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 清和 于 2013-5-10 16:52 发表
哦,是這樣。我聽過中大文化研究系一些老師和同學的研究,還看過一點西方的論述,都是比較喜歡用理論的。
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是这个剑桥讲师在工人夜校讲英国文学的讲稿,作者本人是第一代奖学金男孩,就是最早一批靠国家福利上大学的工人子弟,他做这个东西,也是在处理自己的经验。文化研究的第一代基本都有这个背景。后来他们的学生辈对老师们的经验主义感到不满,引入了法国理论(结构主义等等),的确让文化研究深刻了不少,但也逐渐远离普通人的经验,成了学院里的高级智力游戏。文化研究从英国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传播,动力大概有两种,一是处理本土经验的时候,原有的学术实践遭遇了瓶颈,想借助他山之石突围,这时会更看重文化研究的初衷,上海那批研究鲁迅和现代文学出身的学者大致属于这种情况;一是单纯在学院体系内部移植前沿范式,这时的确容易出现你所说的这种“理论走火入魔”。不知道你提到的中大学者是否是由于后一种原因,不过,我看到过台湾学者陈光兴的反思,他对自己在美国学到的文化研究理论提出质疑,并重新寻找本土的思想脉络。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他甚至提出,连像“能指”这样的术语也不要用了,这可能有点极端了,不用外来术语,未必就真能与本地现实接洽。我自己的一点切身体会是,用什么理论或术语,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有没有经验性的积累,对文本有没有感觉,越是缺乏这些东西的时候,越容易生吞活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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