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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越来越流于表面化和物质化的时代，学子们何以选择？ 1994年底，北大接到一封来自美国权威学术刊物主编的抗议信。信中称：北大学者的一篇论文严重抄袭了国外同行的成果，并对此深表遗憾。事出突然，甚至也可以说是偶然，然而唯其如此，人们才觉得：这种事情太不应该发生了，尤其不应该发生在这样一批北大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身上。据了解，涉及这桩“国际学术公案”的几位学者，都具有站在国际学术界前列的水平，凭他们自己的真正实力，无疑也可以拿出国际成果。同时，他们大都已是教授、领导或校办企业的总裁，应该算是得到社会、学校双重认同的强者和幸运者。“春风得意正当年”，他们本来是可以获得从容而平静的治学心态的。但是，正如蔡元培校长当年的一句无奈感唱：“杀君马者路旁儿”。一旦被桃中成了“千里马”，你就得跑个不止，而为了对得起这个名声，你甚至会毁了自己。正如人们所评价的，事情之所以发生在这几位“青年才俊”身上，乃是因为他们是被“树”的典型，而自己又尝到了被“树”的甜头，结果反而是，为了对得起这个“名声”，为了制造“世界前沿”的国内效应，功利心压倒了科学态度。凭心而论，除了主观上的原因，科学，特别是基础理论科学在今天面临着更严峻的挤压，科学家的苦衷，也绝非仅存在于北大一家。 以中科院下属的一些研究所为例，有些所近年来的局面是这样的：每个科研人员每年须向研究所上缴一笔费用，数额在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此称“人头费”。人头费自何而来？一是来自向国家申请的科研经费，二是来自“经济开发”的收益。而由于基础理论研究是不能“开发”出经济收益的，所以从事基础理论者，人头费只能有另一个来源。基础理论本来就难以申请到经费，可假若你交不出入头费，便将人下岗“以观后效”，一段时间后“仍无起色”，则将被除名。这样做的理由是：从事基础理论的人太多，以经费为杠杆造成竞争，可以“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即大力支持“赶超世界”的成果和“经济开发的战场”。然而，尽管基础理论研究是整个科学发展的基础，但让基础理论“赶超世界”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的。即使“赶超了”世界尖端，理论也未必就可立竿见影“有用”。70年代就曾有陈景润的“1＋2”有什么用的质问，对此北大前校长周培源曾这样回答过：基础科学本身乃是“无用之用”。但是，这样的提问并禾因周培源的解释而告一段落，相反，“有用”在90年代由疑问变成了不容置疑的“要求”。正是在这种形势的逼迫下，科学家不得不走上歧路：其中之一便是用实验来“注释”国外已有的科研成果。人家做老鼠，我们做兔子，结果（论）相同就行。北大一位青年科学家愤圃他说：“赶超世界”还不容易？反正你上面要的是结论，你好大喜功我就“假报喜”，难道国外还天天来“检举”我们不成？“实验”与“结论”的颠倒，不仅意味着科学研究程序的颠倒。而且意味着科学精神的败北。由于校内的分配制度基本是博士与本科生、甚至行政人员“一视同仁”；成果大小，甚至有无成就“一视同仁’的“排队”制，造成了学历高、成果高的中青年对学校内部利益分配的公正性由绝望而冷漠，由冷漠而放弃与拒绝。近年来出现的拒绝申报科研成果、拒绝申报职称现象便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1995年，北大绝大多数系科把职称审报年限定在79级本科毕业者，此举被称为“齐步走”。在一个文科大系，没有参加“齐步走”的却是该系毕业生中唯一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这位有3部学术专著，且一本在海外出版的青年学者并不是被“评”下来，而是主动“退”下来的。今年40岁的L，78级毕业，也是我国“文革”后最早的法律研究生。精力充沛的L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上课呗呗叫，法庭辩论满堂彩。但他却从未申报过职称。每年看着大家把精力用于职称争夺战上，他认为这无异于自相残杀。L说，对我这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而言，把同舟共济的弟兄们硬往水里挤，这种事我再也不干了。作为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的创办者和合伙人，他用胡适校长当年的一句话来描述自己的选择：如果船上太拥挤，我愿意第一个跳下水去救出我自己，而不是赖在船上和弟兄们抢最后一个救生圈。毫无疑问，一个越来越流于表面化和物质化的时代造成了迷乱的光环，北大青年学者也身处其中。北大，多么需要唤回纯正的科学精神！多么需要热烈地呼唤学术进取精神！以免于未来的沉沦！ “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无疑，任何民族都应该有它的勇敢者和智慧者献身于这个“精神界人非骄子”的行列。任何民族也必定有它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献身于这个将终生心忧如焚一身清贫的行列。这个“志愿者”队伍必是民族的脊梁，是中国不死的魂灵。在千年纪元的转折点上，我们只有企盼并相信： “家国荒矣，魂兮归来”。 “天下绥矣，魂将归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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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7-11-8 2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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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9 10:5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