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政治正确”到《蜗居》的“乙肝歧视”

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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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剩翼在2009-12-6 22:07:51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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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绝望的呐喊，还是昂扬的呼唤？

我觉得孔子实际上并不怎么看好人性这个东西，后世的性善说，应该主要继承的是孟子的思想，而孟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其实有着不少不同。

诛心而论的话，或许孟子也不一定就看好人性，但正如伏尔泰所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一个出来”，所以这些理论的领军人物必须找一个出路来。实际上，先秦时代，性恶论有时略占上风。只是秦帝国迅速灭亡后，单纯的性恶论完全被打入了冷宫。

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国的性恶论特别是方法论上，主要是想方设法地对付下愚与臣恶，对于上恶和由之而来的权力之恶批判得似乎就不够力度了。

铁西

"政治正确"改变的仅仅是能指（signifier），而非暴力的意指系统（signification），类似从“同性恋”到“同志”，正名立刻又污名，于是，一方面是语词的不断增殖和同质化，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主流价值的稳若泰山。

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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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剩翼在2009-12-6 22:00:47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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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认真研究，我们认为这句台词确实不妥。尽管制作方解释说，那仅仅是剧中角色的陈述，制作方主观上没有对乙肝患者的歧视，但这样的台词确实容易带来误解。所以我们已经要求制作方把这句台词删掉，以后这部电视剧里就不会再有这句台词了。

我个人对这一段颇感兴趣。电视剧的制作方该不该对“一个剧中人的陈述”负责呢？假如这不是一部都市情感剧，而是一部抗日题材的影片，影片中有一个汉奸，他说了些明显让中国人无法接受的话，那么是否该因为这句台词歧视了中国人而删掉它呢？如果这样，所有电视剧中的汉奸是否就不能按照汉奸的样子去说话了呢？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呵呵，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位作家白桦的剧作《苦恋》曾被痛批，被痛批的原因，是因为剧中有位角色说了这样一句台词：“你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因此这部今天看来相当主旋律的作品倒了大霉。后来白桦在一篇申辩文章里问道，如果我笔下写了蒋介石，那我是不是还要为蒋介石的话承担责任？这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研究金庸，研究金庸小说中的女性观时又思考过这个问题。思考结论是，作者固然并不一定要为作品中角色的言论负责，但作者还是有办法通过各种文字手段传达他对人物言论的态度，比如，剩翼兄这里举到的例子，“一部抗日题材的影片，影片中有一个汉奸，他说了些明显让中国人无法接受的话，那么是否该因为这句台词歧视了中国人而删掉它呢？如果这样，所有电视剧中的汉奸是否就不能按照汉奸的样子去说话了呢？”，作者将那个说话人定位为汉奸，这本身就是传达其价值取向的一种手段，因为它很明确地向接受者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说话的人是汉奸，因此它说的那些“明显让中国人无法接受的话”自然不算数，最多也只是反照出汉奸的丑恶嘴脸，因此，不会有观众提出异议。但如果这类话让《亮剑》中的李云龙这类抗日英雄来说，我想那也一定会掀起轩然大波的。那是因为，剧中正面人物的言论，一般会被视为代表作者的价值立场，代表整部作品的价值立场，这时，观众由剧中人物的言论而将火烧向作者，就不能说全无道理了。《蜗居》这段台词风波听说过，但剧作我没看过，不知具体情形如何，但从争论文章的描述来看，我们固然不能说编导就是同意剧中人的看法，但至少还是要说，编导在这个地方的处理欠考虑：删台词其实倒也不必，只要让另一剧中人顶上一句：“你这也太无知了，报上早就说了，……”这样处理，对高明者来说很难么？举手之劳的事而没有做，就会让人想到“非不能也，不为也”，认为“表明了这部电视剧（至少是电视剧的编剧）对这句台词反应的心态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如果编剧辩称他非有意不为，而仅仅是疏忽，那么，一个人不该为自己的疏忽至少承担部分责任么？总之，作者要不要为笔下人物言论负责，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当然，主题帖里涉及的话题很多，本帖讨论的问题相对来说有点小，但小问题也是问题，讨论清楚，也还是有价值的吧：）

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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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剩翼在2009-12-6 15:52:26的发言：

 

现在，请大家做几个简单的测试题。以下描述中，请选择跟你的做法、想法或经历符合的选项。  

1. 只要有可能，我尽量和得了乙肝的保持距离，因为害怕自己被传染。
2. 我觉得得了爱滋病的人肯定是做过什么不检点的事，甚至有可能是同性恋什么的。
3. 只要有可能，我尽量和有爱滋病的人保持距离，因为害怕被身边的人说什么闲话。
4. 我觉得同性恋是一种病态的性行为。
5. “某人有抑郁症”在我看来和说他“得了精神病”是一样的。
6. 如果我听到别人说我“是同性恋”，我会认为他在骂我。
7. 我曾经（哪怕是在幼儿园）取笑过班里长得不好看的女孩或者胖女孩。
8. 我觉得变性人很恶心。
9. 我崇拜“春哥”或者“曾哥”。
10. 曾经有人要我小心街上的维吾尔族人，他们特别蛮横无理，而且很危险。

第1、3题的措辞值得我们注意。我用了“得了乙肝的”和“得了艾滋病的”来混淆这两种病的“患者”跟“病毒携带者”之间的区别，我们一般认为“病毒携带者”肯定已经发病，其实尤其是乙肝，很多人可以终身带毒而活到很老才病发。在未发病时，病毒携带者的表现和正常人并无二致。第2题把“同性恋”包含在“不检点的事”以内，还加了一个“甚至”。即使我们没有选“是”，很多人也可能会默认题目中“同性恋=不检点的事”这个定义。第4题中“同性恋=性行为”的定义同样是错误的，严格来说同性恋应该被称为性取向，这并不一定导致性行为。第5题如果你觉得“抑郁症不应该受到歧视”而选择“否”，你反而已经默认了说某人为“精神病”是一种歧视。实际上抑郁症确实是精神疾病之一，当然了，网瘾也是。然后，看到第9题，相信很多人都会会心一笑。如果你足够有心的话，还可以注意到我在指代某个人的时候用的代词是“他”。咦，为什么不能是“她”呢？

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一段，在课上曾反复跟学生说到，讨论问题，有时不要急于进入到对方的论据、论证这些环节，有时对方使用的前提里就有很多预设的圈套，要养成注意对方前提的思考习惯。上引部分，就给出了很好的例子。

寒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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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白水在2009-12-7 11:44:13的发言：

作者将那个说话人定位为汉奸，这本身就是传达其价值取向的一种手段，因为它很明确地向接受者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说话的人是汉奸，因此它说的那些“明显让中国人无法接受的话”自然不算数，最多也只是反照出汉奸的丑恶嘴脸，因此，不会有观众提出异议。但如果这类话让《亮剑》中的李云龙这类抗日英雄来说，我想那也一定会掀起轩然大波的。那是因为，剧中正面人物的言论，一般会被视为代表作者的价值立场，代表整部作品的价值立场，这时，观众由剧中人物的言论而将火烧向作者，就不能说全无道理了。

总之，作者要不要为笔下人物言论负责，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嗯，看了剩翼学长的帖子，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这样。对于反面人物，他说出的反动台词不必要作者来负责，但对于代表作品价值立场的（或者说代表观众所认为的作品的价值立场的）人物说出的话，就要谨慎了。

这是一点，此外，我觉得这也和剧中人陈述的内容有关，对于观众可以做出明确判断的台词，可以放心些出现，但对于本就概念模糊，或是很敏感的话题，即便是出自反面人物之口，也要慎之又慎的。比如说，让一个汉奸说“不洗手，回头得乙肝，找工作都没人要”，而没有人出来反驳，那恐怕也会引来不少非议吧。

剩翼

白水和寒凝的回帖我看过了，基本同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对策，不过也许是自己比较刻板，对没有一个可靠标准的事情，总有些不安。上面我自己提到的汉奸的例子，白水提到的蒋介石、李云龙的例子，固然都不错，然而因为比较极端，所以似有简化问题的嫌疑，生活里多得是分不清左中右的人物，影视剧里，或者干脆说艺术作品里也多的是分不清持什么立场的人物，那么，如何判定一个人物就是代表了作者或者作品的价值立场呢？固然“剧中正面人物的言论，一般会被视为代表作者的价值立场，代表整部作品的价值立场”，可要是没有正面人物呢？这样的艺术作品恐怕多得是，有时候你同意哪个人物的观点和思想，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价值观（插一句题外话，这样没有明确正反面人物的作品，往往艺术价值不低），这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我并不反对有人对影视剧中的歧视性台词提出抗议，但我不赞同广电总局要求制作方删台词的做法。主要是，今天应乙肝患者的要求删了这一句台词，明天就可能应另一利益集团的要求删更多的台词，因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基本上等于没有标准，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就不得不要求广电总局动用行政权力来决定删与不删，其结果是最后我们被迫认可的，其实就是广电总局这一集团的价值观念。

小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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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木耳在2009-12-6 21:48:26的发言：

再讲讲地铁趣遇。

1、我在地铁上，站在一排座位最边上人的脚前。数站后，该人起身，说时迟那时快，不等我坐下，与其邻座的第二个人迅速移动身子到这最边上的座位，空出第二个座位，此时站在我旁边的人迅速坐到第二个座位。可能这个女生觉得靠边的座位更好吧。就像大家经常在公汽或火车上争坐靠窗顺向座位一样。

这种事情工作迄今（三个月）遇到两次。

2、依然在地铁上，我对面的人起来后，旁边的人迅速抢坐。这里主要指我的身子和对面座位人的对应度超过51%的情况而言。最极端的一次是对应度超过了300%，具体是指车厢里站的人很少，一排座位并排坐了ABCDEF六个人，我正面对D，另外两个人一个对着B，一个对着F。当D起身下车时，还不等我坐下，正对着B的那个人飞身而至。该人坐了两站后下车，我接着她的座位再坐。

这种事情遇到接近二十次了。

我争者，人必争，虽极力争之，未必得；我让者，人必让，虽极力让之，未必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