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糊语言学

日月光华

       模糊语言学是模糊集合论与现代语言学相结合而形成的，模糊集论的主要思想是集合的界限具有伸缩性。语言四要素都具有模糊性。请老师举个例子讲讲语音、语义、语法的模糊性具体怎么理解？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0-7 12:43:01编辑过]

木兰晓芙

    我现在身边尽是些留学生汉语教材和中国文化的光碟，语言学资料不好找。我给你提供一些线索，供你进一步思考。

    （1）正如你所说，模糊语言学的基础是模糊集合论。没有模糊集合论，也就不会有模糊语言学。所以国内外学者在模糊语言学研究上的基本方法都是以札德的模糊集合论为基础对语言的模糊性展开定量和定性的研究。一般说来，我国学者的模糊语言学研究倾向于定性的研究，西方学者则倾向于定量研究（数理逻辑运算和实验统计测定）。

   （2） 模糊集合论适用于语言模糊性研究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语言范畴实际上就是某一个论域中的模糊集合。范畴的核心部分是范畴中所有成员共有的典型属性（相当于集合的定义）是明确的；但是范畴的边缘（相当于集合的外延，即组成该集合的所有元素）却是模糊的，不能明确地加以确定的。传统集合论的基础是二值逻辑。在二值逻辑中，一个命题，即一个表达明确意义的陈述句，其真值要么是真（记作“1”）， 要么是假（记作“0”）。根据这种二值逻辑的集合论， 一个概念范畴的内涵和外延都必须是明确的。

       例如“老李是个教授”这个命题，只允许取值“1”或“0”，即老李或者是个教授或者不是个教授，二者必居其一。可是，要是我们将这个句子中的“教授”改成“好人”、“老年人”的话，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好人”是个模糊概念，其内涵（即基本涵义）十分清楚，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判定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但这个概念的外延却是不明确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一个人要好到什么程度才算得上是一个好人。到什么岁数算作“老年”，也是模糊的。

      对这样的命题，就不能简单地用“1”或“0”去描述其真值。札德看出了二值逻辑的缺陷，提出以“隶属度”（注： 关于“隶属度”（ degree of　membership）的概念及其在语言分析中的应用，详见M.Smithson, 1987.　Fuzzy　Set Analysis for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New York:Springer-Verlag.Chapter 1,pp.9—12.）的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对于像“好人”、“坏人”这样的模糊概念的集合，规定其成员对该集合的隶属程度，可以取闭区间［0，1］内的任何实数值，即可以在［0，1］的区间内连续取值，这样，模糊集合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隶属度与之相对应。这个隶属度就构成了这个模糊集关于它的元素的隶属函数（membership function）（注：Ibid, pp. 19—23.）。隶属函数可用以描述各种模糊集合，这使得模糊集合论在研究各种模糊事物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木兰晓芙

          

         （3）语义模糊与歧义、多义、笼统、含混、 概括等语义学其它概念的区别。
          这方面的论著有伍铁平《语言的模糊性和多义性等的区别》（注：见《语文导报》1987年第1期。），俞如珍《简论词的模糊性、 概括性和特指性》（注：见《外国语》1993年第2期。）， 杨斐翡《英语中歧义与模糊的基本区别》（注：见《福建外语》1992年第3、4期合刊。）和吴世雄《应该区分词语的含混与歧义》（注：见《外语教学》1994年第2 期。）。其中吴世雄文从认知角度对词语的含混与歧义作出区分。杨斐翡和俞如珍的文章分别对英国语言学家Ruth Kempson的四种词义模糊类型的划分提出异议。
    目前，我国语言学界已经对语义模糊的本质、特点及其与其它语义学概念的区别有了清楚的共识。可是在实际上，仍然有不少人将概括、多义、歧义、双关、含混等与模糊混为一谈。这方面的例子详见伍铁平《模糊语言学综论》（注：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 年第6期。）。
         

木兰晓芙

         （4）语音和语法的模糊性研究
           尹斌庸《模糊集合论与语言研究》，把“元音”、“辅音”、“词”、“非词”这些语音学、语法学概念看作模糊集合，提出用模糊集合论解决这些问题的设想。用模糊集合论解决英语名词可数性的成功事例是何自然的《英语名词可数性的模糊界限》（注：　见《现代英语研究》1986年第1期。）。 徐盛桓《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些趋势》（注：见《外语教学》1992年第4期。）对此做了方法论上的阐释。他认为， 模糊数学的方法可用以对语言现象的分析研究，使人们对可数性、主语性、宾语性等语法现象有更确切的认识。宋志平、唐邦海《渐变：探讨语法中模糊现象的新途径》（注：见《外语学刊》1991年第1期。 ）用“递差”的概念详尽分析了词类之间或词类内部的渐变，句法结构的渐变，句和词之间的渐变。该文中的“渐变”即为我们在上文所说的“递差”，它们和另一个语言学术语“梯度”一样，都是英语语言学术语“gradience”在汉语中的译名，因此它们表达的概念是相同的。

      音素 a,人每次发的都不会完全一样，不同的年龄、性别的人发出的音素 a 在语图仪上更是不尽相同，但我们认为这些音的隶属度在某个区域之内，可以认同为同一个音素，即这些人发的都是 a，而不是其他音素。再细分下去，音位/ A / 的几个变体也是在确定了相关区域之后，再判断实际发的音是哪个变体。比如“na” 这个音节，正常情况发的是[A]，如果稍靠后些，发成后[A],我们能听出来不太准，但不会听成别的音素；而且有上下文的制约，更不会误解所表达的意义。

       所以“音素”概念，研究的其实是一段比较接近的音域，而不是一个点。

       （5）目前公认的国内第一个推介、研究模糊语言学的学者是北师大文学院教授伍铁平先生。我找到了他的一篇文章，读来令人感奋，转贴于此，供你参考。

 

木兰晓芙

     在此谨向著名的语言学家、现年八十高龄的伍先生致以崇高敬意！ 

伍铁平: 我的学术生涯——对学生4个问题的答复
时间:2005年6月19日 作者：伍铁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彭泽润教授指导的学生左琦为撰写题为《伍铁平语言学学术思想研究》的论文，给我来信，提了4个问题（即下文用黑体字标出的4个小标题），作为该院研究湖湘文化的一项内容。我没有什么学术思想，建议她改文题。但对她提的问题我没有理由拒绝回答，只好勉为其难，答复如下。

（I）国外语言学理论对您的影响

从1955年起，我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担任学报（当时名《外专校刊》，后相继改名为《俄语教学与研究》、《外语学刊》）主编，当时苏联专家乌汉诺夫副博士来该校系统讲授俄语理论语法，不仅为我打下了坚实的理论语言学的基础，对我的编辑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我在上述学报上发表了多篇研究俄语语法的文章。乌汉诺夫还讲授了“俄语历史语法”和“古斯拉夫语”等课程。这使我对俄语词源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编写了《教学用俄语词源词典》（商务印书馆本拟出版，后因苏联解体，俄语在我国不像过去那样受到重视，未能出版），发表了10多篇有关词源学的论文。（我的著述的部分目录见《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第3卷“伍铁平”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全部目录见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时中文系编的《北师大中文系教师著作论文目录索引》，后面提到的我的著述，均见上述2书。）

木兰晓芙

     俄语是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东部斯拉夫语支的一种重要语言，研究俄语词源必然涉及其他斯拉夫语和其他印欧语。我在编上述《俄语词源词典》时，除广泛参考俄国和苏联学者编的俄语词典外，还参考了德国学者M. Vasmer用德语撰写的《俄语词源词典》（从1950到1958年分4册先后出版于德国海德堡），这促使我自学了德语。

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对我影响较深的是俄语语言理论大师B.B.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当时我国号召向科学进军。我正在攻读业余副博士学位。我为此从头到尾仔细地通读了他的764页的巨著《俄语：关于词的语法学说》（莫斯科，1947年）并合作翻译了该书的导论《词的语法学说导论》（科学出版社，1960年）。我写的有关俄语理论的文章有不少受益于上面两部著作。苏联科学院院士谢尔巴对我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我校对过他写的《中学外语教学》中译本（时代出版社，1957年）。这本书的书名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本科普读物。其实，它奠定了苏联外语教学法的理论基础，也涉及许多语言理论问题，特别是语言比较问题。我写的几篇有关外语教学法的文章主要受益于这本书和拉赫曼诺夫的《西欧现代外语教学法简史》（《俄语教学与研究》1958年连载）。谢尔巴还是著名的词典学家和法语语言学大师。他用俄语写的《法语语音学》对我学习法语有很大的帮助。我在编写《汉法德俄英西（班牙）文对照<国际歌>（注释和研究）》（商务印书馆1975初版，外语教学与研究1982年增订版）并注释《国际歌》歌词的法语诗律时，经常参考该书第14章“法语诗律的主要原理”。

木兰晓芙

     苏联的理论语言学家兹维金采夫对我影响最深。我参与翻译和校对了他的《普通语言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年）。他坚持唯物辩证法，对美国的萨丕尔和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的批评对我影响很深，而且我至今认为这些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后来对申小龙同志在我国所宣扬的语言相对论的批评受益于兹维金采夫等人的有关著述。

苏联20世纪70年代开展的有关思维和语言关系问题的讨论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除了译校参与讨论的几篇文章（已发表于国内的刊物和书籍）外，自己也写了《思想和语言孰先孰后》、《语言决定人的思想吗？》等5篇有关文章发表于国内的学术刊物，后来收进拙著《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版，1989年和1990年出版了增订本的第1次和第2次印刷本）。              

从上述经历可以看出，为我们这一代研究俄语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许多学者打下理论语言学基础的是来华的苏联专家和苏联本国的学者。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因为苏联制度变更，便全盘否定当时苏联学者对我们进行语言理论启蒙的功劳。这就是我后来写文章批驳徐德江全盘否定当时向苏联学习的成就的缘由（详见2004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语言文字学辨伪集》中的拙文）。我国从1949年以来吃尽了将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的苦头。在向苏联一边倒时错误地将西方学术视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垃圾加以排斥。我们千万不可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在向西方学习先进的语言学理论时，拒绝学习俄国以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语言学研究的成就。

木兰晓芙

    1962年，我奉调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时称作“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语言研究所任外语研究室第二组（后改名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组长和室主任，任《语言学资料》（后相继改名为《语言学动态》、《国外语言学》）主编。该刊的宗旨主要是译介国外普通语言学著述。这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不再专门研究俄语理论。从1962年到1985年，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外，我阅读了西方大量语言学文献（主要是英语文献）。这些文献的一大特点是引用法、德等非英语文献时很少附译文，这促使我学习了法语，并进一步学习德语。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学者是俄裔美国学者罗曼·雅柯布逊（1896－1982）。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许多著述是用我熟悉的俄语和英语写的，而且因为他在人文学科，特别是语言学理论等方面的修养都很高，他懂得几十种语言，在其著述中广泛引用这些语言的材料，令我十分敬佩。他还写了一些关于语言类型学的文章。我后来写的这方面的文章以及有关语言“中和”（neutralization）现象的文章最先都是从他的著述中得到的启发。我详细译介了他的《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发表于《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3期）。我从有第一个小孩开始就记录他从发出第一个声音到学会说话的全过程，这项工作一直继续到我有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小孩为止。这些感性材料对我理解和译介上述著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把上述观察也写进了上引拙著《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

1967年，雅柯布逊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10届语言学家大会（语言学界层次最高的国际会议）上用英语作了题为《语言学同其他科学的关系》的长篇报告（在该会的论文集中长达30余页），全面论述了语言学同哲学、心理学、数学、生理学、经济学的关系，着重探讨了语言学同生物学，特别是当代生物学的密切关系。作者广博的知识令人叹服。我在《语言学动态》1978年第1期详介了该文。该文以及国外的其他有关论著促成我撰写了《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现名“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4年）。

木兰晓芙

    国外理论（不限于语言学，还包括恩格斯的著述、数学理论和逻辑学）对我影响最大的自然是模糊理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响应当时学习马列的号召，读了不少马恩列斯的著作。当时我学习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著于1873—1883年，1925年首次全文出版）的中译本。其中所述“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恩格斯论述这个问题的全文见拙著《模糊语言学》第96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初版，2000年三次重印]）虽然给我很深的印象，但我当时自然不可能意识到，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着眼，这实质上是1965年美国学者扎德提出的模糊理论的哲学基础，虽然扎德未必读过恩格斯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至少我所读过的扎德的论文没有引用过。后来我先后读到涉及人类思维和语言模糊性的下述著述：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所著《上帝和机器人》，上引苏联学者谢尔巴的《语言学和语音学论文选》（列宁格勒，1958年），英国学者丹尼尔·琼斯的小册子《“音位”这个术语的历史和意义》中译文（刊于《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2期）（上述3位学者的著述都涉及后来称作“模糊理论”的有关问题，虽然没有用“模糊”这个术语），由我翻译的乔治·雷可夫写的《模糊限制词和语义标准》（刊《国外语言学》，1982年第2期）以及在讨论该论文时美国语言学会会长肯尼斯·派克高度称赞模糊理论的发言。这引起我对模糊理论的极大兴趣。我认为这是语言科学的一个新的生长点，于是每天骑车数十公里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阅读了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模糊集”的扎德的论文（刊《信息和控制》1965年第3期）以及他随后写的一些论文（详见上引拙著《模糊语言学》第2章）。我经过约20年的努力，终于在1999年出版了《模糊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初版，2000年第3次重印）。

木兰晓芙

     （Ⅱ）湖湘文化对您的影响

主要有以下4方面：

（1）首先要提到的是湖南湘潭的语言学大师黎锦熙教授（我的小同乡）。我第一次见到黎先生是在语言研究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那次会议商谈了中国语言学界如何驳斥苏联某些学者对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正确部分的“批判”。为了便于查检汉字工具书，我很早就学会了黎先生参加修订的“注音字母”，后来又学会了他积极参加研究并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我对他积极宣传和贯彻国家的三大语文政策（推广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汉字）十分敬佩。他身体力行 ,用汉语拼音方案写日记，这尤其令我景仰,因为我从小只会说汉口方言和湖南湘乡、新化、长沙方言（我祖籍湖南，但出生汉口，5岁以前只会说汉口话，6岁回湖南，才改操湘方言），深知要学会区别l和n，n和ng，zh,ch,sh和 z,c,s有多么困难（我至今还常常为此感到苦恼）。黎老还写了《汉字改革后，汉字是否完全废除，文化遗产是否无法继承？》（1954年4月28日刊《光明日报》），驳斥有人诬蔑文字改革就是要废除汉字的谬论。黎老曾三度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见上引《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黎锦熙”条）。在北师大文学院会议室中至今仍挂着黎老的巨幅肖像。因此，当徐德江这个冒充教授、研究员、加拿大人的学术骗子竟敢冒充黎先生的学生和“不一般弟子”（见上引《语言文字学辨伪集》中所刊黎锦熙的真正学生孙良明教授对徐的揭露），在他主持的私人刊物《汉字文化》上恶意攻击汉语拼音方案“低能”“弱智”“堕落”“非驴非马”时（其言论出处见上引《语言文字学辨伪集》），我在黎老的肖像下当面痛斥徐的一个同伙，指出徐的所作所为是对黎先生的不可饶恕的亵渎。

徐德江的同伙现在大概看到，像上引言论那样直接攻击汉语拼音方案，严重违背了从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该文第18条明确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于是变换手法，改说成：“中国应该明确地放弃汉字拉丁化的目标”（见《汉字文化》2005年第2期第6页）。拙文《不要栽赃陷害，拒不认错》（刊《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7期）已指出，他们“蓄意将部分拉丁化和全部拉丁化”这二者加以混淆，以便掩盖他们攻击“汉语拼音方案”的行为。因为上引《语言文字法》所规定在三个方面使用“汉语拼音方案”已是部分拉丁化，我国现在并没有人提出全部汉字拉丁化的目标，可见他们的这种说法是无的放矢，别有用心。因此，我在本文中要再次重申黎先生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