认为人的自我身份等同于卓立于世象之外纯思，强调思与自我的一致和自足。康德继承了笛卡尔的主体论，他在《什么是启蒙？》中认为，理性主体的本质就是“敢知”，自我启蒙过程就是克服存在的依附状态，逐渐走向成熟。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了主体的发展依循的是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到绝对精神的路线，他认为在绝对精神状态，意识战胜了异化危险，与世界合一。处于绝对精神状态的自我可达格物致知之境，既不受欲望、激情的羁绊，又能洞彻世界的万千幻想。这一时期的身份认同观“建立在对人的这样一种理解的基础上，即人是完全与自己为中心的统一体，具有理性、意识和行动能力”。

　　与黑格尔同一时代的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的演讲中首次总结了翻译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可以看出，施莱尔马赫极大地肯定了译者的高度主动性。译者被视为原作者与译语读者之间的积极引导者。在施莱尔马赫的翻译理论中，译者体现为一个能够主动选择翻译策略的理性思考的主体。这可以视为译者个体身份认同被唤醒的标志。个体身份认同是指在个体与特定文化的认同过程中，文化机构的权力运作促使个体积极或消极地参与文化实践活动，以实现其身份认同。

　　尽管施莱尔马赫没有明确指出促使译者个体身份认同的文化机构，但是他提出，译者并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于原作者之外的个体，译者的自我意识发展依赖于原作者的自我意识。在施莱尔马赫看来，译者相比起原作者而言，还不是一个完全“纯思”和“独立”的主体。施莱尔马赫把翻译中涉及到的三个认知主体（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按照能动性分为不同等级。显然，他把最高一级赋予了原作者，把译者归为原作者的附属和寄生，把译语读者归为与文本一样作为受操纵的客体。这种观点曾经一度主宰着翻译界。人们一度普遍接受翻译者需要忠诚于原作的观点，直到20世纪才有所改变。受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影响，罗兰·巴特提出“作者已死”，认为文本生成之后，作者就失却存在的价值，文本的意义在读者对语言符号的阅读中产生。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学者更是强调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他们认为，文本的意义不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而是由翻译者（读者）决定的。本雅明在《翻译者的任务》一文中认为，译文与原作之间是一种延续与创生的关系，本来就无“忠实”可言。文本经过翻译而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而获得新的生命。所以，在解构主义学者看来，译本不是原作的附庸，而是原作文本的再生。翻译不仅仅是传达原作内容的手段，而更主要的是使原作得以生存的手段。因此，翻译者非但不是原作者的附庸，还是他的作品在另一种文化中获得再生的帮手。另外，不少折中观点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依据，提出翻译的主体性是原作者、译者和译语读者的主体间性。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作者、译者与读者三个主体，不是孤立的主体，而是以对方存在为前提的一种共在的自我。译者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阐释，融合成一个更大的视界，让翻译涉及的诸视界达到贯通融合，最终完成沟通与交流之重任。

　　由此可见，随着译者的创造性价值不断得到肯定，译者的个体身份认同也逐渐走向成熟。他们摆脱了对原作和原作者的文化寄生身份。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不可否认，译者同时受到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规范的约束，必须遵守“行业的道德良知”。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创作使译者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表现自我。虽然同样是关注主体个人的身份，自我身份与个体身份是既相似又不同的两种身份认同的层次。自我身份认同强调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以自我为核心。在翻译这种特殊的语言创作中，译者的自我身份认同依然未被唤醒。

 

社会身份认同

 

　　19世纪以来，出现了以社会为中心的身份认同观。它的哲学根源来自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胡塞尔所关注的人的“意识”是有指向的，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而不是某种封闭自守的主体性。他提出，主体和客体不可分地相互联系，不是彼此独立地存在着。意识是对事物的认识和感受，而事物则是在意识的阐明和确定它的存在的行动中才显露出来的东西。一端是感受的行动，另一端是一定的“设定意义的行动”所指向的事物。这是现象的两端，如果排除一端，则另一端也将消失。在这种“交互主体性”的概念里，主体的意识存在于生活世界中，依存于不同主体构成的共同体。

　　这个时期的身份认同观强调了社会对个人存在和意识的决定性，突出了自我与社会的两极关系。这种观念也来源于当时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成果。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阶级身份的决定因素，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弗洛伊德则进一步瓦解了启蒙主体，他指出人只是在超我与自我的心理层面实现它与社会的认同。自我不再是认同的中心，而是一个承受矛盾冲突的心理界面。在那里，社会约束力与本我的里比多相持不下，争斗不止。福柯指出，与古老权力机制不同，现代权力技术已达到控制人的身体、调节人口的发展水平，它是对生命的全面控制。

　　操纵理论和多元系统理论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身份认同观在翻译界的影响。操纵理论以操纵学派的安德烈·勒菲弗尔、苏姗·巴斯奈特和西奥·赫曼斯为代表。勒菲弗尔提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操纵文学翻译的三种主要力量。无论是翻译方式、翻译策略，还是措辞、格律韵式， 都会受到译入语的意识形态、诗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另外，译文如果要获得出版，必须具备一定条件。除了读者，政府、各种机构、赞助人等都会发挥各自作用。译什么、如何译也不是译者个人完全决定得了的。因此，操纵论认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

　　同一时期由伊恩·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也关注社会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他提出，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的地位决定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的地位，或起主要作用，或起次要作用。而翻译文学的不同文化地位反过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的翻译决策。佐哈概括了三个社会条件：1.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文学还“年轻”，正处于创立阶段的时候；2.当文学要么“边缘”，要么“弱小”，或者既边缘又弱小的时候；3.当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的时候。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如果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十分强大，从而使翻译文学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以这一多元系统为目标系统的译者往往会采取归化式的翻译方法；而如果翻译文学在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处于主要地位，译者则多采取异化式翻译。

　　这一时期身份认同观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无论是操纵论还是多元系统论，都认为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受到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继个体身份认同被唤醒后，促使译者作身份抉择的文化机构的权力被进一步明晰化。与施莱尔马赫时期不同，这个时期的翻译理论承认译者超越了对原作者的依附，认识到除了原作者的影响外还需要受到来自社会强大的外在约束。这种翻译观与同一时期的身份认同观相吻合。

 

后现代的集体身份认同

 

　　二战以后，出现了全球化、后殖民和后现代的思潮，身份认同观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其主要特点是去中心。统一、恒定的主体受到了质疑。人们逐渐接受这一观点，即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统一的自我不再是中心。人们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种族、民族、性别、阶级观念等纷纷加入了身份认同的大熔炉，翻译界不可避免地也经受了洗礼。道格拉斯·罗宾逊在《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阐释》一书中指出，“全球化使得一直被压抑在文化边缘地带的旧殖民地国家的文化身份变得日益模糊起来，那里的知识分子迫切需要寻找自己民族文化身份的价值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全球化本来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概念，但用新左派的观点来看，它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自从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在新的世界体制里，资本是一台庞大的机器，它不断地破坏机制、同时又不断地重建机制。技术的便利使不同种群、性别等进入公共领域，人们有了更广阔的交流空间。

　　在这种全球化的交流中，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交锋愈发明显。译者作为文化间的传播者，他们意识到翻译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文化交流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译者的身份认同随之发生明显的变化，其中美国翻译家韦努蒂在1995年提出“抵抗式翻译”的主张便颇具代表性。韦努蒂在其著作《隐形的翻译者》中正式为两百年前施莱尔马赫提出的两种翻译策略命名，一种称为归化法，另一种称为异化法。他借此时机，提出基于同一性、确定性的归化翻译传播英美文化和英美意识形态，体现了文化传播中的不平等交流。而异化的翻译则通过保留外国文本中异的成分， 破坏或毁谤目的语文化的规范， 故意用不通顺、不流畅、不透明的非惯用表达方式，并通过填补或揭示文本中的沉默、空缺、不在场之处来进行颠覆。

　　这种策略的思想根源是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其认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非同一的。意义永远是有差异的和被延迟，不论是文本还是译本，都是派生的非原创的。因此，翻译就应该表现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 并提供实现和研究差异的场所。霍米·巴巴认为，翻译有助于文化身份的塑造，作为携带着杂合身份的后殖民地人民来说，只有摧毁自己民族主义传统的连续性与恒定性之后，才有可能在一个充满文化差异的断裂而又彼此互文的暂时性中，自由地协商、转换他们的文化身份。翻译是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商讨的媒介，翻译的过程是两种异质文化彼此之间差异性的协调和商讨过程。译者像媒婆一样把两种文化带到一个“第三空间”，让两种文化都放下自我中心主义的架子，在这个“第三空间”进行协商、对话，译者的文化身份也因此在新的空间里获得了定位。

　　在这个时期，人们不再把社会看作含混一片的整体，而是细分为以不同文化群体或亚群体为单位的集体。他们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在不同集体之间进行抉择，将一种文化视为集体文化自我，将另一种文化视为他者。译者进行的抉择是一种集体之间的文化力量的衡量。集体的构成表现为种族、民族、性别、阶层等等，呈多元状态。在强弱势力的对比中，译者通过归化或者异化的翻译手段来体现自我和他者的认定，在集体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完成本体自我的塑造。

西贝惑

去年冬夜，我突然焚烧一般地想念起一个人。大半年过后，心里还燃着余焰，偶而遇到关于思想文化一类问题，还会凛凛然地升腾起来。

 

　　大约这同当时手头的一部翻译小说有关：《中午的黑暗》。这部小说的译者，与著名的《一九八四》的译者恰好同为一人。两部小说的主题的相关性，使我确信，它们对于译者来说定然出于某种选择，而不是意外的巧合。但当联想起历史性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也是由这位译者领衔翻译时，不觉大为震惊，因为他的目标实在太明确了。接着，我把书架上的他的其余一些译著翻了出来：《古典学》、《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苏格拉底的审判》；我发现，在这中间，埋藏着的是另外一条思想线索。鲁迅曾经说过，翻译这工作相当于“偷运军火”。当今的这位译者，不正是沿着在前头仆倒的精神战士的道路，继续摸索着行进的吗？于是，在寒风呼啸的夜晚，我仿佛看到有一个人，擎着火把，把一小批又一小批炸药艰难地运抵古堡……

　　这个人就是董乐山。

 

　　在与邵燕祥先生合编的《散文与人》丛刊上，我编发过董乐山先生的一篇短文，其中拒绝用电脑写作的固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外，我还曾遵从来信的嘱托，为他把另一篇短文转给南方的一家报纸发表。因为想到给《曼陀罗译丛》添译一种奥威尔的随笔，与董先生之间通过一回电话；记得听筒里的话音十分爽朗，宏亮，依稀夹带笑声，其实当时他已深陷病中了。然而，我并不认识董先生，他去世的消息还是朋友告诉我的。听说北京的报纸做过一个悼念他的专版，我也不曾见到。

　　出于探寻一个精神生命的渴望，我恳请邵先生代为搜集一份董先生的译著的清单。从邵先生那里，我约略知道董先生生平的一点轮廓：原来他是一名左翼分子，在1947年脱离组织，这在别样的人们看来，当然是“向右转”了；十年过后，果然坐实了“右派分子”的名份，变做了专政对象。这种情形，与《一九八四》和《中午的黑暗》的两位作者的身世不无相同之处。建国以后，他一直在新华社，主要从事《参考消息》的编辑及翻译工作；至于译书，应当算是余事了。

　　邵先生寄来的书单是李辉先生开具的。随后，李先生还特意把他为《董乐山文集》写的序文寄了来，加深了我对董先生的了解。对于一个毕生从事文字工作的人，生命的根本依据便是文字。关于翻译，仅以董先生撰写的《英汉美国翻译社会知识辞典》这样一种工具书来说，他就足够有资格被称为“翻译家中的翻译家”，何况，还翻译了那么多著作。特别是史著、学术著作和政治性小说，它们构成了董先生的灵魂，使我们从中国翻译界的浓密的灌木林中，一眼便能瞥见一棵伤残而傲兀的大树，以铁似的干子，直刺奇怪而高的天空。

 

　　《第三帝国的兴亡》是董先生在新闻工作之外的另一种翻译的起点。

　　这部三卷本的巨著，从六十年代初动手翻译，七十年代末出版，中间横隔着文革十年。在这个红色恐怖时期，身为“右派”，处境的恶劣可想而知；然而，他和他所邀约的倒霉的伙伴竟然决心推举这块巨石。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译者从喧嚣一时的野心家、阴谋家、专制主义者身上，看到了当年的纳粹党徒的影子，在“大树特树”，蛊惑群众，绝对服从，种族歧视，以及其他灭绝人性的行为方面过份肖似？是不是书中对元首直到所有的法西斯分子的暴露，给了已然失去自由言说的权利的译者以诅咒的快感？第三帝国的覆亡本身难道还不足以提供一种信仰、一种眼光、一种力量吗？“人民还活着。土地也还在。但人民却茫茫然，流着血，挨着饿。当冬天到来时，他们在轰炸的劫后残垣中，穿着破烂的衣服不停地打着哆嗦；土地也一片荒芜，到处是瓦砾成堆。曾经企图毁灭其他许多民族的希特勒，在战争最后失败的时候也想要毁灭德国人民，但与他的愿望相反，德国人民并没有被毁灭。只有第三帝国成了历史的陈迹。”一个帝国的崩溃，其影响是世界性的。整部译著回响着这种震动，同时，我们也分明听到夹杂其中的译者的激烈的心跳声。董先生起意翻译这部巨著，我猜想，决不会仅仅展示一下西方历史的陈旧地图；最初的动机，恐怕还是借了物理学的折射原理，反观东方的现实。在令人窒息的日子里，为了把一个希望的信息传递给中国读者，译者当付出多少坚忍的热情，作着怎样挣扎般的努力呵！

　　文革幸运地宣告结束了。正当知识界为“第二次解放”而欢欣鼓舞之际，至少在名义上已经给平反了的董先生，开始翻译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八十年代中期，接着译完了英籍匈牙利裔作家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这两部小说的翻译，实际上是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工作的继续。

　　《一九八四》是一部寓言体小说，同札米亚京的《我们》和Ａ·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一起被并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社会批判的色彩是明显的。在小说中，世界分为三个超级大国：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大洋国社会的根本信念是，老大哥全能，党一贯正确。”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就在大洋国政府的真理部工作。所谓真理部实际上是谎言部，正如和平部是战争部，友爱部是镇压部，富裕部是匮乏部一样。温斯顿的日常工作是制造谎言，涂改历史，抹杀人们的记忆。周围处于“思想警察”高度监控下的恐怖气氛，以及人们工作的性质，都是为他所痛恶的。在此期间，唯一能够让他享受生命的欢愉的便是与同事裘莉亚之间的爱情。但是，即使他们总是设法秘密接触，仍然逃不出组织的巨掌，终于被捕。在狱中，温斯顿经过种种精神酷刑，证实了“洗脑”的效果：“他又回到了友爱部，一切都已原谅，他的灵魂洁白如雪。”就像小说最后说的，“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关于《一九八四》的思想内容，董先生在译序中概括道：“作者所描述的未来社会实际上是当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法西斯极权统治的进一步恶性发展：人性遭到了泯灭，自由遭到了剥夺，思想受到了管制，感情受到了摧残，生活的单调和匮乏就更不用说了。个人完全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主义化社会中的一个自动化的机器，尤其可怕的是人性的堕落达到了没有是非善恶之分的程度。”经历了文革十年，想必译者会有一种切肤之痛。到了《中午的黑暗》，“老大哥”变做了“第一号”。小说写道：“第一号成为主持弥撒的大祭司。他的发言和文章，甚至文风，有了一种绝对正确的教义问答性质。”“第一号的政权玷污了社会国家的理想，甚至像一些中世纪的教皇玷污基督教帝国的理想一样。革命的旗帜降了半旗。”革命的异化程度是惊人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鲁巴肖夫同温斯顿一样，都是组织的叛逆；但是不同的是，他不是一般的工作者，而是领导者，亲自处理过无数优秀的或无辜的分子，正因为如此，对革命的反思也更为深刻。不同于温斯顿的还在于，他是被处决的，而且至死没有被改造过来。“三十年代的情况，似乎已是过去的事了，在人们的记忆中，由于同时代人的逐一凋零，也被慢慢淡忘了。但是清洗的阴影，不仅仍旧笼罩着许多国家，而且在这半个世纪中仍旧不断地到处在借尸还魂。即使在大讲‘公开化’和‘透明度’的现在，许多人仍‘心有余悸’。因为目的与手段的矛盾仍没有解决，政治权宜仍是行动准则。要消除这种扭曲和畸变对人类的威胁，光明正大地、毫无隐晦地正视这段历史，让人民和历史作出应有的判断，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不可推卸的义务。”在译后记行将写完时，他给补了这样最后一个句子：“但愿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午的黑暗’只是艳阳天下一时的阴影。”文章写于“不问春夏秋冬楼”，时间是1988年4月。董先生的心是广大的。他的梦想，他的悲愤，他的忧患，在这里已经表白无遗。

 

　　董先生对奥威尔的著作可谓情有独钟，在《一九八四》之后，又翻译了一部三十万字的《奥威尔文集》。其中有一篇《我为什么要写作》，大可以看作是董先生关于翻译的自白。“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文章说：“我在过去十年之中一直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由于我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意识。我坐下来写一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对自己说，‘我要生产一部艺术作品。’我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最先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让大家来听我说话的机会。”对董先生来说，翻译相当于奥威尔的“政治写作”，他是同样作为一种艺术来经营的。在小说中可以看到，许多地方经由他的转述之后变得多么美妙。比如《一九八四》，描述温斯顿在小组讨论时有一句话，他译为，“很像雄鸡一唱天下白时就销声匿迹的鬼魂一样。”语意双关，真乃神来之笔。

　　未经改革的体制具有很大的封闭性。由于我们长时期被置于名为“极左”的政治路线的阴影之下，因此得以重现《一九八四》的颠倒世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简直就是“中午的黑暗”。可是，对于这样一段由权力和阴谋主宰的历史，我们的文学不是不能表现，就是无力表现，作家在因袭的和实验的形式中构造的故事，同残酷的现实比较起来是那么苍白，更不要说思想深度了。我们对历史的判断，仍然习惯于使用共同的意识形态的框架；我们的思想活动，在官方的结论那里一动不动地打下死结。偶有意识松动的作家，也都学会使用含糊的措辞，在三审制之下，同编辑一起与官方达成看不见的“社会契约”。在历史面前，我们的文学其实等于交了白卷。正是在这样一片空白的文学地带，出现了董先生的翻译小说；它们的价值，实在远远超出于原著本身。

 

　　思想者顾准，在九十年代为中国知识界所推重。顾准思考的中心问题是民主问题。对于民主，他是从它的源头—古希腊城邦制度—导入进行考察的。而这个思路，正是董先生的思路。他们一样是“倾心西方文明的人”。

　　在西方现代思潮汹涌而入的时候，中国人普遍表现为一种阻拒和惊恐的态度，就像鲁迅所形容的那样，大叫“来了”，却不想根究来了的是什么。为此，鲁迅颇感慨于知识界在观念引进方面的怠慢。大约因为考虑到异质文化对于变革传统，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所以，他把翻译工作提高到与创作、学术并列的地位，力倡“拿来主义”，并且身体力行。董先生也是这样认识而且实践着的人。他在晚年接连翻译的几种理论著作，都是致力于民主与科学的建设的；这时，他已然来到了他所译的抨击极权主义的小说的背面。

　　《古典学》为英人著作，是一部关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入门书。作者从现今伦敦市中心展示的一座古希腊神庙的几块雕塑残片出发，讲述它们的作用，以及它们的建造者，建筑思想和相关的理念，进而扩及美术、陶器、文学、哲学和科技等更广大的知识范围。所谓古典学，在这里，所指不仅包括希腊罗马构成的古典世界，还包括了对其中共同的问题、故事、疑问和意义的思考。“思考生活在现在的过去，思考生活在过去的现在”，也即是思考我们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世界之间的距离，是对我们所在的现代世界的性质的界定。

　　如果说，《古典学》中的希腊罗马世界仅仅是一个起源，那么，《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着重介绍的就是主河道，源远流长，一直通往二十世纪。在译著中，董先生对“人文主义”一词做了很详细的阐释，他是主张把它放到人类的自由生存—“人学”的根本意义上进行理解的。针对中国思想知识界的现状，他批评说：“过去中国虽有两次西学东渐，但主要由于客观上的原因，两次都不深不透，近乎一知半解。最近这次虽然因为新思潮新学说纷呈，着实热闹过一阵子，但还未深透就戛然而止，以致烧成了不少夹生饭。不是有著名政治学家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吗？在反对‘言必称希腊’的时代，这并不奇怪，但发生在第二次西学东渐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笑话。至于把民主理解为‘当官要为民作主’而犹理直气壮，那就更加令人啼笑皆非了。”写这译序时已是九十年代，而人仍在“不问春夏秋冬楼”。

　　美国报人斯通的《苏格拉底的审判》是董先生晚年所译的又一部著作。

　　斯通把言论自由的源头一样上溯到希腊古典文明时代，他认为，“古代雅典是思想及其表达的自由空前发达的最早社会，在它以后也很少有可以与之相媲美的。”然而，恰恰在这个以言论自由著称的城市，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别无武器捍卫自己的哲学家起诉、判罪、处死！在本质上，苏格拉底坚持的立场是个人独立自由的立场，也是反民主的立场。通过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斯通揭示了民主与自由的矛盾性，民主政体的缺陷及其潜隐的危机。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否定民主，而是通过对民主的批判，使之趋于完善。民主是开放的，多维的，兼容的，而不是独裁者的招牌，多数的把戏；它必须使个人自由栖居其中，成为它赖以长存的基础。

　　董先生在译著中高度赞扬斯通，把他同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誉为一样的牛虻式人物。在董先生笔下，斯通不畏强权，特立独行，因此不仅不容于当道，而且在主流同行中也被侧目而视。但是，他们不得不钦佩他的人格，倾听他的言论；因为那是“美国新闻界唯一的荒野呼声”。为了深入地进行有关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理论探索，这位老报人居然在七十高龄之后，开始学习希腊文，目的是直接阅读希腊哲学原著和相关的史料。《苏格拉底的审判》便是这个痛苦的自我折磨的结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董先生的人生价值的取向；其实，他不也是从很晚的时候才开始急跑步地进入西方人文思想的译介工作，喊出荒野的自由的呼声的吗？

　　七十年代末，即董先生说的第二次西学东渐时期，译业逐渐发达起来。最先涌现出来的是文学经典，因为争夺版权的缘故，拙劣的重译本至今源源不绝；紧接着是流行小说，西方刚刚问世，这里就上市了。严肃的科学著作却不多见，尤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它们的翻译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一些较成系统的丛书，也多从学科方面考虑，而不是从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董先生不同。首先，翻译于他是一种生存方式和表达方式。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倘非此不足以张正义，舒愤懑，董先生便不会翻译史传、小说、随笔；由于他是作为一个受难的中国人而存在的，这样的翻译，在多难的中国人中间就有了很大的代表性，容易引起共鸣。从所有这些著作看来，董先生并不止于控告和抗议；在情感的投射中，随处显示着历史理性的力量。知识分子角色的自我认知，赋予董先生以神圣的使命，驱使他在有限的余年，进一步选择并且翻译了数种基础性的思想理论文本。董先生始终是一位启蒙战士，所以不同于那些一般的信守“信达雅”的翻译家。许多翻译家，哪怕最著名的翻译家，他们的译事，都大抵不是出于专业的目的，就是关乎纯粹的个人趣味，很少有人做到像董先生这样跨越专业，以社会改造为旨归的。在翻译家那里，注重的仅仅是阅读，是知识；在董先生这里，注重的则是命运和前途，是关于社会人生的大问题的思考。董先生具有高度自觉的翻译意识，他的每种翻译，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存在偶发性，随机性，却有着惊人的稳定性。“我心匪石，不可转也。”他明白世界的大潮流，更明白中国。天不变，道亦不变，董先生是坚执于此道的。

 

　　因此，对于斯通，董先生更多地从萨依德论知识分子所称的“业余性”的视角加以评价。“在美国新闻史上，不乏声誉卓著的新闻从业者，”他说，“但是够得上新闻从业者典范的，恐怕只有Ｉ·F·斯通一人而已。”接着补充说，“不论别人的名声是多么煊赫，事业是多么庞大，影响是多么深远。因为只有斯通所追求的不是个人事业的成就，而是他始终坚信的新闻自由和独立的原则，因为只有他具有一个新闻从业者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心。”在这里，他把知识分子人格同社会要求结合到一起来了。

　　在当代中国，谁是斯通？论翻译界，我知道的是，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

白水

原帖由 西贝惑 于 2014-12-14 01:26 发表  有时候难以推断好的译本是怎样的，但是我有一个方法，就是觉得译本前的译本序言十分重要。一个译者如果写不出一篇针对译作的序言，那么可想而知译者的翻译态度和翻译水准。而如果序言写得颇有新意，并且对于译作的感情流于言语之间，那么一个人不管能力高低，对于喜欢的事物总是会格外认真。而认真往往是做好事情的前提。

这个说法有点意思，有道理。

清和

原帖由 西贝惑 于 2014-12-14 01:30 发表 翻译界对于译者主体性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著述颇丰。译者的主体性又与翻译的主体紧密相关。传统的翻译观把译者对原作者的忠实与否视为衡量译作好坏的标准。译者被视为依附于原作者的文化寄生虫，被称为“舌人”、“ ...

這個……應該是「研究者/理論家所認為的」譯者身份認同吧，當作文獻綜述便罷，但若要談譯者身份認同問題，為什麼不讓真正的譯者出來說話？

這些理論里，「翻譯」成為了文化交流甚至哲學思想的一個隱喻，與現實中的翻譯活動、尤其是現代商業社會的翻譯活動相關性甚小。

西贝惑

原帖由 清和 于 14-12-2014 20:48 发表 這個……應該是「研究者/理論家所認為的」譯者身份認同吧，當作文獻綜述便罷，但若要談譯者身份認同問題，為什麼不讓真正的譯者出來說話？這些理論里，「翻譯」成為了文化交流甚至哲學思想的一個隱喻，與現實中的翻譯 ...

我转的是作者书的序言

不知道清和君有没有这个话题相关的文章或者感想，盼复。

清和

原帖由 西贝惑 于 2014-12-15 00:01 发表 我转的是作者书的序言不知道清和君有没有这个话题相关的文章或者感想，盼复。

那希望這本書能讓「隱身」的譯者發聲。

翻譯研究裡有對「譯者倫理（ethics）」這個問題的相關研究，不過我沒有太關注過這一塊，只記得有幾本英文著作是以個案研究來探討譯者身份困境的，明天去找找~

身份認同是一個太複雜的問題，每個人在不同情境下可能做出不同的選擇，譯者對其自身的定位以及翻譯策略的選擇更是同時受到各種不同因素的影響。我更感興趣的是歷史長河中一個個鮮活的個案：譯者，翻譯事件，文本。像這篇序言中這樣就長時段發展的理論概括確實不是我所擅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