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黑结婚

木兰晓芙

一、大众化语境中的误读 

        赵树理是在战争环境下被发现并被推出，当时 解放区批评家的任务是要找到一种真正能够走进 大众的文学，让文学起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作 用；具体的目标，则要为毛泽东的《讲话》找到实践 的样板。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与其说是通过“细 读”发现了赵树理，不如说是削足适履式地将赵树 理纳入了某种规范中。 一个作家艺术和语言的特点本来可以从多种 角度做出解读，例如海明威的作品就大量使用口 语，其语言具有简洁、平实、自然、明朗的特点，人物 使用“电报式”的对话。有人说他是“一个手拿板斧 的人”，“他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 本枝干的清爽面目，……砍掉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 喻，清除了古老神圣、毫无生气的文章俗套”。 ① 人 们认为海明威创造了一种风格，很少有人将其语言 与通俗化、大众化联系起来。 但是对赵树理就有很大不同，赵树理的语言也 具有简单、明了、朴实、灵动的特点，与海明威有很 多相似之处，然而因为历史语境的不同，对其语言的解读就大相径庭。 １９４０ 年代，在赵树理崛起之 时，解放区文坛上流行的主要就是一套大众化的话 语，文艺有一个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求，许多左翼知 识分子也都在为文艺大众化而努力，特别是毛泽东 的《讲话》发表以后，大众化更成了文艺创作的某种 “戒律”。在这个背景下，当时的批评家和文艺界的 领导评估赵树理自然只能从已有的话语模式出发， 即在大众化的“取景框”中观照赵树理，大众化成了 某种思维定势，很难再超出这个范畴。赵树理被按 照大众化的范式加以取舍，于是被解读成一个大众 化文学的样板。 从 １９４３ 年《小二黑结婚》的发表到 １９４７ 年“赵 树理方向”的提出，当时对赵树理语言特点的讨论 明显都是围绕大众化已有的几个话题展开。主要 有这样三个方面。 

         １．从政治出发判断赵树理语言的价值 赵树理最早受到关注的就是其语言的口语化 与通俗化，但是人们并非在一般意义上讨论这个问 题，而是一开始就将其与能否有利于服务大众联系 起来。当时的评论者谈论赵树理的语言大都有一 个相似的三段论模式，即口语化、通俗化的语言是 大众能接受的语言；能为大众接受的语言是有价值 的；而赵树理语言具有口语化、通俗化的特点，所以 赵树理的语言是有价值的。当时的评论者一再褒 扬赵树理语言的口语化、通俗化其实就是肯定它在 政治上的价值。 

           １９４３ 年《李有才板话》刚刚发表，李大章就撰 文介绍、推荐这部小说。他提到《李有才板话》“语 言的浅白，口语化，或接近口语”，随后他批评了那 些以欧化语为荣的人：“少数人口里喊大众化，实际 不肯大众化；或者自己不会通俗化，不但不以自己 是脱离群众、脱离现实，反而以多数人愈看不懂，听 不懂为荣。” ② 这里李大章明显是把口语化与能否 服务工农大众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能否口语化本 质上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其后很多评论者都沿袭 了这个思路。冯牧在讨论《李有才板话》语言特点 时首先关注的就是其“群众化的表现形式”，他说 “在我们所曾看到的企图使尽量广大的群众（尤其 是农民）能够接受的一些作品中，《李有才板话》是 比较完美，比较成功的。”而其语言的完美就在于它 “保有了一种平易、口语化、适于朗诵的特色。” ③ 周 扬、陈荒煤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２．通过与“小资”作家的比较，肯定赵树理在语 言通俗化上的选择 周扬在与“小资”知识分子的比较中提到了赵 树理文学语言的三个特点。首先是“他写的人物没 有‘衣服是工农兵，面貌却是小资产阶级’；他写农 民就象农民。动作是农民的动作，语言是农民的语 言。”第二，赵树理的语言不像有的“小资”作家装饰 性地使用方言、土语等，“在他的作品中，他几乎很 少用方言、土语、歇后语等这些；他决不为了炫耀自 己语言的知识，或为了装饰自己的作品来滥用它 们。”第三，不像有的“小资”作家仅仅在人物对话中 使用口语和大众语，而是“在作叙事描写时也同样 是用群众的语言。” ④ 

         ３．探讨了赵树理实现语言大众化的路径 这个路径主要有两个，首先认为赵树理批判性 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的语言传统。李大章最早 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李有才板话》形式上接近“民 族化”，“它从旧形式中蜕化出来，而又加上了新的 创造。” ⑤ 冯牧指出《李有才板话》“是尽量接受了一 部分中国旧小说的特点的，但是，它也摒弃了旧小 说的一切陈腐滥套，而保留了它的简洁和朴素。” ⑥ 周扬则更强调他的创造性继承，周扬说：“他在表现 方法上，特别是语言形式上吸取了中国旧小说的许 多长处。但是他所创造出来的决不是旧形式，而是 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在文学创作 上，不是墨守成规者，而是革新家，创造家。” ⑦ 其次 是学习人们群众的语言。向人民大众学习语言一 向被认为是赵树理实现语言大众化最重要的路径， 也是赵树理区别于其他作家最重要的特点。周扬 最早提到这个问题，他在分析《小二黑结婚》的语言 时，赞扬这些语言充满了魅力，然后指出“这种魅力 是只有从生活中，从群众中才能取得的。”他指出， 赵树理能够做到语言大众化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对 于群众的生活是熟悉的。” ⑧ 茅盾也谈到，赵树理在 语言上的成绩源自他“虚心向人民学习，找寻生动 朴素的大众化的表现方式。” ⑨ 

                １９４０ 年代解放区批评家急于树立赵树理这个 典型其实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即要用赵树理的 “大众化”纠正一些作家的“非大众化”。在赵树理 被树为典型的前后，解放区文学最大的问题就是一 些来自国统区的作家明显有脱离大众的倾向，这其 实也是左翼文学兴起以后，革命文学遇到的最大的 问题。因此将赵树理解读成大众化作家，就可以提 供一个标识与范例，这比空洞地号召作家大众化有 着更好的效果。 

               １９４０ 年代中期是评论界集中探讨赵树理文学 语言特点的一个时期，也是成绩最大的时期，对赵 树理文学语言特点的认识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形成 ９０定论，一直到建国以后都没有很大的变化。 

                进入新时期，特别是 １９９０ 年代以后，文学批评 经历了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关于赵树理的研究上 了一个新的台阶，研究者能够在一个更开阔的视野 中研究赵树理创作的各种特点。赵树理与“五四” 启蒙文学的关系、与现代性的关系、与大众化的关 系都得到了较深入的阐释。但是在文学语言这个 领域，相关研究却显得比较乏力，其原因可能在于， 由早期解放区批评家开创的将赵树理文学语言与 大众化的捆绑研究已经形成思维定势，束缚了研究 者的思想，后人很难打破这个定势，鲜有人能够摆 脱大众化的缠绕，真正把赵树理的文学语言当作一 种“风格”，重新审视其特点。

木兰晓芙

二、赵树理文学语言的特点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将赵树理的语言特点定 义为“大众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它无法解释这 样一个悖论：如果赵树理的文学语言仅仅是一种以 照顾农民阅读能力与习惯为特点的语言，那么第 一，它不可能在解放区之外获得很多读者，也不可 能得到高素质读者的欣赏；第二，它的价值会随着 时代语境的变化而迅速褪色，不可能被不同时代的 读者理解、认同并予以肯定与赞赏。然而在这个问 题上文学史提供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一些反证，即赵 树理小说包括它的语言在解放区之外曾赢得了读 者很大的兴趣，其次在工农兵文学退潮以后，赵树 理的文学语言仍然得到很多读者、包括作家、专业 研究者的高度肯定，认为它在新文学史上独树一 帜，有不可抹杀的价值与意义。 

         １９４６ 年《李有才板话》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当时远在上海的郭沫若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就给予 高度肯定，他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 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 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 都会感兴趣的。” ⑩ 他说这个小说“最成功的是语言”，小说中“不仅每一个人物的口白适如其分，便是全体的叙述文都是平明简洁的口头话，脱尽了五 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然而文法却是谨严 的，不象旧式的通俗文学，不成章节，而且容易断句。” 

          除了著名作家的赞扬，赵树理的小说也在国统区普通读者中产生了反响。有研究者指出：当时 “在全国各地的大学中，出现了阅读赵树理作品的读书小组，开展了讨论活动。这种现象，对全国各地的作家、评论家和读者，甚至于对现代文学来说， 都是史无前例的。”“他的《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 在城市和农村都受到广泛欢迎。” 

          到了新时期，赵 树理的作品包括语言仍然受到许多读者包括作家 的喜爱与赞赏。按照常理，主要是继承中国文人文学传统的汪曾祺在文学趣味上应当与赵树理完全相反，但是他一直非常关注赵树理的创作，有人统计，在《汪曾祺全集》中有六处地方提到了赵树理。  汪曾祺明确地说：“赵树理的语言并不过多地用农民字眼，但是他很能掌握农民的叙述方式，所 以他的基本上是用普通话的语言中有特殊的韵味。” 

         一些国外学者对赵树理的文学语言也给予 很高的评价。日本学者竹内好指出：“粗略地翻阅一下赵树理的作品，似乎觉得有些粗糙。然而如果仔细咀嚼，就会感到的确是作家艺术成功之所在，稍加夸张的话，可以说其结构的严谨甚至到了增一字嫌多、删一字嫌少的程度！” 

           在赵树理文学作品传播史上有一个现象非常奇特，即他的作品既受到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大众的喜爱，也得到了高层次读者的欣赏，甚至是更多地受到高层次读者欣赏。对这种现象细加剖析不 难发现，其实前者喜欢赵树理小说是因为它的通俗易懂，与那些欧化的作品相比，他的作品在文字上没有障碍、易于理解；而后者喜欢赵树理小说则是因为这些小说、特别是其语言，在新文学史上独树 一帜，这是一种有着特殊风格、特殊韵味的语言。 王彬彬曾指出：“真正喜爱赵树理的读者，其实从一开始，就并非文化程度不高的大众读者和不识字的农民。从一开始，对赵树理给予高等评价者，就是那些文化程度很高、文学的审美经验很丰富的人， 就是那类职业的文学评论家。” 

            以上这种现象明显说明一个道理，即通俗其实只是赵树理文学语言的一个方面，或者只是一种表层特点，而其最大的特点则在于他的语言创造了一 种特殊的风格与韵味，这是一种在新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语言。以往因为受到大众化的遮蔽，人们只看到了其语言“俗”的一面，并把它作为赵树理整个语言的特点，而在今天看来，赵树理文学语言真正的特点恰恰是在这个“俗”的背后、被“俗”掩盖了的 “卓异”与“不俗”。因此，要真正认识赵树理文学语言的特点，就应当暂时搁置以往那个大众化的思 路，而在整个现代文学语言的层面上，从审美的角 度反思与考辨其语言真正的特点。

           如果跳出以往近乎偏执的大众化视角，将赵树 理放到 ２０ 世纪中国作家中比较，能够看到其语言最突出的特点是他放弃了那种对圆满、丰富表达效 果的追求，而致力于凸显语言的简略、灵动和干练， 用语言的“简”与“粗”谋求传神与动感的效果。而他正是在这种对“常态”的偏离中，创造了简略、质 朴、浑厚、粗线条和极富张力的艺术语言。

           赵树理 文学语言最直观的特点是简略，而他的简略可以从 这样两个方面看出来。首先是在叙事方面。赵树 理的小说只沿故事展开，以交代人物的行动、行为为主，对场面、背景只做最简单的描述。现代小说 常见的心理描写、景物描写等在他的小说中很少能 够看到。杰克·贝尔登因此说赵树理的小说“所描写的都是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 这可 能也是有些读者不喜欢赵树理小说的原因。 

          其次可以从语言层面来看。将赵树理的文学语言放到语言学层面来看，能够看到一个很奇特的 情况，就是他在语言使用上有明显的偏重，即大量 使用某种语言手段，而另外的表达手段则很少使用，甚至基本省略。在一般作家作品中常见的语言 手段在赵树理作品中或者很少使用或者付诸阙如。 其中比较明显的有三种。

 １．形容词的省俭 

         赵树理的小说大量使用的是名词和动词，特别是比较多地使用动词，形容词不是不用，但用得非 常省俭。冯健男早在 １９６０ 年代就指出了他的这个 特点，认为“赵树理的语言大多是‘白描’，是极为直 白的说话，”他引出《登记》中的这样一段话“有个农 村叫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好 老婆，外号叫个‘小飞蛾’。”然后指出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几乎没有什么‘形容词’，”在上例中，形容词 “只是一个‘好’字而已，‘张木匠有个好老婆’。” 

 ２．较少使用各种修辞手法 

         王彬彬在谈到赵树理简略、明了的语言风格时指出：“赵树理最大限度地避免修辞手法的运用。 比喻、比拟、对偶、衬托、双关、反语、婉曲、通感等种 种修辞手法，不能说在赵树理小说中完全没有，但可以说运用得很少。偶尔一用，也是那种很简单、 易懂的方式。” 

 ３．色彩词的简省 

          中外作家在色彩词的使用上有非常大的差异， 有的作家大量使用色彩词，其笔下的世界往往色彩 斑斓，五彩缤纷；而有的作家则较少使用色彩词，其作品往往是单色的，一般就是黑白两色，显得简朴 而素淡。例如莫言在《红高粱》中是这样描写田野 中的景色：“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红高粱红成汪洋 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动人，高粱爱情激 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色的天上游荡着一朵 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 红色的影子。”在这段描写中，几乎每一个提到的对 象都被赋以颜色，而且非常准确，作者甚至区别了不同颜色的色差，像“红色”、“紫红色”、“瓦蓝色” 等。

          而赵树理的小说在色彩词的使用上基本上是 另一个极端，他的作品是黑白两色的。黄修己指 出：“赵树理小说中形容词的使用是较少的，尤其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之类的色彩的形容词更少。相对 来说，动词的使用量比较大。所以，赵树理的作品 色彩感不强。” 

          另外，如以往学界已经注意到的，赵树理还大量使用短句，即便比较复杂的语义，他也宁愿把它 截成短句，用几个小句表达一个长句的意思。 赵树理小说在叙事策略和语言策略上的这种 选择使他的语言明显偏离了常态，这是一种概括 的、简略的，省俭到极致的语言。赵树理的这种选 择当然是利弊兼有，其弊在于，一个鲜活的生活图 景被抽象成某种筋络，抽象为几个活动的人物和最 为简单的背景；而其利则是作者在省略了描写的铺 张、刻画的精细以后，能够集中精力表现人物的行 为与动态，在简单的背景上将人物动态地表现出 来。

          中国古典小说中，像《水浒传》这类作品其实也 是通过类似的“抽象”，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赵树理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首先是人物行为、 动作的描写，他往往几句话就能把人物极生动地刻 画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作家拥有非凡的记忆 与想象能力。例如在《孟祥英翻身》中，叙事人通过 婆婆的口这样写孟祥英当了干部以后的做派：“头上盘了个圆盘子，两只脚一天比一天大，到外边爬 山过岭一天不落地，一个峧口村不够飞，还要飞到十里外，……”。说到孟祥英的婆婆的生气是：“她 这几天虽是憋了一肚子气，”找牛差差老婆商量碰 了一鼻子灰，最后“还不是母子两个坐到一块各人 吸各人的嘴唇。”这种语言省略了各种背景、细节， 作者能够集中表现人物的行为、动作，

          另外，叙事中 还包含着明显的夸张、变形。例如孟祥英“两只脚 一天比一天大”，“到外边爬山过岭一天不落地”，在 现实中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文学语言并不一定 要毕肖生活，相反作家如果能够适当地背离生活， 倒更能激发读者的想象，让语言有“味”，更耐咀嚼 与回味。 

          其次，赵树理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声口毕肖，异 常精彩、传神，给其作品增加了很多魅力。例如《李 家庄的变迁》中李如珍、小喜一伙人颠倒黑白，在说 理会上硬把铁锁的桑树说成是春喜的，结果铁锁被 判定输了官司，不仅要出吃烙饼的钱，还要包赔春喜二百块钱。铁琐妻子二妞出来讲理，被小喜用棍 子一顿乱打。回家以后二妞知道会上判的结果后， 她把孩子往铁锁面前一扔，说“给你孩子，这事你不 用管！钱给他出不成！茅厕也给他不成！事情是 我闯的，就是他，就是我！滚到哪里算哪里，反正是不得好活！”仅仅几句话就把一个性情刚烈农村妇 女的性格特点极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赵树理还非 常善于用简洁的语言把复杂的事情交代清楚。铁 锁吃了这场官司以后背上了一身债，作者这样写他 事过之后巨大的压力：“一月之后，蚕也老了，麦也 熟了，铁锁包春喜的二百元钱也到期了，欠福顺昌 的三十元也该还了，使六太爷的二百五十元铁锁也 觉着后怕了。”这个句子中最妙的是用“蚕老”、“麦 熟”两个事项准确地呈现了在农村时间流逝给人留 下的印象。

           在讨论赵树理语言风格时，有一个问题需要明 确，即他的“简略”并非一般的“简单”，它与那种因 语言水平稚拙而导致的简单有本质区别。这更多 的是一种风格、一种特殊的追求和效果，它是作者 对语言文字特殊处理的结果。而这种语言对作家 的语言能力往往有非常高的要求，其中最基本的方 面是要求作家必须具有非凡的语言记忆力。 

           所谓语言记忆是指作家通过语言对生活的记 忆，它是作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文学创作是作 家对不在场生活的描写，他其实是对记忆或想象中 某种心中影像的描绘，一个作家如果不能在心中逼 真地再现某种“影像”他也就很难在作品中清晰地 描绘这种“影像”，如孙犁所说“在你心里并没有这 些东西的影子，你胡乱安排一下，哪里能准确，哪里 会适当呢？” 孙犁曾经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深入地阐释过 这个问题。他指出，在生活中每一个对象都有自己 具体的状态，“春天，院里一朵花开了，花是大朵小 朵？是红色还是粉色？一群鸟叫了，里面有粗声 的，也有细声的。冬天一摸石块是冰冷的，一摸棉 被是温软的。” 他认为文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写 出人物、景色的具体形态。但是这种工作并非每一 个人都能做到，其基本要求是写作者必须具有良好 的语言记忆。大致说出一个人的相貌、行为、活动， 或一个事物的形态，也许每个人都能胜任，但要用 文字精确描摹一个对象，却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做 到，这需要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具有良好的语言记忆 （不同于画家的形象记忆）。 孙犁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曾举了鲁迅散文《兔和 猫》中的一个细节：“……小狗名叫 Ｓ 的也跑来，闯 过去一嗅，打了一个喷嚏，退了几步。”孙犁认为这 种描写做到了高度的准确。普通人也许都见过这 种场景，但是可能早已忘却，只有语言记忆极其出 色的人，才能在记忆中精确捕捉到这样精彩的细 节。孙犁说：“形象要求单纯，能几个字、几句话把 一件事物活托出来是很大的功夫。” 

            事实上，作家 与非作家、语言大师与普通作家的区别很大程度上 就是语言记忆力的区别，一个作家语言记忆力的优 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语言的优劣。 赵树理是一个明显具有极好语言记忆能力的作家，他就具备孙犁所说的“能几个字、几句话把一 件事物活托出来”的能力。这也是他后来创造出独 树一帜的语言，被称为语言大师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在文学作品中越是简略的语言，越需 要更准确的语言记忆，如果说，在一段繁复的叙述 描写中作家尚能藏拙，可以用很多的语言敷衍一 下，而在极简略、干练的叙述中，作家必须准确把握 人物的心理、行为与语言，一点偏颇就会导致叙述 的失真，使人物性格、心理变得游离和模糊。作家 说什么，不说什么，以及一句话怎样说都变得非常 关键，甚至每一个词的使用都构成了对作家语言记 忆的一个挑战。 所有作家的语言都会与“常态”有着某种偏离， 赵树理的语言则是偏离比较多的一种。他放弃了 面面俱到、放弃了诗性与细腻、放弃了对色彩的渲 染，但是或许正因为他有所取有所不取，才在作品 中凸显出人物行为刻画与对话的精彩。赵树理的 文学语言可以理解为对语言的某种抽象，它抽取了 生活的“筋络”，而放弃了工笔写意式的描绘。以绘 画相喻，赵树理的小说不是浓墨重彩的油画，也不 是玲珑剔透的水彩画，而更像用寥寥几根线条勾勒 的中国山水人物画，作家的笔力都用在线条上，线 条之外留下的空白则由读者通过想象补充。 

            总之，赵树理的语言特点可以从两个层面中看 出来，首先，他以出色的语言记忆显示了与普通作 家不同，也因此可以跻身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大师 的行列；其次在语言大师的行列中，他又有以“简 略”、“灵动”，以线条式、富有张力的语言显示了与 其他大师的不同。

木兰晓芙

三、赵树理在现代文学语言建设史上的意义

          以上提到赵树理文学语言的独创性，这同时也 就是指出了其在文学史上独特的价值；在中国新文 学史上赵树理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他的口语化实践 纠正了新文学语言过分欧化与言文分离之弊。 

         中国古代一向有一个言文分离的传统， ２０ 世 纪初，胡适、陈独秀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发起了白 话文运动，推倒文言确立了白话文的合法地位。但 是“五四”以后白话文的确立也并没有解决言文分 离的问题。其中的原因是，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大规 模西化的过程中，很多人认为传统汉语缺乏现代性 特点，不管是文言还是旧白话都不可能成为现代中 国人使用的语言工具，因此在语言上也开始了一个 西化的过程，汉语开始大规模吸收西语、日语的词 汇，学习借鉴西文的语法和语言策略，从而造就了 欧化的现代白话。这种语言因为主要不是从口语中提炼出来，而更多地是从一种异质语言中横向引 入———而且汉语与西方的印欧语在表意策略上有 非常大的差异，有人甚至认为在表意策略上两种语 言正好处在对立的两极———因此新式白话文与口 语有非常大的距离。

          当然世界各民族语言中口语与书面语都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书面语都是从口语 中提炼出来，只是比较精炼的口语而已，例如在西 方的拼音文字中，文字与口语就有天然的亲缘关 系，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就更贴近一些。而“五四” 以后的欧化的白话文主要不是来自口语，而是来自 对异质语言的模仿，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 即书面语欧化了，而口语仍然基本保持民族的、民 间的特点，于是二者之间就出现了很大的裂痕。以 至于欧化的知识分子说一套从外国学来的语言，而普通民众说的仍然是民族的、民间的语言，在一段 时间里，中国出现了知识分子与大众语言的明显脱 节，两个阶层各说各的话，当时俨然出现了一个民 族说着两种语言的奇特情况。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不久很多人就意识到 了这种新的言文分离问题， １９３０ 年代初，中国左翼 作家在文坛崛起以后他们更强烈地意识到这个问 题。左翼作家对言文一致的诉求更多是出自一种 意识形态考虑，即动员无产者大众首先要有一个与 他们在语言上的沟通，因此在 １９３０ 年代发起了三 次关于大众化问题的讨论， １９４０ 年代又开始了一 个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抗战爆发后许多作家 也真正投入到语言大众化的尝试之中。 但是总体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作家 大众化实验的成效并不显著，原因在于，很多知识 分子作家对言文分离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并不是非 常深刻，也没有把它当作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在实 践上则是“光说不练”，嘴上说的是大众化，在创作 中还是保持旧的语言习惯。

            中国现代作家真正克服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 实现现代文学语言口语化、民族化是从延安时期开 始的，其标志就是赵树理。在新文学作家中，赵树 理由于早期教育、文学师承、身份认同的特殊，他从 １９３０ 年代就开始了将现代文学语言口语化的实 验。他的创作不是拿一些方言、土语做一个装饰， 也不是仅仅在人物对话中使用口头语言，而是认认 真真地将整个作品口语化，毅然决然地摒弃生硬的 欧化语法，代之以真正口语化、民族化的语言。 “五四”以后的现代白话文到了赵树理才真正 解决了口语化的问题；换言之，赵树理在中国现代 文学语言建设史的价值在于他创造了一种真正成 熟的口语化的书面语，也为后人学习成熟的现代文 提供了范本。

             自 １９４０ 年代以后，赵树理成了现代 文口语化的一个标杆，他以作品为示范，影响了几 代作家，对中国现代语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１９９０ 年代台湾学者吕正惠曾以大陆文学语言 的发展为参照讨论台湾文学语言存在的问题，他认 为两岸文学语言发展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大陆文学 语言继承了延安文学的传统，有一个向口语化、民 族化的转向，台湾文学语言则基本继承了“五四”文 学语言的传统，较多地保持了书面语的特点；而 １９４９ 年以后台湾文学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书 面语与口语的脱节。他认为那种脱离口语的书面 语只是“‘规规矩矩’的语言，把这种语言应用到最 好的时候，可以写成一种既文雅、又简洁的白话文。 但是用这种语言来写小说或戏剧（这里面有许多对 话），肯定不会是太好的作品。”他认为一种书面语 一旦脱离口语就会变成 “干干净净、‘无菌状态’的 ‘死’语言”。 

             从这个角度出发，吕正惠高度评价了 左翼文学对现代文学语言建设的贡献，而在左翼作 家中他又特别肯定了赵树理的意义。他指出：“五 四”以后虽然很多人都认为“最活泼的语言就是人 民的语言。人民的语言是作家的源泉，也是作家的 准则，不过在创作实践上，真正能够达到这一理想 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而“在这方面作出突破性的 贡献的是赵树理。”他认为当下台湾作家要改变语 言过分书面化倾向就应当多读大陆作家的作品，而 其中“最佳入门书是四十年代以后，大陆那些优秀 的、非常口语化的白话小说。”即“深受赵树理影响 的那个小说传统。”  吕正惠认为，赵树理对现代文 学语言最大的贡献是他把“活”的北方话灌注到现 代白话文中，同时也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即“当 赵树理的语言风格的影响扩大开来以后，就产生了 一种意想不到的贡献：让各地的方言‘腔调’和普通话结合起来，在不同地区的小说家作品里，产生了 各具特质的普通话。”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谈到赵树理通 过口语化扭转了新文学史上言文分离之弊，并不是 回到此前从大众化理解赵树理的思路，其中最重要 的区别是，此前的赵树理研究，做的是“减法”，用一 顶大众化的帽子遮蔽了他的特点，而实际上，赵树 理并非一般化使用口语化的语言，他其实是以卓越 的才能“创造”了真正成熟的、带有民族特点的语 言。问题的关键是，赵树理首先创造了一种风格独 特的语言，必须首先考虑其独创性，其次才能考虑 到其语言口语化、大众化的特点，以及其在现代文 学语言建设史上的意义，没有独创性赵树理也不可 能在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一种独创的语言放 在文学史上可以有多种理解，赵树理语言的意义可 以放在口语化、大众化的视域理解，但是又不为其 囿限，这里有一个出发点的不同。 

           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建设史的角度讲，赵树理 最大的贡献是他成功地进行了现代书面语口语化 的实验，成功地将现代口语和带有民族特点的民间 语言嫁接到欧化的书面语中，扭转了“五四”以后长 期存在的书面语和口语“两张皮”的情况。在 ２０ 世 纪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个标杆，他的创作为汉语书 面语的口语化划出了一个广阔的领域，他身后的几 代作家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将中国文学打造成真正 成熟的“国语”文学。

 注释 ① 董衡巽编：《海明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３２ 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黄修己：《赵树理研究 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４８－１４９ 页，第 １５３ 页，第 １６１－１６４ 页，第 １４８ 页，第 １５３ 页，第 １６３ 页，第 １６５－１６６ 页，第 １７１ 页，第 １５４ 页，第 １６７ 页，第 ４３１ 页，第 ３５ 页，第 ２３５ 页。 

转引自宋绍香：《世界汉学家论赵树理文学的民族 形式》，《文艺理论与批评》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赵勇：《汪曾祺喜不喜欢赵树理》，《当代作家评论》 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汪曾祺：《〈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读后》，《汪曾祺全 集》（第 ４ 卷），北 京：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９８ 年，第 ２４５ 页。 

王彬彬：《赵树理语言追求之得失》，《文学评论》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陈荒煤、黄修己等编：《赵树理研究文集———近二十 年赵树理研究选萃》（上），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６９ 页。 

孙犁：《孙犁全集》（第 ３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２４ 页，第 １１９ 页，第 １２４ 页。

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 三联书店， 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５１ 页，第 １５２－１６２ 页，第 １５３ 页。

木兰晓芙

转载完毕。

编辑的过程中仔细读了一遍，有些地方受到启发，比如汪曾祺先生对赵树理作品语言的认同；对“语言记忆力”的论述，等等。色彩部分是我添加的，也许能使感兴趣的朋友阅读时平添一些乐趣。

木兰晓芙

这篇论文讲的是老赵作品的语言特色，本来应该放在语言学栏目下，但放在这里看《小二黑结婚》比较方便，我们可以边阅读论文边对照作品。

抱香斋

你转的这篇文章观察很独到，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赵树理的小说语言不能用大众化和通俗化来形容，而是自创了一个语言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