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女作家阎延文：

白水

剩翼兄的帖子将阎文驳得可说体无完肤了。我没看过《色戒》，所以主题帖子里阎文的具体批判我都没看，我是直接看了二楼虎哥的帖子针对虎哥的话而发言的。我想探讨的，是看一部作品是不是只需看艺术价值而完全不必看社会价值，或者说因其具有艺术价值就有了免于在社会价值的维度被批判的豁免权，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不同意虎哥的看法，理由见前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若鸿

我最早是看到乌有之乡在批色戒，那时候全国人民一片叫好声，我是挺抵触该片的，原则问题是丝毫不能马虎的，栽培地极漂亮的大毒草就更毒了，

后来放了一部苏联相关的片子《第四十一个》

可爱的女兵玛柳特卡爱上了有一双可爱的蓝眼睛的白军中尉，流落荒岛的日子成就了这段不可思议的爱情，当现实来临，蓝眼睛选择继续从前的道路，玛柳特卡痛苦中举起步枪，将他变成了自己枪下的第四十一个歼灭者。 

本人怀疑李安的政治倾向是不是本来就有问题，以前看过喜宴后读到这样一个影评：

邱潔芳＊（《島嶼邊緣》1993年第八期）
　　　　重刊前言
　　　　本文原刊於1993/04/26的《民眾日報》，刊出後，《喜宴》獲得世界各國獎賞，包括美國同性戀團體的頒獎，這並不表示《喜宴》因此就變成了替同性戀發言的電影，因為老美同性戀不了解本片與老Ｋ【編按：國民黨】的政治關係。而同性戀也必須面對同性戀解放，與其它宰制的關係。在人民民主多元解放的觀點下，男同性戀若是透過壓制女性、階級、族群的主體來解放、那就根本不是解放，反之亦然。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金馬獎頒獎典禮上，因《喜宴》而獲得最佳原著劇本獎的馮光遠，在台上，面對李登輝說：「把獎獻給多年來受苦的政治異議份子。」政治受害者為藝術創作者爭到了《喜宴》的言論自由，但《喜宴》卻成為反台獨的宣傳品。
　　　　 一九九四年三月，《喜宴》及《霸王別姬》同時入圍奧斯卡，二種東方主義商品因市場區隔而可共存共榮，但西方到底容不下東方擠進兩個獎項，所以共同落選。
　　　　 文中我誤以為李安是台灣福佬人，刊出後立即收到匿名讀者投書，在此也一併刊出，讓大家了解省籍問題的敏感性。
　　　　 台獨和同性戀是同一種東西，而且持這種看法的人還不只是少數。一方面是開明或自由主義的章孝慈，他在舉辦二二八紀念音樂會後不久（二二八是當前台獨運動最重要的歷史資源），接受了記者的訪問，表示他正在撰寫同性戀的法學論文，他支持台大學生成立「同性戀問題研究社」，也主張同性戀者應有法律保障，他說：「已經存在的事實，我們不能視而不見。二二八事件如此，同性戀問題也是如此。」（《聯合報》，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三日）
　　　　 另一方面是保守的台大課外活動組，它表示，台大這學期有廿個社團申請成立，只有「建國俱樂部」、「男同性戀問題研究社」和「自閉心雨研究社」未獲准成立。（《自立晚報》，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二日）
　　　　 也許有一種簡單的說法，會被用來解釋上述兩種現象，即台獨和同性戀都是台灣社會的主要禁忌，所以會被相提併論；章孝慈和台大課外活動組的差別僅在於，前者主張取消禁忌，後者主張繼續壓抑。
　　　　 不過這都不是本文的重點，本文要再探訪《喜宴》（指電影而不是劇本）其中同性戀與台獨（或至少是與獨台）的關係，它們絕不是「禁忌說」可以涵蓋的。
　　　　 關於《喜宴》的違背男同性戀者的立場，已有同性戀者林奕華加以批判（《影響》，一九九四年四月號）；《喜宴》出賣女性的部分，在「南風月報」中（《民眾日報》，一九九四年四月十六日），陳姿仰和張妮那的評論已非常清晰；本文作者是男異性戀者，除了支持前述批判的立場之外，想進一步分析《喜宴》的政治（狹義的）效果。
　　　　 簡單的說，《喜宴》是用男同性戀來包裝國民黨的新形象（國際的及國內的）。我們並不是要說這是官方製片──中影的陰謀，導演李安和編劇馮光遠在主觀上也可能是善意的，但是該片確實可能成為反動論述的一部份。
　　　　 郎雄飾演的「師長」，是典型的國民黨軍事威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利用在台灣所獲得的利益，交給他的兒子「小留學生」偉同在美國經營房地產出租，也就是不折不扣的「寓公」。現實中紐約的台灣寓公，大都是把不合建築法規的舊公寓以高價出租給台灣新移民、大陸客或少數民族。但是《喜宴》中卻把小寓公美化成可以不討房租、贈送冷氣的帥哥；而老寓公也變成接納同性戀洋人女婿、共匪媳婦，並且會說英文的開明長者。
　　　　 這個把國民黨軍人形象「現代化」的企圖，好像是在國際上替「蔣介石元帥」（Generalissimo）爭取平反；這和經濟上用購買《紐約時報》廣告來建立MIT品牌形象，以平反倣冒王國的企圖，有著平行的效用。也都反映了解嚴後，急於重返國際社會的獨台集團的焦慮。
　　　　 除了政治之外，《喜宴》以同性戀當作主題，也有其文化政治上的意義，也就是爭奪正牌（authentic）「中國文化」國際市場代表權的問題。
　　　　 大陸近年來推出許多以西方美學語言來再現封建中國的新電影，其中尤其以《菊豆》為典型，可說已經取得神秘「舊中國」的真品輸出權；而香港也以先進的電影生產技術，確立了「亞洲好萊塢的地位」，是「現代中國」的代言人：那麼台灣要出售什麼呢？
　　　　 本土文化？很有志氣，但卻不符合西方片商或影評人的東方主義觀看習慣。即使在國際政治上略有影響力的中國，在文化上也是自我出賣「第三世界觀（Third-Worldism）」的；也就是把本土的文化，再現為符合西方人印象中的落後，但卻充滿掙扎冒險、衝突與傳奇的世界。台灣不具在地意識（而非狹隘的本土意識）的文化人，例如李安，似乎發展出一種折衷式的「東方主義」溫情，來佔領市場的利益。從《推手》到《喜宴》，有東西文化衝突，又不過度神秘；既有流行的問題，但總是不缺「人性」的解決之道。
　　　　 在台灣成長的福佬人李安，到了美國之後，不再站在「台灣人」（廣義）的立場來看台灣，而成為一個協助洋人來看「中國」的人（或有人願稱之「買辦」）。在《喜宴》的婚禮場景裡，他自己現身，以一個旁觀者、解說者的立場對洋人說：「這是中國五千年性壓抑的文化。」他選擇在那一刻，來推翻整個電影的虛構（因為導演自己在發言），是向洋人社會表態，宣示自己不是壓抑的一部份，也就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這種進行內部文化殖民（「自己人」卻用洋人觀點生產作品給洋人及自己人看）的文化人，受到中影的重用，因為他掌握了國際影展的政治，以同性戀來包裝電影（一如用中國功夫來包裝《推手》中的反共拒共意識型態），使得被東方主義蒙蔽的自由派洋影評人，誤把《喜宴》當作「同志」（林奕華語）電影，但事實上卻帶來了平反國民黨形象的效果、間接的維護了台獨的競爭者──獨台集團統治的正當性。
　　　　 李登輝曾在總統府接見《喜宴》全體幕前幕後人員，又率全家在行政院觀賞該片。這當然並不表示國民黨政權承認同性戀的正當性；而同性戀之所以任由政治力量利用，主要是因為缺乏一個現身（Coming Out）的運動（而台獨卻已完成了這種集體行為），所以根本無從介入制衡有關的論述。甚至，連唯一一篇以同性戀立場批判《喜宴》的文章，都是香港人林奕華所寫的。
　　　　 這當然顯示了在台灣，我們這些異性戀者的霸權是多麼穩固；也因此，在我們不敢成為同性戀或至少雙性戀者以前，我們仍要以異性戀立場批駁那些想要為同性戀代言、或利用同性戀議題的異性戀者。（原刊於《民眾日報》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６日）
　　　　
　　　　 　　　　　　　　
　　　　
　　　　附錄──原載之讀者投書
　　　　敬啟者：
　　　　頃閱費報４月２６日第２５版邱潔芳先生＜台獨與同性戀＞之文，言及「在台灣成長的福佬人李安，到了美國之後，不再站在「台灣人」（廣義）的立場來看台灣，而成為一個協助洋人來看「中國」的人（或有人願稱之「買辦」）。
　　　　查李安是在台灣成長沒有錯，但他不是福佬人。他父親李昇是山西人，在台南一中校長任內退休，目前尚居台南。他母親楊思莊也不是台灣籍，亦從台南啟聰退休。李家目前有否認同台灣不得而知，但他絕不是福佬人。敬請將此資料轉知作者，以便更正，謝謝！
　　　　
　　　　　　　　　　　　　　　　　　　　　　　　　　　　　讀者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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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是台灣工運界的重要組織者。邱潔芳是筆名

不为

关于《色|戒》，从一片赞美到一片谩骂，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文化事件来研究。

但是，始终没有办法进入这样的语境中。我看的电影好像和前面在讨论的，完全是两部毫不相干的片子。

就像十几年前，很多香港电影都被认为影射了97回归的问题，包括《胭脂扣》、《阮玲玉》。

不否认这也是一种角度。但是不是只可以有一个角度呢？

如果有时间写，我会写“一个人的《色戒》”。

剩翼

看到若鸿朋友的帖子，觉得对这部电影确实有着很多不同的看法，找了找网上的评论，有网友的，有名家的，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有争论是好事情，众口一词其实往往更值得怀疑。再帖几篇评论，供诸君参考。

　　侧记「色戒」 龙应台 　(20070917)

　　电影的瞬间大众魅力真的不是文学的慢火细炖可以比的。张爱玲的「色戒」是一篇比较少人知道的短篇；如果不知史实背景，小说本身的隐晦粗描笔法更让一般的读者难以入门。李安的电影，却像一颗来势汹汹的大火球从天而落，边落还边星火四溅，嗤嗤作响，效果是，人人都在谈「色戒」，凉凉的小说也被人手人嘴磨蹭得热了。

　　小说裡的汉奸大坏蛋易先生，因为在小说裡被处理得不够「坏」，当年「色戒」发表时还被评论家批判，觉得张爱玲是非不明、忠奸不分。当时读了「域外人」对张爱玲的批评，我忍不住大笑。胡兰成不早就说过张爱玲的人格特质了吗？在「民国女子」裡，他这麽看二十三岁的她：「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佈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又说，「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的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她这真是平等。」

　　而且，张爱玲文学作品裡头最让人震撼、最深刻的部分，不正是她那极为特殊、极为罕见的「不悲天悯人」的酷眼。

　　如果张爱玲有一般人的「忠奸意识」，她大概也不会在二十三岁时，嫁给了赫赫有名的「汉奸文人」胡兰成啊。

　　易先生在小说裡不够「坏」，除了张爱玲本身的认知价值和性格，除了她和胡兰成的极深刻、极缠绵的爱情之外，我看见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角度，那就是，小说和电影之外，民国史裡头的「易先生」，其实也不见得是个多「坏」的「坏人」。

　　易先生的「原型」丁默邨，一九○三年出生，因为陈立夫的举荐而做了调查统计局第三处的处长，第三处后来撤销，他就加入了汪精卫的政府，历任要职。中日战争结束前夕，他是「伪浙江省省长」。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丁默邨被枪毙，罪名是「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判决书裡列出好多罪状，包括「主使戕害军统局地下工作人员及前江苏高二法院庭长郁华、与参加中统局工作之郑苹如……」

　　这样的一个「汉奸」履历，他的死刑不是理所当然吗？

　　不这麽简单。

　　我在德国的雪夜裡翻读南京市档桉馆所保存成书的审讯汉奸笔录、判决书、种种做为证据的信件、电报、便条等等，慢慢地看出一个故事的轮廓。尘封的史料所透露的真实人生如此曲折，几乎有血肉模煳之感，其幽微伤痛讽刺残酷完全不需要假借文学家之手。

　　在郑苹如因为刺杀丁默邨未遂而被祕密枪决之后一年，一九四一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和丁默邨祕密取得了联繫，对这位当年被他提拔过、如今为汪伪政权特务头子的后辈「晓以大义」，指示他应该设法「脱离伪区」，如果不能「脱离伪区」，就当「伺机立功，协力抗战」。陈立夫「策反」成功，往后的几年，丁默邨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长、福利部长，私底下，他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与周佛海合作企图暗杀当时的特务首脑之一李士群，并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

　　这些被营救的情报人员，在审判庭上，也都具函作证，丁默邨和重庆政府的合作是毫无疑义的。而在日本战败以后，局势溷乱，重庆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党趁机坐大以及新军阀崛起，又适时而有效地运用了丁默邨这个棋子。他被国府任命为「浙江省军委员」，这一回，「浙江」前面没有「伪」字了。

　　我读到戴笠给「默邨吾兄」的手书，戴氏要求丁默邨在溷乱危险中「切实掌握所部，维持地方治安，严防奸匪扰乱，使中央部队能安全接收。」而丁默邨也确实一一执行了重庆的指令。在中央部队进入浙江之前，「奸匪」已经佔有浙西半片，是在丁默邨进行「剿匪」之后，中央部队才稳稳地接收了浙江。

　　夜半读史，我揉揉眼睛，困惑不已。

　　那麽这丁默邨等于是国民政府招降成功的一名降将，这名降将不曾回到「汉军」中来披麾上阵，但他留在「曹营」暗中接应，做苹果裡的一条虫，等于是国民政府植在敌营的间谍，其处境何等危险，其功劳何等重要。在战争中，隐藏的间谍所发挥的作用绝对不小于沙场浴血的战士，不是吗？

　　当重庆政府需要丁默邨的协助时，陈立夫和戴笠都曾对他提出保证：陈立夫应允丁可以「戴罪立功，应先有事实表现，然后代为转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戴笠则说得更明确：「弟可负责呈请委座予以保障也。」

　　好啦，那麽为什麽国民政府在胜利后就杀对它有功的「降将」和「间谍」呢？尤其在早已给予不杀的具体保证之后？问题出在「委座」──蒋介石吗？

　　正在困惑时，陈立夫的回忆录出版了。于是飞电请求朋友「火速寄《陈立夫回忆录》来欧」。一週后书寄到，邮差从雪地裡走来，胡子上还黏着白花花的细雪。我从他手中接过书，一把拆了包装，几乎就在那微微的飘雪中读了起来。

　　我竟然找到了答案。

　　《陈立夫回忆录》第232页（L1） ：

　　丁默邨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拘留所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委员长看到以后，蒋委员长很生气的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

　　丁默邨就被枪毙了。只因为他从狱中出来，贪看一点湖上清风，被一小报记者认出来，写上了报。

　　啊，我不禁掩卷叹息。难怪丁默邨的死刑判决书读起来那麽的强词夺理，对丁默邨所提出来为自己生命做辩护的种种白纸黑字的有力证据完全漠视。原来，判他死刑的，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法院，也不是一部真正的法。

　　在那样的时代裡，你对所谓「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不管是易先生还是丁先生，是张爱玲还是胡兰成？

　　明报 龙应台 2007-09-27 我看《色，戒》

　　抢救历史「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轮车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号码。」李安说。

　　我问的是，《色．戒》里老上海街景是如何拍出来的。

　　他说，他的研究团队下了很深的工夫，而上海制片厂也大手笔地重现了上海老街。

　　「建筑材料呢？」「也是真的。」我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但是再追一句： 「可是，街上两排法国梧桐是真的吗？」「一棵一棵种下去的。」李安说。

　　他提醒我，第二次再看时，注意看易先生办公室里那张桌子。民国时代的桌子，他找了很久，因为大陆已经没有这样的东西。桌上所有的文具，包括一只杯子，都费了很大的工夫寻找。

　　「你有没有注意到易先生办公桌后侧有一个很大的雕像？」啊？没有。

　　「是钟馗。搞特务的都会放个钟馗在办公室里。」李安并非只是在忠实于张爱玲的原著，他是在设法忠实于一段灰飞烟灭的历史。易先生进出的门禁森严的后巷，还真的就是当年76号特务头子之一李士群的住宅后巷。

　　香港又怎么拍的？香港的老街根本拆光了，大学生坐电车那些看起来像中环德辅道的镜头，怎么来的？

　　「那是槟城和怡保。那里的街屋和老香港一样，但是保留得很完整，只是马来西亚的屋顶是斜的，所以要作些计算机处理。」「那电车怎么来的？」「特别做的，真的电车。」学生演戏的部分，是在香港大学陆佑堂里头拍的。1910年代的建筑，立在山头，仍旧风姿绰约。拍学生演戏的那一段，李安觉得全身起鸡皮疙瘩，因为影片里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在台北国立艺专第一次演话剧时所经历的：大学礼堂的舞台，纯真年轻的学生，从演戏里头发挥自己又找到自己的奇异经验，演完以后大伙兴奋地去吃消夜，空空的街上下着小雨……

　　李安在叙述，我看着他的眼睛，很大的眼睛，温煦、诚恳，但是很深刻。这里有好几层的人生和故事交叉重迭了：二十岁的李安和二十岁的王佳芝、邝裕民，过去的年轻演员李安和现在的年轻演员汤唯。从前和此刻，戏里和戏外，剧本和人生，层层交织。

　　在寻找易先生的办公桌时，浮现在李安脑里的是「小时候爸爸会用的那种桌子。」《色．戒》在寻找的，是爸爸的时代会看的电影，会哼的歌，会穿的衣服，会摆在书架上的书，还有民国的口音。一口京腔普通话的汤唯得上课改学南方的国语。梁朝伟、王力宏、汤唯上了三个月的课，要读《未央歌》、《蓝与黑》，要看尤敏主演的《星星月亮太阳》，要听当时的流行音乐，要读戴笠和胡兰成的传记和作品，要熟悉张爱玲作品里的每一个字，要进入一个有纵深的、完整的历史情景。

　　很深地「浸泡」在那个历史情景里，李安说，拍到后来，几乎有点被「附身」的感觉。「是张爱玲的作品找我，不是我找它。这段历史，就是要被留下来。」「可是他们这个年龄的人距离那个时代，太遥远了。」似乎说得口都干了，他喝了一口茶，继续，「我们这一代还知道一点点，我们这一代不拍这电影，将来，就永远不可能了。」我看着李安。这是香港中环的四季酒店，接近晚上十一点，我突然发现了《色．戒》是什么。

　　它是李安个人的「抢救历史」行动。也许是张爱玲小说里人性的矛盾吸引了他，也许是张爱玲离经叛道的价值观触动了他，也许是小说的电影笔法启发了他，但是，真正拍起来，却是一个非常个人的理由，使得他以「人类学家」的求证精神和「历史学家」的精准态度去「落实」张爱玲的小说，把四○年代的民国史 ——包括它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像拍纪录片一样写实地纪录下来。他非常自觉，这段民国史，在香港只是看不见的边缘，在大陆早已湮没沉埋，在台湾，逐渐被去除、被遗忘，被抛弃，如果他不做，这一段就可能永远地沉没。他在抢救一段他自己是其中一部分的式微的历史。

　　「话剧团的部分在港大陆佑堂拍，你知道陆佑是什么人吗？」他摇头。

　　「你记得民国五十三年，有架飞机因为劫机在台中附近掉下来，死了五六十个人，很多电影圈的重要人物，里面有个人叫陆运涛？」「当然知道，」李安说，「他是电懋电影的创立人，《星星月亮太阳》就是他的。他那时先来花莲，还有雷震跟赵雷，我那时九岁，还跟他们一起照相，印象很深刻。」「陆佑，就是陆运涛的父亲。」啊……他不说话了，可是我们可能都在想一样的事情：历史的许多蛛丝马迹，看似互不相关，却会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蓦然浮现，彷佛它找到了你。张爱玲在一九三九年拎着一支大皮箱来到港大校园，许地山是她的系主任。战火开打时，她在陆佑堂的临时医院里作学生看护，外表清纯的女学生心里深藏着一个人性X光照相机，喀嚓喀嚓拍下人世的荒芜。二十几岁的港大女生张爱玲，是否料到七十年后在陆佑堂，有个李安试图把她褪色的胶卷还原？

　　性在绝望里床戏演得那样真实，那样彻底，使我对两位演员肃然起敬，但是，如果不是演员对导演有极度的信任，这样没有保留的演出是做不到的。李安是如何说服演员在这部电影里，激烈而直接的性，是必要的呢？

　　我相信它的必要。

　　张爱玲的这篇「不好看」的小说，之所以惊世骇俗，主要是因为小说中违反世俗的黑白不分、忠奸不明的价值观。一般的作者去处理女特工和汉奸的故事，难免要写女特工的壮烈和汉奸的可恶。张爱玲的女特工却因为私情而害了国事，张爱玲的汉奸，也不那么明白地可恶，长得「苍白清秀」，最贴近的描述，透露的倒有几分可怜：「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更「严重」的是，女特工之所以动情，那情却也不是一般浪漫小说里的纯纯的爱，而是，性爱。「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征服一个男人通过他的胃，「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如果王佳芝背叛了她的同志，是由于她纯纯的爱，她还可能被世俗谅解甚至美化，但是，她却是因为性的享受，而产生情，而背叛大义，这，才是真正的离经叛道，才是小说真正的强大张力所在。「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就权力的掌控而言，易先生是「猎人」，王佳芝是「猎物」；就肉体的释放而言，王佳芝可能是「猎人」，易先生是「猎物」。

　　因为为有如此浓烈的「色」，才会有危险而肃杀的「戒」。易先生把一枚「戒指」圈在王佳芝的手指上，究竟是易先生施「戒」于王，还是王是易先生的「戒」，恐怕是一个辩证关系、互为连环。「虎」和「伥」是什么关系？「伥」和「娼」又是什么关系？在小说里，性写得隐晦，但是张爱玲彷佛给李安写了导演指示；「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是一个写在剧本旁边的导演指示。导演完全看见了性爱在这出戏里关键的地位，所有的戏剧矛盾和紧张，其实都源自这里。

　　李安对性爱的拿捏，非常精准。头一场床戏的暴虐或可被批评为缺乏创意，因为专家会指出，这种性的暴虐在纳粹电影里常会出现，用来突显「权势就是春药」的主题。

　　但是在其后的床戏中，两人身体之极尽缠绕交糅而神情之极尽控制紧绷，充分呈现了两人对自己、对命运的态度：易先生对战事早有坏的预感，知道自己前途堪虞。王佳芝更是走在火烫的刀山上，命提在手里。

　　两人的表情，有绝望的神色，性爱，是亡命之徒的唯一救赎也是最后一搏；加上一张床外面的世界是狼犬和手枪，暗杀和刑求，阴雨绵绵， 「色」与「戒」在这里做最尖锐的抵触对峙，李安把戏剧的张力拉到接近断裂边缘。

　　张爱玲曾经深爱胡兰成，胡兰成曾经伤害张爱玲。张爱玲对于「汉奸」胡兰成，有多么深的爱和恨？不敢说，但是在《色，戒》里，王佳芝身上有那么多张爱玲的影子，而易先生身上又无法不令人联想胡兰成。

　　《色，戒》会让张爱玲涂涂写写三十年，最后写出来，又是一个藏的比露的多得多的东西，太多的欲言又止，太多的语焉不详，太复杂的情感，太暧昧的态度，从四十年代她刚出道就被指控为「汉奸文人」这段历程来看，《色，戒》可能真是隐藏着最多张爱玲内心情感纠缠的一篇作品。

　　《色，戒》，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写郑苹如和丁默邨的故事，实际上，那幽微暗色的心理世界，那爱与恨、「猎人与猎物」、「虎与伥」的关系、那「终极的占有」，写的哪里是郑苹如和丁默邨呢？李安说，他让梁朝伟揣摩易先生角色时，是让他把丁默邨、李士群、胡兰成、戴笠四个人的特质糅合在一起的。汤唯演的，是王佳芝和张爱玲的重迭。

　　性爱可以演出这样一个艺术的深度，Bravo，李安。

　　也说郑苹如和丁默村　和菜头

　　李安的《色，戒》获奖以后，新闻界又“发现”了郑苹如。今天，孟静写了一篇《郑苹如和丁默村》。在《色，戒》被拍成电影前，我就有话要说，但是憋住了。等拿了奖，我有更多话要说，但是还是憋住了。看了孟静的文章，实在憋不住了。我要说话：

　　张爱玲最大的悲剧不是爱上一个汉奸，而是全心全意爱上一个男人，但是所托非人。然后，感情遭受到打击，政治上又受到挤压。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假若所爱的人也爱着自己，对于张爱玲来说世界依然完美，汉奸不汉奸的根本不重要。可是，胡兰成对她始乱终弃，这才是最严重的打击。如此，她要反击，就得连政治一起谈。《色，戒》这部小说，是一个专门谈感情的人被迫在政治背景下讲爱情故事。虽然很短，但是我个人不觉得格局很小。其中，固然有为张爱玲自己开脱的成分，但是那么多年过去以后，张爱玲用她的张氏哲学再次讲了这个故事。《色，戒》不可以用格局大小来衡量，却可以用深度来形容。

　　张爱玲把世事看得很透，目光有非常冰凉，除了看不透自己的感情之外，这个人是绝对的聪明人。《色，戒》里的中统女特务色诱汉奸头子，应该说是一个女性为民族大义做出的最大贡献了。贡献之大，甚至超越了死亡。因为你贡献生命，永享荣光。但是，她却要活着，而且是饱含屈辱的活着。《色，戒》的深刻之处在于描写了最大的屈辱并非来自特务头子对于肉体的玩弄，它恰恰来自于自己的“同志”。他们并不因为她做出了如此之大的牺牲有丝毫崇敬之心，而是在贬损和鄙视她，觉得她很脏。在她所谓的同志眼里，她和一个妓女有什么区别么？

　　所以才有那么悲的一个故事，女特务在刺杀对象身上找到了温暖，甚至相信那就是爱情。最后，由于这一念之差，让自己香消玉殒。我觉得这非常深刻，非常真实，充满了悲剧色彩。

　　时到今日，台湾才翻出郑苹如的资料来，说她是一千多位特勤人员之一，是光荣的烈士。烈他妈个头的士，李安不拍电影根本想不起来，中统到今天不还当她是个为了组织而卖淫的鸡么。在整个东亚的文化圈内，被俘、贰臣、做特务，这些事情都是听起来伟大，其实没人不当你是个夜壶。尤其是做特勤的，对他们的态度根深蒂固的就是不信任。逻辑是你今天能为我卧底服务，那么明天保不齐你也为别人服务。在战术上，中国人说正奇结合。色诱这种事情就是去做奇兵，成功了又能如何？那些虚无缥缈的荣誉和奖励和个人的人生幸福没有一点关系。很大的可能是郑苹如一生都活在屈辱和不幸中，比现在更快地被遗忘，甚至都没有人愿意提起。

　　在这一类的故事里，结局最美好的是西施的故事。西施为了国家而卖淫，但是，最后她的鸡头范蠡没有嫌弃她，而是和她一起携手远去。是否船开出去十里范蠡就杀人沉尸我不知道，不过这的确是比较好的一个结局。国家之间或者利益集团之间发生冲突，首当其中的受害者就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看非洲和东欧的种族屠杀，妇女是一定要被强奸的。妇女已经被如此牺牲，但是尤嫌不足，还要把她们推到前线上去为诸多伟大理由卖淫。我觉得，这是压榨中的压榨。相比之下，《色，戒》中女特工的下场还算美满，她失去了生命，但是依然怀抱爱情。总有一样东西她不会失去。

　　回到现实版里，郑苹如刺杀丁默村未遂，丁并不想杀她，但是一说是大老婆吃飞醋而灭口，二说内部权力之争而造成枪决。无论是哪一种，我都觉得很悲凉。也许郑苹如真的像她的长官所说，是一个生性爱冒险的女孩子，所以选择了这份工作。但是，那么美好的生命，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就被牺牲掉，还是让人觉得悲哀。在她死去那么多年以后，不是张爱玲和李安，世人谁会记得她的伟大牺牲？

　　有些时候想想，宁可被推到前线上当炮灰，也不要去做这种奇兵。奇兵本身就是阴谋诡计的一部分，但凡是参与了，那么就好像被某种无法摆脱的恶毒命运所控制。左右都不是人，最终注定要被遗忘。而这种时候，你为之牺牲的理想又在哪里呢？那么大的个人牺牲又是为了什么呢？

采薇

其实对于《色戒》的观点，关键在于你认为作者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写这篇小说的，导演是因什么样的目的来拍这部电影的，你自己是侧重于哪一方面来欣赏它的。

《色戒》完全是一部描写女人内心情感变化的作品。虽然本人看的是删节版，但某些镜头应该只是另一种展现感情发展的手法，不应该单纯的将其当作色情成分看待。张爱玲本人也丛不关心那些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她只知道那个被别人称作汉奸的男人是她的丈夫，她爱他，这就足够了。至于说这样的电影会鼓励汉奸文化，更是杞人忧天。

剩翼

前两天看凤凰卫视的讨论，说的是《色戒》该不该被禁映的问题，源于某女性协会将其列为一部侮辱女性的电影，有意思的是，参加讨论的两位女性都说不该被禁映，两位男性恰好却支持禁映，更有趣的是，两位女士逻辑清晰，口齿伶俐，把两个大男人问的张口结舌。

我偶尔会看看每天中午的这个讨论，这一期的，还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