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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楚辞释文》《九辩》为何置于《九歌》之前的问题
汤氏曰：“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九辩》不仅在《九章》之前，而且在《九歌》之前，跟《楚辞释文》的篇次相同。是《楚辞释文》的篇次虽较混乱，而却是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面貌。”[1 (P50) ]
前文已证，若从全书的注释来看，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九辩》当在《九歌》、《九章》之后”。故汤氏此论难以成立。
至于“篇次混乱”的《楚辞释文》一书，为何能“一直通行于世”？[（P51）]可惜当今看不到其内容，无法具体分析。想必书中自有“独出心裁”的妙论，能够引人注目。例如《楚辞释文》把《九辩》次于《离骚》之后，就是个引人注目之点。为何如此呢？
黄灵庚先生有个解释：「《九辩》本是宋玉之作，以其次于《离骚》之后。之所以如此，并非如汤炳正先生所说，为先秦时期宋玉编纂的“屈、宋合集”，而是依据屈原作品的内证。《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两例《九辩》皆在《九歌》之前。所以，尽管《九辩》为宋玉所作，王逸（笔者按：当为《楚辞释文》编集者）还是据此排列，置《九辩》于《九歌》之前。……近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得见王国维手校汲古阁《楚辞补注》本，发现王氏在《楚辞目录》下有批语说：“按《九辩》、《九歌》，皆古之遗声。《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大荒西经》云：‘夏后开上三殡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故旧本《九辩》第二、《九歌》第三。后人以撰人时代次之乃退九辩于第八耳。”其说与吾若桴鼓相应。可见，《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确是保留了王逸《楚辞章句》的旧貌。」[2《〈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P6）]
黄氏对《楚辞释文》的编辑者把《九辩》置于《九歌》之前的解释可备一说。 但是不能证明“《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确是保留了王逸《楚辞章句》的旧貌。”
（四） 《楚辞释文》并非《楚辞章句》旧貌
1、《楚辞释文》的编辑者（南唐王勉？）把《九辩》篇次置于《九歌》之前，与“王逸《楚辞章句》的旧貌”不合。
首先，它与“凡见于前者即略于后，乃王逸《楚辞章句》的惯例”不合。《九歌》、《九章》、《九辩》有“共文”时，大多数注《九歌》、《九章》，不注《九辩》。可见《楚辞章句》的旧貌当是《九歌》、《九章》篇次在《九辩》之前。
第二，黄灵庚先生前文说：「《楚辞释文》的目录是否即是刘向、王逸《楚辞》十七卷本的原始面貌，尤需慎重，未可妄下断语。清代四库馆臣曾指出:“洪兴祖《考异》，于《离骚经》下注曰《释文》第一，无‘经’字。则逸注明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则逸所注本确有‘经’字，与《释文》本不同必谓《释文》为旧本，亦未可信。”说明《楚辞释文》并非王逸《楚辞章句》的原貌。」 [2《〈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P2）]
黄氏之论前后矛盾，两相比较还是“并非王逸《楚辞章句》原貌”的论说更有说服力。
汤炳正先生为了证明“《楚辞释文》的篇次，跟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相合”，把这段话缩略为:“《四库全书提要》说‘必谓《释文》为旧本，亦未可信。’”[1（P51）]再把它们归结为“从篇次的时代顺序上看，这些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似乎隐匿了部分不利证据。
2、《楚辞释文》擅自更改了《楚辞章句》的书名和篇名。
王逸此书前言曰“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说明原书名为《楚辞章句》。《后汉书•文苑传》《王逸传》曰：“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可证原书名为《楚辞章句》，而《楚辞释文》的编撰者更改了原书名。
再有，《离骚经章句》后叙云，从“刘安作《离骚经章句》”；到“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到王逸作《离骚经章句》都称《离骚经》。六朝时刘勰《文心雕龙•辩骚》:“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宋朱熹《楚辞集注》：“《离骚经第一》”也都称《离骚经》……。可见 王逸《楚辞章句》的《离骚》篇，从王逸到朱熹各本均称《离骚经》。而“《释文》第一，无‘经’字”说明其编撰者，独独更改了篇名。 既然从书名到篇名都作了更改、现今仅存书名和篇名的《楚辞释文》，怎么可能是“王逸《楚辞章句》的原貌”呢？ 3、以刘向、王逸的才能他们纂辑的《楚辞》，决不会“凌乱”如《楚辞释文》。
汤氏曰：「先秦诸子百家之流传于今者，多为其门弟子纂辑遣篇或其同一学派的后学朴续旧说而成书；而且纂辑者或补续者往往又把自己的作品也附在后面。这几乎是古书的通例。」[1（P52）]（P93） 此论大体不错。但是，先秦论著中并无类似《楚辞》的例子。说：“《楚辞》一书的形成，也正是如此。”[1（P52）]并无依据。
从孔子纂辑《诗经》看，有才能的纂辑者都是自有原则贯串全书，使凌乱的资料条理化。而不可能保留原始纂辑者的痕迹。
今存相传刘向编撰的《战国策》、《新序》、《说苑》、《列女传》等古书，全都条理清晰，毫无原始纂辑者凌乱的痕迹。难道他“集《楚辞》”时，独独保留“原始编辑阶段”的“凌乱现象”吗？
王逸《天问后叙》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传，而莫能说《天问》，以其文义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刘向、扬雄，援引传记以解之，亦不能详悉。所阙者众，日无闻焉……今则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以相发明，为之符验，章决句断，事事可晓，俾后学者永无疑焉。”（P118）从中可以看到他对前人遗留材料的态度。以王逸的才能和主见，他原始的《楚辞章句》，也不会“凌乱”如《楚辞释文》。
今存的，或文献记载的古书中，并没有像汤先生臆想的、类似于“《楚辞》编辑五阶段”，成书后仍然保留着“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故造成上述的凌乱现象”[《屈赋新探》（P92）]的例子。
“楚辞”的出现和词义的变迁 5
（一） 汤炳正先生的“宋玉与刘安的《楚辞》”
汤炳正先生：“第一组的纂成时间，当在先秦；其纂辑者或即为宋玉；此为屈、宋合集之始。”“第一组作品，乃先秦时代《楚辞》的雏形；本是屈、宋合集，独立成书；后来逐渐增补，它才成了世传《楚辞》的第一组；其纂辑者，或即为宋玉本人。” [1（P52）]
假如宋玉为了推崇屈原、记念屈原，首先就应该把屈原赋25篇结集成书，而不是把屈原的《离骚》与自己的《九辩》并列，弄成什么“屈、宋合集”。
汤氏在这里，还把他的“世传《楚辞》第一组”模糊化。其一，“第一组《楚辞》”的名称，是“屈、宋合集”？是“《楚辞》雏形”？还是《楚辞》？让人捉摸不清。其二，“第一组《楚辞》”的篇数，是确定的两篇？还是“后来逐渐增补，它才成了世传《楚辞》的第一组”？汤氏如此说既让人捉摸不透，也属于文理不通、不合逻辑。请问，第一组总共“两篇”，如何“逐渐增补”成了世传《楚辞》的第一组？
汤氏的“第一组《楚辞》”在这含糊不清的外表下，其核心是推销毫无根据的：宋玉纂辑《楚辞》；合《离骚》、《九辩》两篇。
汤炳正先生：第二组作品“跟第一组合在一起，是淮南王以后到刘向以前的《楚辞》通行本。”（P53）并明确地说：刘安集《楚辞》，共九篇。
汤炳正先生这“两组《楚辞》”的臆想，了无依据。现存各种文献中并没有“刘安集《楚辞》”的踪影，更不用说“宋玉纂辑《楚辞》了”。
（二） 刘安有没有集《楚辞》？
《汉书》：“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7（P2145）]
刘安（前179--前122）在建元二年（前 139）受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是文献记载中第一个为屈原作品作传的人。但此书已久失传，只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离骚序》里有片断征引。汉武帝命刘安作《离骚传》，也就是把《离骚》看作“经”，要刘安作“传”，解读《离骚》。此后，为屈原作品作注解的人渐多。如刘向、杨雄、班固、贾逵、马融等，但这些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是现存各种文献中并没有“刘安集《楚辞》”的踪影。
郭建勋先生说：「我们认为，以刘安居于寿春的地理条件，再加上充足的财力、人力，当然不能排除他组织宾客搜集、整理屈作的可能性。但汉武帝时，还没有裒集此类作品的风气，在《史记》以前，亦无“楚辞”之名。验之史实，《汉书•淮南王传》言刘安及其宾客之著述甚详，却并未提及所谓“《楚辞》”，王逸《章句》及高诱《淮南鸿烈解叙》于此事亦未着一词，且迟至《艺文志》，也只载“某人赋若干篇”或“某人歌诗若干篇”，仍未出现任何形式的“诗赋”集子。要言之，刘安及其宾客虽罄理过屈原辞作，但都是以单篇形式进行的，而并没有将这些作品编集起来。」「自刘安给《离骚》作《传》以后，屈作的注释者亦逐渐增多，但由于它们当时是以“篇”为单位流传的，因而现在可知的当时的注本均为单篇，且都是屈原的重点作品。《楚辞章句•天问叙》曰：“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刘向、杨雄，援引传记以解说之，亦不能详悉。”又《离骚叙》曰:“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以上王逸所言之作，今皆不传，未能详考，但除刘安之《传》外，西汉有刘向、杨雄解说《天问》，东汉有班固、贾逵作《离骚经章句》的记载，却清楚地表明了王逸以前汉人以单篇形式注解屈辞的真实情况。」[3郭建勋《汉人对楚辞的整理和编纂》《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02期（P64）]
“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传世的汉以前(包括西汉) 的古书,大多是经过他们‘总领其事’整理校定的。”《汉书•艺文志》曰：“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而《艺文志》是删《七略》之要而成书。“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并没有“刘安集的《楚辞》”，更没有“宋玉集的《楚辞》”。刘向非常爱好“屈原赋”与“楚辞”若前人有此类书籍他没有理由不“整理校定”列入书目。
（三） 怎么理解朱买臣之“说‘春秋’，言‘楚辞’”？
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史记•酷吏列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8P]这是“楚辞”第一次出现在文献记载中。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记载：“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7《汉书》（P2791）]
汤炳正先生曰：“这里以《春秋》与《楚辞》对举，以‘说’与‘言’连称，则《楚辞》亦当为专书之称无疑。”[9《楚辞类稿》（P62）]
班固（32-92）《汉书•地理志》曰：“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硃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7《汉书》]
黄灵庚先生对这一段“世传‘楚辞’”的记载评论曰：「据此，汉人所称“楚辞”，虽与屈、宋作品有关系，但是有所区别。汉人一般称屈、宋之作为“赋”，称类似或摹拟屈、宋的汉人之作为“辞”。事实上，后人只对刘安、东方朔、王褒、庄忌、刘向等汉人“追悯屈原”、代屈原“舒忧泻愤”的作品，才冠之以“楚辞”。所以，汉世所称“楚辞”，并不包括先秦之世屈原、宋玉等人的诗赋……」。[2黄灵庚《〈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P3）]
汤炳正、黄灵庚两位，对朱买臣“言‘楚辞’”，“故世传‘楚辞’”的见解，各执一端，这些说法虽然各有道理，但是总觉得不是十分贴切。
王逸《九辩序》：「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6（P182）]一般认为，古人“辞”“词”通用，这里的“楚词”即“楚辞”。
从班固之“世传‘楚辞’”、王逸之“号为‘楚词’”等论述看，汉人在讲述“某”作家作品时，均曰“某赋”，如“屈原赋”、“宋玉赋”、“刘向赋”、“王褒赋”等。而在涉及多个作家的“仿屈原赋”作品时则称“楚辞”（这种文体）。但是这些“某赋”和“楚辞”，并非指已结集的“书”。同时表明其时“楚辞”的概念还比较含糊，与《楚辞》成书后的概念并不一致。
应该怎么理解朱买臣之“说‘春秋’，言‘楚辞’”呢？
一般认为汉武帝召见朱买臣，是在刘安作《离骚传》（前139年）略后。武帝爱好辞赋，必然对“楚辞”非常熟悉，朱买臣“说‘春秋’，言‘楚辞’”，为何“帝甚说之”呢？
《春秋》其书，文字非常简练，“以一字为褒贬，微言大义，在乎其中矣。”要讲述如此简略记载的《春秋》“专书”，让“帝甚说之”，可能性不大。
敝人以为：朱买臣“读《春秋》”，是研究《春秋》，研究历史。与“说‘春秋’”虽然有联系，但不是一件事。“说”是 讲述、演说，“春秋”，就是“历史”，“说春秋”即讲述历史故事。
“言‘楚辞’”。“言”是诵读、演唱。《汉书》有：“王褒 ,字子渊 ,蜀人也。宣帝时 ,修武帝故事 ,讲论六艺群书 ,博尽奇异之好 ,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7《汉书•王褒传》（P2821）（《太平御览》卷八五九引《七略》云：宣帝诏征被公，见诵《楚辞》。被公年衰老，每一诵，辄与粥）。
“言楚辞”即用“楚语、楚声”诵读、演唱“楚辞”。其“楚辞”有可能是《离骚》、《九歌》，及仿屈原的有楚地特色的“辞、赋作品”。汉武帝时这些作品均为单篇留传，并无合集之书——《楚辞》。
朱买臣讲述历史故事非常生动；“诵读楚地辞、赋”，能很好地表达“楚语、楚声”的音律特色，故而见“幸”。朱买臣当是个能“文辞并发”的艺术家。朱买臣的“说‘春秋’、言‘楚辞’”，似乎并不是汤氏所谓的“专书之称”。
（四） 王逸、刘向的《楚辞》
王逸（生卒年不详，大约在89-158年）《楚辞章句》前言曰：「班孟坚云：始楚贤臣屈原被馋流放，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硃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按：这里王逸一字不差的转录《汉书•地理志》）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6目录P1]
看来王逸《楚辞章句》中把“刘向所集的”，“屈原赋二十五篇（即‘离骚’）”；宋玉“追悯屈原”的作品和汉人代屈原“舒忧泻愤”的作品（即“楚辞”），汇集成书后，才统称之为《楚辞》。
刘向的《楚辞》，与朱买臣“言（诵、唱）‘楚辞’”的“楚辞”不是一回事。
（五） “屈原赋”称为《离骚》始于何时？ 1、太史公和杨雄提到的《离骚》仍然是单篇名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8《史记》（P632）]可证明写《屈原列传》时，人们论及的《离骚》属单篇，并非后人的“统称屈赋为《离骚》”之《骚》。
《汉书•杨雄传》载：“（杨雄）乃作书 ,往往摭《离骚》之文 ,自岷山投诸江流 ,以吊屈原 ,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 》,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7（P3515）] 此文说明《惜诵》、《怀沙》不包括在《离骚》之内，它们均为单篇名。
此文还透露了屈原的作品，已有先后排序，似乎存在某一“屈原作品集”。那么，杨雄（前53-后18）所见的“作品集？”，是不是王逸《楚辞章句》所说“刘向(约前77—前6)集”的《楚辞》呢？可惜没有其它证据。
2、王逸 把“屈原赋”称为《离骚》，仿屈原作品称为《楚辞》
王逸《楚辞章句》： 楚辞卷第一 离骚经章句第一 离骚 楚辞卷第二 九歌章句第二 离骚 楚辞卷第三 天问章句第三 离骚 楚辞卷第四 九章章句第四 离骚 楚辞卷第五 远游章句第五 离骚 楚辞卷第六 卜居章句第六 离骚 楚辞卷第七 渔父章句第七 离骚
王逸把“屈原赋25篇”分为七卷，每卷卷名其后，均缀以“离骚”两字。而他认为的非屈原作品，从第八卷“九辩”至第十七卷“九思”则在标题下冠名“楚辞”。
王逸《楚辞章句》把《屈原赋》25篇，称《离骚》（单篇《离骚》则称《离骚经》）。把仿屈原作品，称为《楚辞》。这是他自己的创见，还是承袭刘向而来，已不得而知。
王逸《楚辞章句》的表述，与黄灵庚先生的：「汉世所称“楚辞”，并不包括先秦之世屈原、宋玉等人的诗赋……」比较接近。 3、 后人称“屈原作品”为《离骚》之例
《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郑玄注云：“《离骚》所歌湘夫人，舜妃也。”[10《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P195-196）] 《楚辞补注》《湘君》后注[6（P64）]引用了此例。
郑玄(127～200)是现有文献中继王逸以后把《九歌》称为《离骚》最早的一个人。
《四库全书》子部《山海经广注》卷五《中山经.中次十二山》第六十一页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原注无标点，现标点为笔者试加。） 「郭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传》江妃二女也。《离骚.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而《河图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风而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闻之，尧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传》曰：“二女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为湘君。”郑司农也以舜妃为湘君。说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溺死而[于]湘江，遂号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尤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为灵，与天地并矣，安得谓之堯女？且既谓之堯女，安得复总云湘君哉……」[11（P61）]
唐李善注《文选》卷第十五 张平子《思玄赋》“哀二妃之未从兮，翩缤处彼湘滨”。（李善引郭璞注《山海经》）「郭璞曰：今长沙巴陵县西入洞庭而通江水。《离骚》曰：邅吾道兮洞庭，洞庭风兮木叶下，皆谓此也。天帝之女，而处江为神，即《列仙传》云江妃二女，《离骚》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而《河图玉版》曰：闻之尧二女舜妻也而丧此。传云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郑司农亦以舜妃为湘君。说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死于江、湘，遂号为湘夫人也。」[12《文选》上海古籍1986年第659页。]
晋 郭璞 把《九歌》称为《离骚》，则是步王逸、郑玄的后尘。其后类似之例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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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20 08:4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