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里春秋，词里古今——大师们和诗词的过去曾经

西贝惑

“我是一粒小小的沙子。沙滩离开了沙子，就不复有沙滩；而沙子组成的沙滩足以怀抱海洋啊！”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文怀沙先生的句子，当时很感动。后来知道了很多是是非非。一开始的开始，因为喜欢过所以厌恶起来就像得了感冒，烧得稀里糊涂，并且比那些本来不喜欢，只是一味否定的人，想必我的那种讨厌病情要更加严重的多。后来的后来，越来越觉得人在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对于公众里的人物尤甚。然后，病情好转，今天我可以说，对于文怀沙先生我的感情又回到了最初的这句话，但我想说的不是我喜欢和不喜欢的问题，因为对于一个人其实是不存在是喜欢不喜欢的，存在的是我们在他身上想要看到自己的心中的什么。

其实，关键在我们自己呀。

木兰晓芙

原帖由 西贝惑 于 2014-12-20 23:46 发表  汤大师有才就是这么任性这句话说的好不调皮，喜欢喜欢

更牛的是太炎先生，第一次上课只跟汤先生一人对话一个多小时，置旁人于不顾，旁人只敢推测因为自己不姓“汤”、不是太炎先生亲戚的缘故——活脱脱宋濂笔下《送东阳马生序》师生场景的再现啊。结论是，太炎先生最任性。   

木兰晓芙

文怀沙先生的事迹以前有所耳闻，他的笔迹很有创意，与众不同，正如他主张处理自己骨灰的方式。谢谢你转来的资料。

西贝惑

原帖由 木兰晓芙 于 21-12-2014 09:20 发表 更牛的是太炎先生，第一次上课只跟汤先生一人对话一个多小时，置旁人于不顾，旁人只敢推测因为自己不姓“汤”、不是太炎先生亲戚的缘故——活脱脱宋濂笔下《送东阳马生序》师生场景的再现啊。结论是，太炎先生最任性 ...

对呀，对呀

今天看了一下《送东阳马生序》，果然有意思。

既然学生都来了，那么老师不讲一讲，估计谁都要生气的。哈哈，顺着楼梯走上来吧

西贝惑

1914年1月7日上午，北京大总统府招待室来了一位路人侧目的名士。

　　此人首如飞蓬，衣衫不整，留着长长的指甲，大冷的天气却手持羽扇，扇柄上摇摇晃晃坠着一枚景泰蓝做的大勋章，委实不像善类。他掏出一张一尺五寸长的名片，口口声声要找大总统，请承宣官转达。

　　承宣官一眼认出，那勋章是建立共和时期袁世凯亲自颁发的勋章，看样子此人来头不小。再看名片，原来这位不修边幅的名士，正是民国政坛上曝光率极高的政界和学界的大明星：章太炎。

　　翻开那时节的大报小刊，关于章太炎的消息总是层出不穷。也难怪，此公是民国早期政坛上呼风唤雨的大将，同时又是学界的一代宗师，早年在东京讲学时，就有十大弟子，后来个个名成功就，如黄侃、钱玄同、鲁迅和周作人等；当然更重要的是，章太炎号称“民国祢衡”，亦被人称作“章疯子”，桀骜狂放，素以百无顾忌地褒贬人物为快事。清朝末年，就曾因苏报案坐过牢，一时名满天下。一部中华民国史，如果少了这个人物，不知会减色多少。

　　在当时有一个说法，说章太炎要是指着谁的鼻子一骂，谁就会声望大跌、身价大减、身体大病，灭谁谁死，屡试不爽。也正因如此，章太炎虽然顶着疯子之名，却没人敢把他的话不当回事，当然，也大多被别有用心者断章取义。每当他有言论，总会被大张旗鼓地报道，题目是“章疯子大发其疯”之类；如果章太炎骂得对了他们的心意，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题目就会变成：“章疯子居然不疯”。

　　回过头再说总统府门前发生的那一幕。承宣官推说总统正在接见熊总理；章太炎就说：那我等好了。等了半天仍无下文，于是又要见袁的秘书。秘书们推三阻四，谁都不愿出来见这个刺头。章太炎终于爆发了，他大跳大闹，手脚并用，将招待室的器物尽数损毁。

　　这一下终于惊动了袁世凯，命人备车马将他骗出了总统府，然后送至总统府附近的军事教练处好生“招待”。

　　发现上当了的章太炎，满腔怒气耿耿难消，一路上，他指名道姓骂袁世凯为“包藏祸心”的“独夫民贼”，势必“身败名裂”；这一路骂得痛快淋漓，押解他的卫兵却不堪其虐，个个掩耳而行。后来章太炎的学生鲁迅，就曾描绘过老师在民国初年的这生动一幕。

　　章太炎之所以会到总统府前大闹，实在是因为心中积怨已久。民国初年，章太炎曾经上过袁世凯的当，等袁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不再需要国会这个选举机器了，开始把国会晾在一边。章太炎如梦方醒，及至宋教仁遇刺后，他更是追悔莫及，在《民立报》等报纸上发布宣言反袁，对袁世凯恨得直欲寝皮食骨。

　　当时的章疯子新婚不久，就到北京找袁世凯摊牌来了。他还对妻子汤国梨说：“当年无奈，出走日本，今天光复了，再避居国外，岂不为外人讪笑，我当入京面数袁世凯祸国之心！”他还做了一首七绝以壮行色：“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谁道江南徐骑省，不容卧榻有人鼾。”

　　章太炎到北京后，每次乘马车外出，就有宪兵登车夹侍。章太炎开始还感觉良好，但见这些宪兵终日寸步不离，才明白自己已被袁世凯派兵监视。恍悟后的章太炎不打二话，持杖照人劈头盖脸就是一阵乱打，卫兵们纷纷抱头鼠窜。章心情大好，说：“袁狗被我赶走了！”当然没有这么容易，宪兵被逐之后，换了便服，照样来监视他。

　　章太炎反袁的壮举，自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当然这代价是他自己找上门去，从袁世凯手里逼来的；正可谓是求仁得仁。终于，在京师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的关照下，章太炎被软禁起来，为搪塞外界疑问，还找了一个“疯子病发违禁”的说法。从此，章太炎开始了在北京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在教练处住了几天后，章太炎就被送到了北京的龙泉寺。那个负责押解的陆建章也很有意思，他亲自骑马在前开道以示恭敬。此人在北洋军中也算是位居要职，如此礼遇一名囚徒，实在令人不解。时人问之，则曰：他日太炎若能为我草一檄文，则我可少用十万兵马，安得不尊重？

　　后来，章又被迁至钱粮胡同一位医生家里，由那位医生负责照顾他的起居饮食。身遭软禁的章太炎还可以继续读书写作，亲友弟子前来探望也未遭阻止；所以章疯子开始还以为自己有行动的自由，打算从囚禁的地方逃走，托人买好了赴津的火车票。

　　共和党本部干事张伯烈、张大昕、吴宗慈等人前来送行，设宴邀他纵饮狂欢。为了拖延时间，有人倡议以“骂袁”为酒令，章太炎骂得兴起，结果酒喝多了，虽然骂得痛快，到车站却已赶不上车。章这才领悟到，那些共和党的人早都被袁世凯收买，故意前来拖延自己的时间。章太炎大为生气，四天后，就发生了到总统府门前踢场子那一幕。

　　说起来袁世凯对章疯子确实不薄。他曾经对陆建章定了关于囚章的八条规则，规定起居饮食用款不限，而且毁物骂人，听其自便。东西毁掉了，再买就是。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五百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四元左右，大学里最风光体面的教授，每月也不过四百元）。

　　尽管待遇优厚，但囚禁毕竟是囚禁，走又走不脱，住又住不安稳，章疯子不可能很痛快地就范，他变得愈来愈疯，在住所的门窗上、桌上遍写“袁贼”二字，以杖痛击之，称作“鞭尸”；又扒下树皮，写上“袁贼”字样，然后丢入火堆烧掉，整日以此为乐。在移居龙泉寺的翌日，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曾亲送锦缎被褥来章太炎居处，见其疯劲正发作，未敢面见，把被褥放在窗外便欲离去。章太炎得知后，便把被褥烧出许多黑洞，掷出户外。　

　　在被软禁的日子里，章太炎的名士派头越做越足，闹出了不少传颂一时的笑话。他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其中不少是警察改扮的），并颁示条规：一、仆役对主人须称呼“大人”，对来宾亦须称呼“大人”或“老爷”，均不许以“先生”相称。二、逢阴历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以贺朔望。如敢违例，轻则罚跪，重则罚钱。为了将这种规定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警察密探）照条约跟他签字画押。

　　有人问他为何要立此家规？章太炎说：“我弄这个名堂，没别的缘故，只因‘大人’与‘老爷’都是前清的称谓，至于‘先生’，是我辈革命党人拼死获得的替代品。如今北京仍是帝制余孽盘踞的地方，岂配有‘先生’的称谓？这里仍是‘大人’、‘老爷’的世界，让他们叩头，不是合情合理吗？”

　　在龙泉寺幽禁了几个月后，章太炎又开始绝食。他先是寄了一袭旧衣给夫人汤国梨以示诀别，信中语气悲苦：

　　以吾憔悴，知君亦无生人之趣。幽居数日，隐忧少寐。吾生二十三岁而孤，愤疾东胡，绝意考试；故得精研学术，忝为人师。中间遭离乱，辛苦亦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言尽于斯，临颍悲愤。

　　待到汤国梨等来他的下一封信时，那告白就更是奄奄一息了，但疯老公的措词却让她忍不住破涕一笑：

　　汤夫人左右，槁饿半月，仅食四餐，而竟不能就毙，盖情丝未断，绝食亦无死法。

　　章太炎绝食，身体一天比一天羸弱，这不仅使袁世凯大伤脑筋，也让他的弟子们心焦，他们千方百计想使章太炎改变死志，立刻进食。最后还是马叙伦想出一计，他去探望章太炎，好友相见，相谈甚欢，及至日暮，马叙伦起身告辞，并说：“中午出来太急，没有吃饭，现已饥肠辘辘。”章太炎立即让厨子准备饭菜。马叙伦却道：“这万万不可，你正在绝食期间，我怎可在你面前据案大嚼？”

　　章太炎左右为难，终于答应与他一同进食，这一次的绝食也就到此为止。可见他虽然又疯又倔，但他的绝食似乎却并非真的以死抗争；无非是借此闹出点动静，制造一些不利于袁世凯的舆论。好在那个工于心计的大总统，也忌惮这个革命元老的言论能量，同时也知道有不少旁观者正在拭目以待，看自己会不会杀掉这位名满天下的“民国祢衡”；于是也就将计就计，让大家慢慢欣赏一下自己大过曹孟德的度量和胸襟。也正因如此，章太炎激烈癫狂的种种冒犯举动，才不至于有送命之虞。

　　但到最后，袁世凯几乎还是被激怒到了“非杀此人，不足以消吾心头之恨”的地步。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觉得自己称帝的种种条件都已具备，各界“名流”在他的授意下纷纷上书劝进。这时，有人想自告奋勇要去说服章疯子，使之回心转意，向袁大总统投诚。毕竟章疯子人望极高，他若肯撰文拥护帝制，局面自会大不一样。很快，袁世凯就收到了章太炎的回信：

　　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

　　如果说前面章疯子与袁世凯的死缠烂打，多少还有些撒泼恶搞的喜剧色彩，而在此时他表现出的勇气和倔劲，就着实教人刮目相看。当然事已至此，袁世凯依然没把章疯子怎么样，姿态摆得颇高，这位阴鸷枭雄的通权达变由此可见。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当然也自由了。经此一难，章太炎的声望大涨，成了反袁的英雄。待到孙中山等人掀起“护法运动”的风潮时，章太炎挟其三年幽囚的积怒，仗其大闹总统府的余威，也扛起了自己的一面大旗：他先是出任护法军政府的秘书长，后又请缨去联络西南的唐继尧，合纵连横，忙得一塌糊涂。

　　唐继尧出兵后，章太炎俨然一威武大帅，对几位跟班打骂无常，尽日向他们索要美酒白兰地和大炮台香烟，几位跟班苦不堪言。他还让人制了一面大旗，上书斗大的“大元帅府秘书长”几字，居然比唐继尧的大元帅旗还要高大许多，十分抢眼。一路上撒欢似的人欢马叫尽情驰骋，过足了乱世枭雄的瘾。唐继尧手下觉得看不过眼，但唐继尧也就一笑了之了。

　　章太炎满腹经纶，想听他课的人太多，每次上课，都会有五六个弟子陪同，其中不乏大师级人物；台下更是一派“旌旗招展，人头攒动”的盛景。章太炎国语不灵光，便由刘半农任翻译，写板书也有钱玄同代劳，就连倒茶水的，都是马幼渔这样的人物，这排场真是令人惊骇。老头每次开口先来一句：“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如果没有这后半句的自谦自抑，简直要狂到天上去了。当然，听过课的同学也都心悦诚服地承认，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

　　白话文运动中，作为文言文大家的章太炎曾与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有一场争论。章太炎一位近侍在侧的弟子叫陈存仁，他记叙下了这一场古文大师舌战白话文新秀的精彩场面：

　　章太炎：“但是，你们写的白话文，是根据什么言语做标准？”

　　刘半农：“白话文是以国语做标准，国语即是北京话。”

　　章太炎：“你知不知道北京话是什么话？”

　　刘半农：“是中国明清以来，京城里人所说的话。”

　　章太炎：“你说是明朝的话，有什么考据？”

　　刘半农：……

　　章太炎（笑吟吟地，用明朝的音韵背诵了几句文天祥的《正气歌》之后，缓缓道来）：“现在的国语，严格来讲，有十分之几是满洲人的音韵，好多字音都不是汉人所有。”

　　…………

　　几轮交锋后，刘半农已经汗流浃背。

　　章太炎：“美洲新大陆是谁发现的？”

　　刘半农（讷讷地试探回答）：“当然是哥伦布。”

　　章太炎：“最先踏到新大陆的人，是一个中国和尚，叫做‘法显’，想来你是闻所未闻的！你在北京有时间访问赛金花，去记叙她的胡言乱语，何不多看些文言文线装书，好好充实自己？”

　　刘半农（只有听教训的份了，准备开溜前想说几句体面话）：“北方学术界，正在考据敦煌石窟及周口店‘北京人’，以及甲骨文、流沙垂简。”

　　章太炎（勃然大怒）：“中国政府对你们不知花了多少钱，设立了无数研究所研究院，可是敦煌石室的发现是外国人斯坦因，他窃去几百箱的文物，多少年之后，法国的伯希和又盗去几百箱，直到他们在国外公布出来，你们才知道！你们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你们知不知道近来又有一个瑞典人斯文赫定，在西北发现了许多文物，究竟你们这些科学家做了些什么工作？所谓的北京大学，只出了一个张竞生，写了一本《性史》，这难道就是你们提倡白话文以来的‘世界名著’”？

　　…………

　　我们据此就可知道，此老直到暮年，火气犹是半点未减，更是虎虎生威，丝毫未见落魄与落寞。

　　章疯子有一句诗自况：“笼中何所有？四顾吐长舌。”真是形象得很。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荡着，在历史的深处绽放出一种豪情的气质。他敢作敢当，不计后果，一种饶有古风的价值观支配着他的整个一生。当然，他持危道而欲履险如夷，居然每一次都能身名俱泰，自然也要得益于民国时的开放风气。

　　“在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什么气候。……”

　　那个时代的文化人的确都有些另类。无论如何，那种“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的慷慨士风，在文网密布的古文时代固然是红尘梦杳，在“文明日进”的现代读书人中，更是难见如此气象了。

　　（本文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书《北京的红尘旧梦》）

西贝惑

章太炎一直被认为是国学大师，中国传统学问的殿军，结束旧时代的人物。他本人的学术风格，不仅拒绝用白话文写作(他的白话文是讲演稿的记录，不是他手写的)，而且喜用艰僻的古文，即使连前清的张之洞都觉得他的“文字诡谲”，对民国以后的读者而言，更无论矣，当然加深了他是老古董的印象。 

其实，章太炎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性，最主要是开风气之先，是现代学问的开路先锋之一，无论在哲学上、社会学上、语言文字学上，以及史学上都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但是我们必须先揭开他古奥的外衣，才能看到新鲜的内容。像《訄书》艰涩的文字里，隐藏着柏拉图、培根、卢梭等西方的人名、名词和概念，像旧瓶里装了新酒，不要因瓶而弃酒。他的一生也非老古董可比，他是新式学堂东吴大学初创时的教员，寻因参加革命遭遇到通缉而亡命。他是1903年苏报案的主角，1906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宣传革命厥功至伟，应与孙中山和黄兴并称三巨头。民国以后，他因反对袁世凯而遭禁锢多年，后又奔走联省自治以重建民国，晚年日本侵华日亟，呼吁抗日，参与救国，直至逝世。 

因此研究章太炎，不把他当旧学的殿军，而把他当新学的开山，才较有意义。他与现代学术的关系面，相当广泛，几乎涉及文史之学范畴内的所有学门。本文仅就他与现代史学这一面，加以讨论。今人论及中国现代史学，莫不称道梁启超，因梁氏于19032年首创新史学;然而章太炎虽未用新史学一词，却于约略同时提出史学新义。梁氏发表新史学一文之后，即与章氏讨论，且于1902年8月4日，将章氏意见以书简形式公诸《新民丛报》。章氏说，他于暑期读了许多有关社会学的书刊，感到“兴会勃发”，很希望能融合新旧史料，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他认为旧时代的断代为史，“难发新理”;惟有通史，才能运用现代的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等新学问，完成一部上下千古的史书，具有“新理新说”的通史，与传统的通考、会要之类，绝然异趣。他更具体指出，一部好的通史尤须注意两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在此，他所谓的典志，已可称现代的制度史;他的纪传，也非传统纪传体的传记，已近乎现代以人物为中心的思想史。他并不满意当时日本人写的支那史，以为“简略无义”，只能作教科书，“固不容以著述言也”。他受到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畅论史学得失的鼓舞，决心写一部一百卷，六七十万字的通史，并列出目录，预计一年内完成。 

然而，章氏通史虽因他参加革命而未能写成，但他的史学新义仍可见之于他丰硕的著作之中。章氏史学新义，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相比，有一有趣的不同。梁氏倡变法，然其新史学斥传统史学乃帝王家谱，欲一举而摧毁之，不舍要发动一场“史界革命”;而章氏倡革命，欲一举摧毁传统政治秩序，然其史学新义，却意在改革旧史传统，并无意推翻之。或谓章与梁于晚年均趋向保守，于旧史有较正面的评价，实则两人都在针对民国以后的极端疑古之风，殊不可骤下定论。章太炎尤其反对疑古破旧史，因旧史既破，新史又将安出?故常发“保守”之言，然并未放弃其所持的史学新义。 

章太炎史学思想与现代史学的三个连接点 

历史发展观点 

传统史学大致而言是静态的，从一个朝代到另一个朝代，见不到发展的过程。章太炎《尊史》一文，即中此弊。他说一个人到老年，有其过程，如不知其过程中的本末经纬，只能如庄子所谓的“陈人”;在他看来，唐朝以后的史著，“大抵陈人邪”?也就是说，写历史写不出史事发展的本末与经纬。他认为中国旧史重视记事，记事太繁，若无西洋文明史的写法，便无头绪可言，然“非通于物化，知万物之皆出于几，小大无章，则弗能为文明史”。他所谓的文明史显然要有统纪，“能以思想贯穿中外，驰骋古近，而微言见于札牒之表者也”，亦即所谓“镕冶哲理，以祛(旧史)逐末之陋”的道理。 

历史发展观在西方也是近世进步概念(the idea of progress)产生以后之产物，才有所谓直线的历史时间观。中国传统史学以断代为史，每一个朝代基本上是静态的，朝代的兴衰则是循环的，也不被视为直线发展。19世纪西方的达尔文演化论传入中国，影响深远，改变了国人的思想，产生不断发展的进化观念。此一概念在中国知识界的流通，当然要归功于严复的《天演论》;而章太炎与严复早有书信来往，赞佩严复的学问，但章之进化论知识不仅仅来自严氏，亦得自日本学者的转介。他曾于1902年就翻译出一本以进化观点写的日文书，名之曰《社会学》。达尔文演化观对章太炎的影响是深邃的，他最初视之为公理，然后进一步批判此一公理，最后形成独创的“俱分进化论”。他批判进化论，并不是放弃进化论，因他的俱分进化论仍然是一种进化论;对他而言，是一种更能反映真理的进化论:物质世界的进步虽是不断向前的，但人文世界的道德却可能不进反退;然而有人不及此，居然误以为他“近乎全面地否定进化论的价值”。事实上，他不仅没有否定进化论的价值，而且演成进化的历史观;而此种探索变化的历史观，足以使他与梁启超并称中国现代史学的先驱。 

章太炎于1910年在东京讲《教育今语》时，就指出研究历史须注意，“一是制度的变迁，二是形势的变迁，三是生计的变迁，四是礼俗的变迁，五是学术的变迁，六是文辞的变迁”，不仅把固有的政治史传统，拓展为制度史、疆域沿革史、经济史、文化史、学术思想史与文学史，而且重视各门专史的变迁，强调其动态，在当时民国尚未成立，不能不说是开风气之先。他晚年讲《历史的重要》，仍然说“历史著进化之迹，进化必以渐”，在他心目中，历史显然是一循序渐进不断发展的过程，并有意从历史过程中去探索社会政治兴衰的原因，足见他的历史发展观是持久而一贯的。 

他在《学变》一文中，展示了自汉朝到晋朝五六百年间的学术思想变迁史。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说盛极一时，然由于以阴阳定法令，“不识远略”，而后有扬雄的《法言》以贬其弊，是为一变。然《法言》虽应时而出，但毕竟“杂错无主”，而后有王逸的《正部论》之问世，此为第二变。至东汉在今文经激荡下，累积了太多空泛不实的华言，“不足以昭事理”，而后有怀疑虚妄之言的王充《论衡》，此为第三变。王充的学说虽有催廓扬清之效，但“无枢要足以维持”，有如西方的“繁琐哲学”，至汉季法度衰弛，刑赏无章，证明儒学的门面已不能维持，便出现赤裸裸的法家著作，如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以及崔寔的《政论》，都是“辨章功实”、“任贤考功”的法家之教，因而从汉末到吴、魏，法家大行，此为第四变。然而魏武帝曹操“操法甚严”，久而久之，中州的士大夫不能忍受其“检括苛碎”，持论又开始变迁，于是有要求追寻天性，不讲礼法的诉求，而后有秘康、阮籍等崇法老庄，引求神仙的玄言，此为第五变。此学术思想五变，虽言之简略，只能说是一篇研究纲要，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含的新义有二:其一显示了学术思想在长时间之中的发展，其二显示了学术思想各从其世，也就是思想反映时代，应时代之需要而变。这也就是他所说的:“社会更递变化，物质方面继续进步，那人情风俗也随着变迁，不能拘泥在一种情形的。变的观念，无疑在章太炎的史学思想中占有主导的地位。 

章太炎既具历史发展观，故能洞悉旧史之“文辞反复，而辞无组织”，以及“昧其本干，攻其条末’，，以及“间焉不昭’，等弊病。章太炎具有历史发展观，才能把古今之异看得很清楚，觉察古与今之间，有时间的距离，因而有敏锐的历史时间感。他有一句很精辟的话:“丘壤世同，宾萌世异”，意谓自然环境世代相同，但人文景观与时俱变，虽然按今人的历史生态学观之，自然环境也会变，只是变化得小而不易觉察而已，不过章氏在此强调的是，人文世界里的古今之变，知其变始能知其异，知其异才能正确理解历史，故史家绝不可以今情来妄断古情。他指出，清朝的营造尺比汉尺长，汉一尺仅得清尺的七寸四分，汉代的一万里，为清代的七千四百里川。他以十分具体的例子，说明古今的差距，若以今人的尺度来测量古人古事，必然有误。他明言“不可以古论今，一也不可以今论古。”古今有异，固然不能以今测古，自亦不能“借古事以论今事”。以今事测古事，是“妄论古人之是非”，而借古以论今，则是“借题发挥”，迹近所谓影射史学，都是忘了历史时间，不知今古之间的时间距离，不免曲解历史。惟有知道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才会知道古今之异，绝不能任意跨越。 

现代信史观点 

现代史学始于德国史家兰克，因其提倡利用最原始的档案资料，来研究历史。其目的，即在获致最信而可征的历史。现代史学之有别于传统史学，未尝不可从信度上作分野，故现代史家尤重史料的甄别与考订，力求原始史料，以重建接近真相的历史。章太炎重视史料以及视野之广，可见之于他的《中国通史略例》之中，若谓“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又谓各种外国史料都可“比较异同，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他要广搜史料，固不待言，且对史料的甄别与考订，亦特具慧眼，如谱牒与奏议都是上等的史料，但是章太炎指出:“门第之风替，而谱喋之学衰”，所以唐朝谱牒之真伪，已很难定，宋代以后，根本不可信;换言之，门第盛的时候，修谱较为真实;门第既衰，不仅谱碟难考，而且易于比附，时间愈久便愈不可信。至于奏议，古人多出于己手，价值自高，唐宋明的奏议，常由名臣代拟，亦人词臣一己文集，固知代拟者为谁。然而到了清代，地方督抚因有幕府，故上奏十之八七，由幕友捉刀，就不能完全反映督抚的想法。所以，同样一种史料，由于历史背景之不同，而有性质之异，贵贱之分。足见章氏为了追求信史，辨别史料之细密。他论史之优劣也不讲究文章的好坏，“但须问事实之确否’，，亦一意以信实为念的缘故。 

章太炎批评中国旧史传统，亦以历史的真实性作主要的考量。旧史中的正史，最受重视，因其由掌握庞大资源的官府所修，故比较信实;而私家拥有的史料有限，常凭道听途说，常被视为不可信的野史。然而，太炎批判“以官定为准”的正史，正因其官定，官定反映官方的主见，代表政府立场，有损客观的真实性。不仅如此，正史还有悠久的大框框，如春秋笔法，以意识形态作历史褒贬。太炎断然说:“褒贬笔削，春秋而后，不可继作”，因“史家载笔，直书其事，其义自见，本不必以一二字为褒贬”，春秋笔削之意，自更非所宜，显因无论褒贬或笔削，都有损历史真相，可说是对整个旧史传统的挑战。他认为正史中的前四史较好，就因为四史根本等于是司马迁、班固、范哗、陈寿的私修，具有史家个人的特色。他推崇《资治通鉴》的功力，就因其体例不效法春秋，而效法左传，故“温公之作通鉴也，采择甚广，异同互出，不敢自擅笔削之权，因有考异之作”，考异就是考校异同，辨正谬误，然而后继者未能承袭司马光的“良工苦心”，自明代以来，“作史者喜学纲目”，——也就是说又回到不可学的“春秋体例了”。 

正史中的另一大框框则是正统观，历代官修史书，亟亟以正统观点来断定政权的合法性，而正统又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往往有碍真相，故太炎直言，所谓“正统殊不可问”。所以他认为陈寿以魏为正统，并无不当，说是“桓灵之恶，甚于桀纣，曹操代汉，政治修明，虽其初起时，孔融之徒有不满之意，谓之正统有何不可”?俨然反传统的现代说法。正统与书法，乃中国传统史学两大支柱，可见太炎以其现代史学的眼光，直接向旧史的核心挑战，并对旧史作深刻的反省。大致而言，他认为唐朝以前，官修尚未制度化，部分史册尚称信实，之后官府完全掌控撰史，则真实性大为可疑，幸而还有许多“朝野私载”，故“作者虽有优拙，其实录十犹四五”，至清朝以异族统治中国，用高压钳制思想，禁毁书籍，士人“莫敢记述时事，以触罗网”，更无私家著史，将使后日“虽有良史，将无所证信”。他明确指出，传统史官之“伪饰隐匿”，而力求史之信实，不能不说他开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先声。 

章太炎从现代信史的观点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然并无意推翻旧史，另创新史，而是求旧史之更新，故对旧史之中，考而后信的部分，倍致赞扬，如谓“昔蜀之谯周，宋之苏辙，并著古史考，以驳正太史公。夫上下数千年之事，作史者一人之精力，容有不逮，后之人考而正之，不亦宜乎”？同时他对新史，也不盲目接受。新史学界兴起的疑古之风，原亦是针对旧史传统的不信实而发，在现代科学与实证风气影响之下，只相信地下出土的实物实证，但疑之过甚，在“细微之处，吹毛求疵”，即认为不可信，或为了“矜奇炫异”而无故怀疑，无异要“打破历史”，反而没有了信史。他更进而指出，考古不能取代历史，因地下出土的“器物不能离史而自明”，知道秦汉史，才知秦汉器物的意义，否则又何从得知是秦汉的器物?如果必有秦权与秦钱的出土，以证明秦始皇的存在，然则倘无汉初钱币的发现，是否可以否定汉高祖的存在?如只信器物，历史根本无法贯穿，所以他认为“以史乘证器物则可，以器物疑史乘则不可;以器物做读史之辅助品则可，以器物做订史之主要物则不可;如据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至于但凭主观的以为不可能，就加以否定，更不足取，所谓“但见秋菊之晚开，不信江梅之早发，天下宁有此理”?类此评语，常被解作反对科学实证的保守之言，并不公平;他的用意，还是在维护真实的历史。 

章太炎反对过度的疑古之风，并不等于说古史不可疑。他自己读史，就常具怀疑的眼光，然而怀疑的目的，不是否定历史，而在寻求信史。如他怀疑唐朝的建成太子，并无先有杀李世民之心。他于《书唐隐太子传后》一文中指出，当李世民以伏兵击杀太子时，太子全无防备，足见并无手足相残之阴谋，否则必有提防。若谓太子设计不周，杀弟反而被弟所杀，则魏征当时是太子的谋臣，难道还不如李世民的谋臣?如太子真的存心杀弟，哪有屡试而不中，而李世民却一击而中之理?他又引历史先例，指出李世民向父皇唐高祖诉说建成太子的坏话，与隋场帝杨广告发太子勇者，如出一辙，诸如太子与后宫嫔妃淫乱之类，皆无可证实而欲加之罪的说辞。他更进而怀疑，所谓太子无功而世民功高的说法。唐高祖素染胡俗，若世民功高又何惮而不更换太子?建成之成为太子，自有其功勋与才能。唐太宗李世民为一代英主，旧史原有为贤者讳的传统，故世民残杀兄弟，夺取皇位之事，隐而不彰。然而太炎已能以历史真相为第一位，信史至上的概念显已建立。此一信实概念，可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研精覃思，钩发沉覆，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实无异于现代实证派史家所持者。 

章太炎常被称作经学大师，或最后一位经古文大家;其实，他早年写《春秋左氏读》，颇取公羊今文家言，后来他极力反对公羊，反对康有为的公羊改制说，也不是经学的门户之争。康氏也不是真正的经今文学家，他不过是利用经来改制，故大谈玄妙的三世说，利用孔子来变法，故把孔子比作耶稣，所以他是以宗教和哲学的观点来处理经书。章氏则完全站在历史的立场看待经书，他重视信史，必然不会再把经书，视为“玄圣制法”。他从日文书里，得知西方史学曾受制于宗教，一如中国古史出于巫史，亦有如经学之长期统治史学。故史学之信实，必先摆脱神秘主义之控制。他反对经今文，主要是反对其神秘主义;他之“订孔”，也在祛除孔子的神秘面纱，他将孔子定位为“良史”，是“史学宗主”，不是什么教主，其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即在化神格为人格，归经学于史学，正与康有为视孔子为耶稣，绝然异趣，犹若冰炭，这才是康章的根本之异。他甚赏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认为是“拨云雾而见青天”，并解作六经皆是史料，显然较学诚更远迈一步，正见后章之现代性，以及甚得现代性格中“世俗化”之要旨，岂能纯以经学家视之?因而说“章太炎和康有为，一个坚守古文经，一个鼓吹今文经”，并不正确，康有为鼓吹的是变法，今文经只是变法的工具，而章太炎所坚持的信史的立场，不再把经主要看作修身之书，只视经为史而已。 

章太炎关注信史，尚有其时代的感受。一方面，他担心康有为一派将经书当作有如基督的圣经，视历史如小说，以及造成无端怀疑古史之风，足以毁灭信史;另一方面，他深感满清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先有文字狱，威胁信史的写作;后来乾隆藉编修四库全书，又禁毁大量图书。在政治高压政策下，官方固然一味美化统治阶级，褒贬失当，而私家既不敢记述时事，更难见直笔，于是记载或简略不详，或失实，或歪曲，故撰《哀清史》一篇，叹信史在清代所遭遇的摧残。章氏在反满时期，显然以满汉种见，谴责满清政府灭人之国之余，还要灭其史，深知信史有关国家民族的存亡。满清政府被推翻之后，则以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强调保护中华信史为抵抗列强的精神力量，足见他的信史观念又与他的民族主义有关。 

民族主义史学观点 

章太炎的史学，近人多以民族主义史学称之，固然很有依据，然仍须作深人分析，不能仅就其文字与议论作笼统的概述。太炎之民族主义，最明显的表现是反满，但反满并不能包揽他的民族主义，他直到八国联军入侵，证明满清政府不足以抵挡帝国主义，才开始排满。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即倡五族共和。他晚年先后反赤与反日，都旨在反对外国侵略势力，故其民族主义实扎根于反帝。然而自庚子到辛亥，他既认为非倒满不足以振兴中华，非振兴中华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故极力反满、排满、低满，如谓“满洲以强暴侵略汉族，残其民庶，盗其政权’，，以及说满洲人“犬羊之性，父子无别”，成为革命阵营之中，最犀利的反满宣传家。他无论为反满宣传，或为抗日而激发爱国热肠，都用到他的历史知识，其渊博的历史知识，使他成为成功而有效的宣传家。他把民族主义比喻为稼墙，必须要有历史知识来灌溉;否则，“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史以致用，其效果在达到政治或爱国的目的，原不在学术。事实上，太炎晚年删除许多早年政治性文字，自知并无永恒的价值。因此，我们不能视其民族主义宣传文字，为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主要内容。 

章氏的民族主义史学，像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样，是西潮冲击下的产物。西方帝国主义人侵，中华帝国门户洞开，被迫接受现代国家体制。梁启超提倡国民的历史，其所谓国，已非旧时之朝廷，而是现代国家。章太炎也已具现代国家观念，其有志于撰写一部中国通史，即以现代的国史来取代旧史，犹如德国史家之写德国史，或英国史家之写英国史。19世纪欧洲列国的民族主义史学，颇重种姓之优越，国族既往之荣光，以助国家之士气，如普鲁士学派，实于德国之统一有推波助澜之功，甚至为后日德意志军国扩张主义铺路。中国情势境遇不同，民族主义意在自卫，章太炎力言历史是爱国心的泉源，所以他把历史比喻为一国的账簿，载明产业，按簿可稽，国人岂能不知;也可比做棋谱，旧谱既熟，新局自创，才能鉴往知来，援古证今。然则，非历史知识不足以知国本，不知国之可爱，不知国运之来龙去脉。章氏晚年，正值口本侵华，感触尤深，如谓:“不知辽东玄菟为汉郡，故以东北为绝域;不知汉之右北平郡领县，多在热河，固以热河为塞外”，足见不读史，连亡国都不自知，失地千里也不甚惜，他把读史与爱国连在一起，意即在此。章太炎所面临的时代，势必使他成为民族主义史家。 

观诸章太炎排满文字，他好像是大汉沙文主义的种族主义者，其实在他心目中，民族主义根本不是基于狭隘的血缘论，中华民族也绝非等同汉族，因他明确指出，中华这一名词，既不是一个地域的国名，也不是一种血统的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由历史铸造而成，长期的历史经验使异族同化，共成华族。然而，既如此，满洲认同中国，为何反满?此乃其反满宣传与历史思考间的矛盾，然此一矛盾在其心中，并非不可解决;解决之道，来自西方的主权观念，即主权应属于大多数人，大多数的汉人收复主权之后，才能接受满人。在国土上，他也是从文化而非种族作考量，所以他认为朝鲜与越南在文化上同于中国，应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三荒服，即西藏、蒙古、回部倒非故土。但在现实上，朝鲜已为日本并吞，越南仍是法国殖民地，难以改变，而三荒服尚不他属，反而较易纳人版图。纳人版图最紧迫的理由，则是英、俄两帝国主义国家的窥伺，“乘隙窥边，诱以他属”。从他以文化为主的民族国家观而言，“汉人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平等自由，相与为乐”，未尝不可，无奈列强环伺，如果中国各族分裂，俄国立即会进人蒙回，英国必定人藏，法国必定会进人云南与广东，汉人的土地也会不保”。于此可见，他的民族主义绝非植根于狭隘的种族主义，也非狂热的扩张主义，却多理性与现实的思考，担忧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格，可说是史家反映时代，也可说是一种相当自卫性的民族主义。 

然而民族主义毕竟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而史家则贵公平、宁静，不陷入感情与偏见的陷阱，两者似仍有矛盾。所谓民族主义史家，于民族主义而言，往往是褒语;然于史学而言，常常是贬语。故以史学的标准衡量，一位民族主义史家的优劣，端视其公正客观性的强弱。以章太炎而言，在政治史方面，尤其是清代政治史，他的民族主义情绪较浓，多少受到反清政论的影响。如清代盛世康、雍、乾三大帝，在他的反清思想的激荡下，极力挑战圣君明主的形象。他认为康熙虽非失德，绝不是仁君，于明之宗室，诛夷甚厉;雍正虽能，尤为阴险残暴，利用理学，滥施恩罚;乾隆虽有威谋，藉编四库，意在禁毁图书。这些负面的评价，并未完全失实，且可平衡过于正面而几近歌颂的评价，或尚有功于信史。英国史家阿克顿有言:“伟大人物几皆坏人”，然则以负面看伟人，或更近于真。至于说咸丰皇帝，狂妄不仁，不免片面，至少举证不足;又说咸丰若不早崩，曾、左等功臣，将无善终，则全属臆测之词;骂光绪那句名言:“载湉小丑，未辨椒麦”，则尽是人身攻击矣。 

凡清代大小叛乱，如台湾的朱一贵、山东的林清、四川的王三槐、广西的洪秀全、河南的张乐行，章太炎皆视为抗清义师，认为他们的起事，并不是迫于饥寒，也不是为了实行他们的帝王之志，而是不得不清除如豺狼一般的满族统治阶级，以反对满族，作为一切叛乱之因，显然以反清的民族主义来统解史事，一如英国辉格党以自由主义统解历史，尚有可说;但是为了说明朱一贵之叛，与反清复明有关，竟言朱乃朱明的后裔，强行牵连，既无必要，且有捏造事实之嫌，为史学的大忌，实为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不自觉殃及信史的最具体例子。 

章太炎对一般历史人物的解释，也颇显露其反清的民族主义意识，如谓曾国藩作满清的爪牙，镇压了反清的太平天国，视之为民贼大盗，贪图功名，虚伪善变的理学家，实发中国马克思史家视国藩为汉奸的先声，然却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章是从种族意识论断，而马派则从阶级意识论断。然而章说:“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保卫乡邑，非敢赞清也”，不免一偏之见，卫乡与赞清实未易分;至于进一步说，曾欲藉此取代满人政权，更不免以己心强度曾腹，强古人从己矣。不过，章氏也自有其细腻处，如论钱谦益(牧斋)未以其降清而低之，指出钱氏曾响应郑成功海师人长江，后来又伤吴三桂之弑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编成《投笔集》，“其悲中夏之沉沦，与犬羊之椒扰，未尝不有余哀也”，则颇能揭发隐情，日后史家陈寅格笺证钱柳诗，更大事述论此一隐情，益见太炎之能触发先机。 

排满反清，只是章氏民族主义的一部分，而且是一时的，甚至不是最根本的部分。他的民族主义，主要还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满洲不逐，民气不彰，终不能独立而最终成为欧美的奴隶，其间本末主次甚明。他更明言:“民族主义非专为汉族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之属，亦当推己及之”即近代“反帝国主义”之民族主义也。帝国主义来自西方，随之同来的尚有西方文化，两者并不容易划分，因而章常被视为反西方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其实，他并不反对西方文化，只是他不认为西方文化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世界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挑激之下，他的结论是文化多元论，也就是说文化既是历史经验与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是特殊的，也就是太炎所谓之“别相”，而非普及的，也就是太炎所谓之“总相”。知总相，固有助于了解别相;然绝不能以总相来盖断别相。各种特殊的文化，应共存共荣;若欲以某一种文化同化其他文化，就成了文化帝国主义。太炎的文化多元观，可谓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产物，与日本的政教社，以及俄国的亲斯拉夫派思想，颇有神似之处。 

多元文化观，使章太炎更加重视历史，将历史与语言和风俗，视为国性的三要素，视为爱国心的泉源，把历史之存亡与国家和文化的存亡，连成一体。旧话说，国可亡，而史不可亡，意谓朝代有兴亡，而史绵延不绝;然太炎心目中之中国，乃是永恒的文化中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欲保持其永恒，必须维系以及认识其特殊的历史，所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太炎晚年目睹日本侵华，国运垂危，更加力疾呼吁历史之重要，益见历史在其民族主义中的分量。他的史学，固然颇具民族主义色彩，而他的民族主义亦扎根于史学。 

阐述太炎现代史学三要点既竟，进而一探其本人之史笔。他有志写一大部头的史书，虽没有写成，但有关史事的短篇作品不少，兹举两例，以为说明。 

西贝惑

章氏现代史学之实践 

章太炎论清开国史 

章太炎是现代史学的草创者，基本上仍是通儒，尚不是专业史家，何况又因世变之故，不断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也无法作宁静的学者，当然没有时间完成想写的中国通史。在历史研究方面，他用力较多的是明清之际史事，最可注意的是《清建国别记》一书，他一也“自觉精当”。此书原拟收人章氏丛书三编，三编虽未正式出书，惟单行的聚珍仿宋本，于民国十三年（1924)出版，并由中华书局代售。不知何故，这本书问世以来，似乎没有引起现代学者太多的注意，故在此作稍微详细的介绍。 

由一个曾经激烈反清的人来写清史，其客观性或不无可疑。太炎自谓，当年因反清而欲知清史的渊源，但是当他写此书时，距他反清时代已远，自谓“胜国遗俘，于今无所复恨”。事过境迁，他已无九世之仇可复，完全可以冷静与客观著史。 

《清建国别记》虽只是一本小书，不到二万字，然而他并不是要写一部完整的清朝建国史，而是要搞清楚努尔哈赤及其祖先的历史真相。这一段清朝前史，在他写书之时，仍然隐秘而史料又少，所以很可测试他的史学功夫。最值得注意的是，整本书几乎完全扎根于档案资料，’以及较为原始的当代史书，除了明代旧刻之外，他用了茅瑞征的《东夷考略》，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以及《明实录》等书，都是当时和当事人的记载。他可能是最早利用《明实录》著史的现代学者。他并注意到，官书往往不实，如清开国以后的官书，不免有所点窜，有所讳言，固必须“以明书校清史”。他在史料运用方面，非常符合现代史学方法的准则。 

太炎上承朴学遗风，固然精于考证，此书诸小节皆属考证题目，然非为了考证而考证，而以考证为论史的工具，求史事之信而可征，故尤重人、时、地的考订。他首先考定满清乃金人女真族的后裔，原居混同江以东之地，古称肃顺，后汉称抱娄，元魏称勿吉，隋唐称黑水鞋辐，其后称号渤海;渤海既衰，为契丹所攻，黑水又重占其地，形成金朝鼻祖的部落，臣属于辽;到辽君阿骨打时，始建国曰金。金朝被蒙元灭亡后，因其领地广阔，人民散居，设立了府与路的建置。明朝永乐元年(1403)，派员招抚，于是更设立了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野人女真三部，而建州女真就是清朝的祖国。此从碑文，以及辽事实录，朝鲜咨文等史料中，卓然可见。然则，清太祖实录所谓其先乃长白山天女感于朱果而生，乃“附会生民玄鸟之义”自然“诞妄不足信据”。清为金之后裔，遂成定说。孟森、郑天挺等明清史大家，皆宗此说，然似皆不知章太炎已先言之。 

清皇室的姓氏爱新觉罗，近人颇有考证，但莫衷一是。太炎于书中指出，清太祖实录所谓此姓氏乃天女所命，固然虚妄;若爱新觉罗果为其固有的姓氏，何以其近祖自范蔡到清太宗，一共八九世都不知有此姓氏?所以他认为其姓氏原本茫昧，在明朝时，或用赐姓，或借用他族之姓，一直到后来，为了追述祖德，乃私署曰爱新觉罗。太炎谓此一“著姓亦后起也”，饶有见地。同样，满洲一词从金到明无人提过，也是后来才取用的。他指出，乾隆四十二年(1777)谕旨所谓以故地肃慎转音为珠申，后改为满珠之不通，囚肃慎、女真、珠申都是对音，而满珠偏偏不是，乾隆硬要把后起的名词与旧名挂钩，未免“欲变天下之昭为聋也”。他也不认为满洲之得名由于李满住之故，因李满住于1467年被诛，到清太祖袭职几乎有一百二十年之久，都没有用过此名。他指出西藏向清朝献丹书，皆尊称曼殊师利大皇帝，后来造官书者也就将后金国汗改为满洲皇帝，故满洲之名实由“番僧所赐’，，而非其故名，颇具史识，也有说服力。 

姓氏国号既定，太炎进而考定建州女真的沿革。明成祖大抚东夷，永乐元年(1403)，海西女真、建州女真以及野人女真诸酋长，都悉境来附，但明朝仍允诸酋长各统其属，按时朝贡。他考定明代的辽东疆域北到开原，东至抚顺，南有宽奠，其余辽阔的土地，包括今日沈阳的东部，吉林的全部，黑龙江的南部，以及俄罗斯沿海诸州，都是三部女真栖息之地，明初设有一百八十四个卫，可见女真为通名，建州卫乃其一部。永乐末年，建州夷人自相攻杀，到宣德年间，明廷又遣使招降，并以建州老营地居之，名为东建州，最初只设一个卫，后来增设二个卫，人数不过数千，以养马游猎为生，捕鱼为食，狗皮御寒，其疆域与抚顺接壤，东滨海西，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距京师三千五百里。建州女真诸部既受明命，亦曾为朝鲜的附庸，疆界不如海西女真广大，大致偏在辽东的东南一带，南面以鸭绿江为界，地势衡长，清初称建州卫为赫图阿刺，后来改称兴京，大概包括长白山以西之地。据清太祖实录，兴祖有六个儿子分居于赫图阿拉，兄弟各自筑城，都称之谓宁古塔贝勒。于此可证，清官书所谓其祖居长白山之东的俄朵里城，去赫图阿刺一千五百里，完全不确。故建州范围并不很大，又与中土接壤，习识内情，甚至人为汉官，易于窥边，终为明朝的大患。这一段建州渊源颇能于考证中见真相。 

太炎接着考证建州的世系。明朝天顺与成化年间(l5世纪中叶)，建州酋长董山与伏当加先后犯边，但清代官书为尊亲讳，故隐而不彰，太炎乃据可靠文献，弄清楚两酋是谁，亦因而考证清祖的世系，以及入侵中原的开端。 

据清太祖实录，范察乃清始祖布库里雍顺之族的幼子。明朝永乐时，建州卫指挥阿哈出，因功赐姓名曰李思诚，其子李显忠，显忠死后则由子李满住承袭。明朝正统之初，建州卫都督猛哥帖木儿为野人所杀，弟弟凡察与猛哥帖木儿的儿子童仓，逃往朝鲜。童仓的弟弟董山乘机称建州卫指挥，等凡察与童仓逃难回来，叔侄争夺建州，明廷乃将建州分为左右两个卫，令董山领左卫，凡察领右卫，然而董山因常常寇边而被诛，但其后人仍然请袭如故。凡察即清实录中的范察，与其侄子董山分领左右卫，再加上李满住，故其后有三卫都督名。明朝正统九年(1444)之前，三卫己不常听命于明。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首领也先犯京师，辽东杀掠尤甚，董山与李满住都曾参与其乱。天顺三年(1459)山又勾结朝鲜人寇，明廷遣使分赴朝鲜与建州，说服他们息争，并上表贡马谢罪。但是七年之后，董山仍纠众人寇，一年之中有九十七次之多，杀十余万人，明廷遂派兵五万进剿，诛杀李满住与董山。太炎理清这段世系，足证清官书以孟特穆为肇祖，始居赫图阿刺之谬，范察与董山才是他们可稽的祖先。 

太炎又从《明实录》进一步得知，范察与李满住乃同姓兄弟，都是阿哈出的儿子。据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女真野人阿哈出等来朝，设立建州卫。《明实录》的记载，更充实了明廷与建州关系的内容，如正统二年，童仓奏报，其父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被野人所杀，与叔凡察等潜往朝鲜，并请协助等，记后续情况甚详，且证实猛哥帖木儿为董山之父，凡察之亲兄，以及叔侄不和等事，之所以另设建州右卫，即因两人争执不休之故。其后董山叛抚无常，终被擒杀的经过，也详见于《明实录》。 

范察的孙子纳郎哈与董山同叛而遭诛，因无嗣乃以叔父卜哈秃承袭;董山则由子脱罗袭职，均悔过来朝，明廷遂命其“统束本卫人民，再犯不贷”。成化二年(1470)，建州卫都指挥兀者秃木欲侵朝鲜，同年冬建州为明巡抚辽东都御史彭谊所破，擒斩建州酋。太炎认为此酋即兀者秃木，然不知此人与范察、童仓、董山的关系，也可能是李满住的别支。不过，彭谊破建州之后，复以董山的儿子脱罗为该地的指挥川。 

董山事既明，继董山之后叛乱的伏当加，则由于明朝辽东守将的处置不当，激发边患。成化十五年(147}}，中官汪直更欲立功固宠，虚张边警，声称贼酋伏当加欲纠三卫人马人寇，请明廷出师讨之，然兵部认为罪状未著，宜相机战守，但汪直不听，说动朝廷出兵，并以其为监督，便宜生杀，至广宁遇见六十余名来贡的建州头目，竟诬以窥伺而掩杀之，大军遂人建州，出其不意，年轻力壮者几尽逃匿之后，杀掠留下的老弱者，并焚烧庐舍而还。翌年，建州女真即以复仇为理由，进犯辽东，长驱四百余里，俘虏到的人，不论男女，全部肢解以泄愤，并夺牛羊，烧房子，更不计其数，辽东骚然，边将只能自保而已。汪直、陈诚垮台后，重新启用文升，巡抚辽东，塞上才稍安宁。伏当加显因报复而人寇，然到底与范察、董山是何种亲属关系，太炎并未能考出;不过，太炎指出，《清实录》述范察与肇祖(即猛哥帖木儿)之间，本来就缺了一代，不知有纳郎哈，也不知卜哈秃，更不要说伏当加了。 

按照《清实录》所排的世系，从肇祖到太祖努尔哈赤，一共六世，然而顺治皇帝祭告天地，追崇太祖以上只有四世，清代的永陵亦只有四世。如此龃龉，依太炎之见，乃清室的始祖并未载诸谱牒，口耳相传，以致有误。他又指出，孟特穆乃猛哥帖木儿之从孙，不可混为一人。孟特穆与福满父子之所以不见于明朝文献，太炎认为因其未曾袭职之故。自成化末年到嘉靖中期，辽边较宁。至王杲作乱，才开启清命，然清代官书既多缘饰，明史也甚简略，但太炎见到当时参与辽事的茅瑞征、王在晋，却皆记载颇详，遂以茅、王二家言为本，参照《明实录》、《明史》，以及清代官书，来论述清景祖觉昌安，清显祖塔克世，清太祖努尔哈赤三代的事状。 

王杲于嘉靖末年，约当16世纪的后半叶，成为建州右卫的都指挥，即范察的故地，横行边陲;后授都督，益为不轨，可见王杲必是建州的大酋。清景祖兄弟六人，分割赫图阿刺之地，称六贝勒，而王杲受明朝的爵命，显然都是王的属下。王乃汉姓，然早在明初，归附的女真人已多取王姓，或赐姓，王杲之姓可能也是由此而来。太炎虽无法确定王杲与清皇室的关系，然发现皇室中却多有姓王者，而满洲诸部中有王甲部，即完颜部的异名，故疑王杲之氏乃王甲的简称。太炎于民国以后任东北筹边使时，曾至兴京去看清之永陵，见到四祖之前有王杲。奉祀官说，每年祭祀时，先祭王杲，后祭四祖，到清末仍然如此，乃更加怀疑王杲原是清室的家尊。事实上，清朝的强盛也始自王杲，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窥抚顺，杀副总兵，深人辽阳，总兵李成梁虽曾大创王杲，难息其横行，久而始擒杀之，而清之初祖附从而已，故王果实为清室宏业的前导。太炎此论虽未必尽是，却可一见其考史之细密。 

万历十一年(1583)，李成梁攻打古勒城主阿太。太炎认为阿太或称阿台，很可能是王杲的“遗孽”，继父之志寇盗无己，故成梁讨之，射杀阿太，且诱城中人出，尽屠之。清景祖偕显祖往救也遭戮，努尔哈赤的父祖因此同死，见于奏牍，必然不误;然父祖死后，努尔哈赤犹接受明命，由建州都指挥升为都督，事见于《明实录》万历十七年(1589)条。其后，努尔哈赤叛明，始以复仇为藉口，所谓告七大恨于天云云，都是政治手段，盖先借明朝的王命，劫制其部类，然后藉复仇以叛明，所以太炎称其为奸雄。《清实录》记太祖至叶赫，杨吉砮以女妻之，生皇太极。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更指出，最初努尔哈赤尚不能稳住内部，故以婚姻来固其势。太炎认为清太祖以北关叶赫部来壮自己的声势，十分明显，然后竟灭其国，缢杀杨吉砮之子，又尝计杀母弟，乃一“契薄背恩”的政治人物。 

万历十九年(1591)以前，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兵力尚盛，努尔哈赤还不敢横行，但就在这一年年底，李总兵解任之后，不到两年努尔哈赤就大破叶赫等九部，明廷还以其保塞有功，授予龙虎将军的称号。努尔哈赤藉此号召，尽有东方诸部，并以互市，盛聚财富，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攻灭南关，引起明廷的关注，遂于二十九年命李成梁再镇辽东，但七十六岁的老将已无远志，不到四年以六堡难守而弃之，将六万四千余户居民迁人内地，沿途“大军驱迫，死者狼藉”，明廷还以招回汉人而叙功，并赏赐努尔哈赤。翌年，努尔哈赤“语始狂悖”;不过，《清实录》谓万历三十四年(1606)，蒙古五部已尊太祖为神武皇帝，但太炎认为不实。万历三十六年，李成梁又解职，努尔哈赤始益无忌惮，然仍朝贡，并以第七个儿子巴卜海留质广宁。明朝御使张涛还有疏称，东夷人质，为旷古盛事，相信努尔哈赤不会背汉，但是不久之后，质子固在，北边焚劫已经开始。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秘密称帝，不到两年开始犯边，攻陷抚顺，杀死总兵张承胤，自称建州国汗，正式称帝。明年窥伺开原、铁岭，传檄朝鲜，声势大振。太炎指出，努尔哈赤对付明朝，并非全靠武力，实颇用权谋，时机未成熟时，不以强抗，而能渐积以成，此也正是他超过先人董山、王杲之处，遂“以枭雄之姿，晏然乘诸部虚耗，蚕食以尽，藩翰既溃，祸及辽东”，十余年间伪装求和，而明廷不察，到崇祯朝内忧外患相逼而来，犹不醒悟。太炎此段，论见于史，明亡清兴的因果关系解而释之矣。 

章太炎写清朝开国前史，颇展现现代实证派史家的精神与方法，用最原始的资料，相互参证，力求事实的真相，重建混沌不清的源流，使清室可靠的世系，眉目顿现，随之完成一篇信而可征的清代开国前政治史。其结论略谓:清乃女真后裔，世居建州，与明廷关系密切，自明初即称臣纳贡，其后叛服无常，至明季处置未当，遂与建州以可乘之机，努尔哈赤尤知伸缩，势弱时，表示恭顺，以与取与夺，明廷不察，及清势大盛，遂致南侵以及席卷中国，先称后金汗国，寻取新名曰满洲，以大清为号，以爱新觉罗为皇姓。于清朝开国前史，可谓目举眉展。 

章太炎论清学史 

章太炎于梁启超与钱穆之前，对三百年清代学术史已有论述，并勾画出几条清晰的线索，虽多少反映其个人的意识形态与学术背景，与梁、钱所述自有异同，然清学史的基本架构，却由章氏先立。 

章氏先指出，宋明理学到了清代，已经枯竭无华。他注意到颜元对宋明理学的反动，强调德、行、艺，以实践实用之学，如兵农钱谷之类，来替代无用的读书与静坐，认为颇有“燕赵之士钝如椎”的北方学者风格，可称大儒，然而并不赞同颜元的矫枉过正之论。若颜元“舍谱学琴”之论，就不够全面，书与谱都是符号，而书比谱更难以掌握，若不讲读，则更难领会原意，然则非书不可读，而是要读好书;难道即有好书，也要一并废弃?太炎也不以抽象思维为无用，静思亦非禅宗独有，若西方的哲学，陶冶性情，如沐浴膏泽，于民未必无补。不过，章氏虽欲正颜，然对颜于明亡清兴之后，不出仕宦，认为是不忘光复，则颇为激赏。 

太炎以人品作为评论学人的准则，显而易见，而人品辄以是否出事满清而定，故清初三杰中，视王夫之最清，因其藏身榛莽之地，与胡人政权完全隔绝。顾炎武读书不忘兴兵恢复，至事败则研究前人的制度，有待于后人，其才识也相当高，不下于船山。至于黄宗羲，所著《明夷待访录》陈义虽高，实对清廷有所期待，与王夫之的《黄书》相比，太炎认为梨州应该感到十分惭愧，所以又写《非黄》一篇，断言:“黄宗羲学术计会，出顾炎武下甚远;守节不孙，以言亢宗，又弗如王夫之”。太炎推崇戴震，不仅仅其在朴学上的成就，而且深知在清帝国统治下，民生痛苦的隐曲，所以才发愤写《原善》与《孟子字义疏证》，讲求平恕，明言死于法，尚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道出所谓天理可以杀人，犹厉于刑法。按震之意，如以其言施政，在上者不苛刻，在下者无怨尤，衣食滋殖，可致刑错，为此追究性命之本，方知情欲不可灭绝，情欲当亦是理。太炎认为，此乃戴震为了改进当时的政治而发，然则时人或以其攻伐朱子，后人或以此比附西方功利主义，均未真正明了戴震的意思。 

太炎认为，戴望无论在学术和人品上，都与戴震不相称。戴望虽未出仕，但“寄食于大盗曾氏之门”，显然将帮助满清平乱的曾国藩，视为江洋大盗，以寄曾门为耻。他自也将清代学术的迟滞，归诸满清政权的高压政策，文人学士有所顾忌，无论歌诗文史作品，不免粗制滥造;再由于愚民政策，传统的经世济民志向也呈衰竭现象。太炎将思想钳制视为学术思想窒碍的原因，固然有反满的背景，自亦言之成理，并长期以来为现代学者所接受。 

按章太炎的思考，正因思想遭到严密控制，清初大儒顾炎武、阎若璩、张尔歧、胡渭等人，只能从事经学考据，遂下开清学的主流。不过，这些大儒虽称硕学，但草创尚未精博，直到乾隆朝始成系统，可分吴皖二派。吴派由惠栋所创，其学好博而尊闻，弟子有江声、余萧客等，都能笃于尊信，缀次古义，但很少有自己的主见。然而，在此风气影响下，王鸣盛与钱大听等，稍益发舒，汪中、刘台拱等又渐次兴起于扬州。余萧客的弟子江藩治经，陈义尔雅，渊乎古训。皖派则始于江永与戴震，讲求综形名，任裁断。“规模闳远”的戴震就是江永的学生，深通小学、礼经、算术、舆地之学，在京师任教时，名家如卢文貂、孔广森都问学于他，他的学生中还有段玉裁、王念孙等人，皆能以经传相互证明，解决古书文义的疑难，认为这种“小学训话，自魏以来，未尝有也”，其后俞樾、孙治让都是承袭王念孙之学，认为戴震以下经儒学问的精华，实在小学;通小学庶能上朔古义，断以己见。这一段话点出乾嘉朴学的渊流，太炎本人师从俞樾，小学也是他学问的根本，在其心目中自是清学之精华。 

章太炎并不认为，乾嘉学者所治仅是汉学，如戴震精于舆地，钱大昕精于史事，孙星衍明于法律，皆非只治汉学之证。魏源指乾隆中叶惠戴以下之学为无用，然太炎一本反满的立场，认为处满清统治的无望之世，出而用世反而帮助敌人，若欲与敌人相抗，罗网周密，难有作为，也只有埋首于训诂，并非不关心生民哀乐，实因时代现实之故。所以，他认为乾嘉朴学虽不足以应世尚，却至少有三大长处，一是讲求实证，故不欺一诈;二是用力作学问，故不期侥幸;三是习劳思善，故不偷懒。他遵奉朴学，可谓毕生不移。 

吴、皖二派之外，太炎标出浙东之学，认为肇自明末，万氏兄弟师事余姚黄宗羲，虽杂陈汉宋，但万斯同独尊史法，讲求史学，其后邵晋涵、全祖望等继之，善言明末史事，至章学诚更张大刘散、班固的史学。此一由浙东学者所形成的史学流派，在现代学者之中亦由太炎先发。更少为人注意者，太炎还指出，浙东尚有礼学一脉，至黄式三始与皖南经学交通而合流。 

太炎对桐城派在清代的兴起，更有非常现代的特殊见解。他从地理影响人文的观点人手，指出太湖之滨的苏州、常州、松江、太仓等地的自然环境，使该地民性佚丽，喜好华丽的文辞，在学问方面也就喜欢浏览而无纲纪。然而出自皖南徽州的戴学，由于地处高原，其民勤苦，治学也求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形成皖南经儒与苏常文士截然不同的学风。太炎认为由于戴震名震京师，诸儒震悚，天下遂渐渐轻视文士，文士与经儒之间的矛盾也就日益恶化。方苞等桐城文士标榜曾巩、归有光，亦欲借程朱宋学之尸以还魂，谓之桐城义法，以便与戴震抗。但是依太炎之见，桐城诸家并未得程朱要领，只是大言自壮，因而更遭轻视。姚鼐想做戴震的学生，未被接纳，意有不平，遂持论痛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更极力非议汉学，更不相容。太炎认为，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两者截然分途，乃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太炎指出，文士虽以华词自喜，却以不习经典为耻，因而有务为瑰意眇辞的常州经今文学之兴，以供文士之需。今文宗公羊，其复兴始于庄存舆，其徒刘逢禄开始专主董仲舒，其词尚温厚，至宋翔凤最善附会，杂以谶纬神秘之辞，“其意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到了道光末年，魏源好言经世，但太炎评价甚低，谓其夸诞，晚年牢落以治今文为名高，然既不知师法，亦不通小学，以至于乱越而无条理。龚自珍是段玉裁的外甥，稍知书，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誉。邵懿辰以《逸书》、《逸礼》为刘歆矫造，反信东晋古文，未免真伪倒置。太炎认为此三人都是喜欢卓荧之辞，欲以前汉的今文经术，助其文采，实不知经术的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俄语，文士只是利用今文，实不通经。不过，他认为戴望述公羊尚有师法，其学流传于湖南与岭广之间，王阖运遍注五经，其徒廖平，时有新义，虽亦有不根之说，然远胜于魏源等人之绝无伦类。公羊学仍不免使浮竞之士如康有为，延缘绪言，写成《新学伪经考》，指刘歆伪造古文经。太炎嘲讽康有为想当清帝的国师，又何必讥王莽新朝的国师刘歆呢。这一段讨论文士与经儒之交涉，以及经今文之兴，颇具特识，也能勾画学术之兴的清晰线索。 

清代的经儒，世称汉学家，但章太炎认为，除了清代的今文家之外，其余与汉儒绝异。大体而言，清儒不似汉儒以经术明治乱，所以短于风议;然而也不似汉儒以阴阳断人事，所以长于求是。短长相较，清代经儒所论，虽然远阔难以实用，但是不谈鬼神、象纬、五行、占卦之术，故能不以神教来蒙蔽六艺，而将六艺视为古史，故能得知上古以来人事的隆污之迹，可以据此明流变，审因革，虽然有时不免琐碎识小，然至少远于巫祝。魏源深诋惠、戴等所治汉学无用，然太炎指出，魏源实与常州今文派汉学同流，“妖以诬民，夸以媚虏”;康有为更以孔子为巫师、教主，并提倡大同说以消饵满汉界线，类此都是汉学的咎戾，其罪渊则造端于吴学，而常州今文学为之变本加厉。足见他不满今文，因其夸巫，讲神道而不讲人道;在此他以现代世俗化的观点作论断，未必仅是今古文家的门户之见。 

惠栋与戴震之学至晚清时已衰，太炎认为惟有番禺陈澄能纠合汉宋，其弟子尚能凭记诵，以言谈剿说取人，及至翁同和、潘祖荫专以诌媚奉承的话来招诸小儒，清学开始大衰。其故实乃学者心术已不正，专门以刺探贵人意志为应对之资，风气败坏，学术自亦凋零川。太炎自身的学术即承继清学而来，尤其是朴学对他的影响卓然可知，此一影响也可见之于他对清学史的评价，然而他身处清学式微之世，特具的忧患意识，自亦可见之于其论述之中。 

结论 

章太炎并不是现代的专业史家，他仍是传统式的通儒，然而他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做了新旧学术间的一些承授工作，无论在文学、哲学、语言文字学以及史学方面，都有他承前启后的贡献。本文仅就他与现代史学的关系，作一讨论。现代学者论章氏史学之文已多，然大都就其民族主义立场着墨。民族主义固然关系重大，但不能仅就其反清排满的政治立场发挥，更不能以其政治宣传文字，作为评论其史学的依据。他的民族主义史学仍具有坚实的史学基础，以信史为追求的目标，以进步发展为史观，为国史从传统过渡到现在作出了贡献。 

章氏拟写的中国通史未成，单行的史著只有《清开国别记》，并为章氏丛书三编之一种，行世者惟正续两编，故较少人知，论者偶然提到，似尚未有深人分析者，本文特专节论述，其书篇幅不多，然一本最原始的档案资料，大有实证派史家的风范，俨然是现代史学的草创之作。 

太炎所著《訄书))初刻本原是诉求变法之书，再刻本已是声援革命之书，可称以学术为本，政治为用之撰述，民国以后，再予增订删改，并更名《检论》，体用均归诸学术，其中论及中国学术的演变，颇多新见，亦可称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草创之作。本文仅就其论清学史部分，略加表述，以见一般。 

史学仅是章太炎学问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与中国近代新史学有关，近百年中国现代的史学史应有章氏一席之地。 

西贝惑

提　要：1932年章太炎北游讲学，故都各校的趋新弟子执礼谨然，其余各派学人也纷纷请益问学。这似乎象征着五四以后学术文化界新旧南北之间的冲突离合，经历长期调适，重归以平实而致博大的轨道。被新文化派判为过时守旧的章太炎，依然稳坐国学大师的宝座，其针对民国以来中国学术文化时趋的种种批评，不仅有补偏救弊的意义，而且包含许多至理名言。北游后章氏重开学会，强调学有根柢，端正学风，养育新人之外，更为后进示以轨辙，成为聚合南北学人的一面旗帜。 

　　关键词：章太炎　国学　北游　新文化 

　　章太炎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显然重在“以革命家现身”一面。至于“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因为与时代隔绝，似乎应了鲁迅的预言：“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1。各种章氏的传记、年谱等作品，前后两段的篇幅与时限全然不成比例。不过，历史人物生前的炎凉与身后的荣辱，常由时势作祟，并不一定体现其固有价值。而“革命家”与“学者”的价值体现，本来大不相同。因此，章氏究竟是作为革命家还是学者的影响更大，学术界从来见仁见智2。从清末到民国，章太炎一直双栖于政坛学林，“以革命家现身”虽然主要在辛亥前后，但即使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亦未稍减。乃师被指为“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之际，弟子们纷纷起而船头弄潮，由众多门生组成的太炎学派，在学术文化界叱咤风云，成为令敌友生畏的一大势力。按照当时的标准，师徒双方已成新旧对立，可是彼此鲜有冲突，不无相互呼应。这种现象显示近代普遍感到两难的学术与政治的新旧关系，并非如常人所见那般非此即彼，势如水火。此外，近年关于民国学术史的研究虽然引起越来越多的学人用力，进展不小，包括本人在内，主要还是集中于北方的新学界。而对南方学术，则多以南高学派为代表3。对于老辈及“南学”，则关注不够。1932年章太炎北上，讲学于旧京各校，此次北游对于了解民国学术文化界新旧南北冲突离合的种种诡异，颇具象征意义。探究其前因后果和复杂关系，在认识民国时期思想学术文化的风气转移和派分纠葛方面，当可深入一层。 

　　一　太炎师徒 

　　章太炎此番北上，主因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来避祸，二则举国抗日情绪高涨，欲代东南民众呼吁北方将领出兵收复东北失土。其间为待东南局势恢复平静而在平有较长时间之勾留，从2月29日抵达北平，到5月末南返，滞留约三个月。他先后在京津拜访了段祺瑞、张学良、吴佩孚等人，政治活动的收效显然不如预期的那么大；倒是先后讲学于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各校，引起风气再度转移之中的故都学界连锁反应，影响所及，相当深远而广泛。 

　　太炎北游，其执教于旧京各校的弟子门生理应招待。据黄侃、周作人、杨树达等人日记，3月1日、2日、4日、28日、4月18日、20日、5月15日、16日，太炎弟子多次以公私名义聚会，宴请乃师，作东及参加者有马幼渔、吴承仕、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刘文典以及先期避难而来的黄侃等人4。3月22日、24日、28日、31日、4月12日，民国学院、燕京大学、中国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和平民大学先后请章太炎做了《代议制改良之说》、《论今日切要之学》、《治国学之根本知识》、《清代学术之系统》、《今学者之弊》等演讲。4月18日、20日和22日，北京大学也请章太炎以《广论语骈枝》为题，连讲三次5，演讲地点在松公府研究所讲堂，共设座60个，国文学系占40，研究所国学门占20。据说章太炎的这几次演讲是当时北平学术界的盛举，听讲的人有许多专家学者。关于演讲的情形，亲历其事的钱穆有如下描述： 

　　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其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则知风气转变，亦洵非咄嗟间事矣。6 

　　按照新派和今人的一般看法，此时章太炎已由革命的健将，变成粹然的儒宗，和与时俱进，不断趋新的弟子门生精神上背道而驰。但师徒之间情感融洽，礼数谨然，令旁观者感动于心。这与章太炎早年因为政见不合而“谢本师”，公开和俞樾断绝关系形成鲜明对比。其间的种种诡异，反映了五四以后新旧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民国学术文化界风气转移的时势变迁。7 

　　自1916年离京南下后，幽囚数年的痛苦回忆与新文化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势，都难以引起章太炎重返故都的兴致。在此期间，因缘浙省人士掌握北京各级教育大权的背景，太炎门生纷纷移席京师，其中多数人又加盟新文化派，鼓动欧化新潮，在输入新知，整理国故等方面成为思想、学术、文化界的要角，一时间“某籍某系”声势显赫，如日中天8。而这时的章太炎，先是发起亚洲古学会，推崇“东方高尚之风化，优美之学识，固自有不可磨灭者”，以欧战的惨烈“益证泰西道德问题扫地以尽”9，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坚持西方物质与精神文明均高于中国固有文化的主旨相悖，后来更深悔早年“妄疑圣哲”的“诋孔”之说为“狂妄逆诈之论”9。对于主张或兼容新文化者，如蔡元培、胡适以及“古史辨”发起人顾颉刚，章氏均指名道姓，加以抨击，确有“渐入颓唐”，拉车向后之嫌。 

　　新文化的浪潮冲击之下，在京的章门弟子也出现分化。激进者如钱玄同，鼓吹白话文，提倡拼音文字，主张今文经学，激扬疑古辨伪。稳健者如黄侃，对于同门诸人纷纷趋新大为不满，以“八部书外皆狗屁”斥责谩骂。以至《公言报》撰文报道，将两人列为新旧两派的代表。此事虽经刘师培和《国故》月刊社致函澄清，声明：“《国故》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10，而双方的对立还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11。不过，对于日益趋新的弟子门生，精神上与之渐行渐远的章太炎表现得相当大度，虽不时有所讽喻，公开的批评指责却很少见诸言论文字。章太炎本好讥评显达，只有对于弟子，向来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其实章门师徒之间的政见及学术分歧较之弟子们的彼此矛盾似乎有过之无不及，而且太炎弟子多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信条，其中还不无故意偏激之人。1920年代，中国政坛及思想文化领域波谲云诡，冲突激烈，章太炎对于新文化运动及国民革命均致不满，而与南北军阀政客颇多联系，“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又参与复古投壶的闹剧，在京的弟子门生大不以为然，周作人甚至效法乃师，在《语丝》第94期(1926年8月28日)发表《谢本师》，宣称：“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鲁迅对于太炎“自藏其锋芒”的言行“心窃非之”，“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对其人格却仍然表示极大的尊敬，诩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12，不能容忍文侩的奚落，表示“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13，以守师弟之道。吴承仕后来接受唯物史观，章太炎视为叛逆，吴的精神压力极大，但讲课时却对同学说：“太炎先生对他的老师表示决裂，写过‘谢本师’。我的老师不同意我现在走的路，我不会做出他那样的表示。”14还撰文为章太炎用贵族的文字表达大众的愤慨进行辩护，强调其民族意识与一般复古论者不同15。而“谢过本师”的周作人，不愿见“行似无赖子”的同门黄侃，却敢于见曾经“大不敬”的师尊章太炎。而章师也不予追究，应邀赴宴照相之外，又为书陶渊明《饮酒》之十八条幅一纸16，似乎完全不曾发生“叛师”的事。 

　　仔细推敲，太炎师徒能够和睦相处，并不完全由于为师的宽容。1934年，吴承仕因为“近日颇泛览译本社会经济学书，闻者群以为怪，交口訾之。”杨树达告诉传言者：“君与余看新书，人以为怪，犹可说也；若检斋乃太炎弟子，太炎本以参合新旧起家，检斋所为，正传衣钵，何足怪也？”17此言不单指太炎早年宣传排满革命，也包括其入民国后对待新旧文化的态度。有学者据1919年初章太炎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讲《今日青年之弱点》，断言五四前太炎在青少年心目中还不是太“古旧”的人18。太炎本人的确有意调和新旧。如在“说新文化与旧文化”的讲演中，他便明确表示：“近来有人提倡新文化，究竟新文化和旧文化，应该怎样才得调和，今天预备关于这层来说一下。”19 

　　以调和的态度对待新旧文化，在太炎的言行中一直持续。当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将整理国故引入新潮后，其参合新旧的角色作用更加凸显，这从他对国学的重新解说可见一斑。开始调和新旧文化时，他认为：“我国古学，论其大者，不过是经、史、小学、诸子几种”，而以诸子学等于“现在西洋的所谓哲学”20。后来更按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的系统讲述国学，这其实是沿袭旧学的四部分类并借鉴西学加以调整21。记录章太炎国学演讲的曹聚仁认为，年轻人研究国学的原因有四：其一，区分精华腐骨，便于取舍；其二，系统整理，便于观察；其三，找出国学的真面目，抵御社会旧势力“借国学做护符”的反动，以利于趋新；其四，找出沟通国学与西方文化的方法，以便“合理的迎纳”。至少在他看来，“太炎先生讲国学，的确是使我们满足求知欲望，并且是适应这四种需求的”22。可见在社会青年眼中，太炎与不配讲国学的腐儒有着天壤之别。不仅如此，对于新旧两派弟子之间的分歧，太炎也以调和的态度息事宁人，内心或有然否，表面则不偏不倚。其间黄侃当面指责钱玄同放弃音韵学而弄注音字母和白话文，彼此“一言不合，竟致斗口”23。从清末就反对罗马注音的太炎未作此是彼非的表态，只是急忙从中调停道：“你们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快要念‘あいうえお’了啊！”意思是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应该团结救国24。倒是钱、黄二人从此反目，再无来往。 

　　在倡行新文学和思想改革方面，师徒意旨毕竟两歧，而整理国故的兴起，增强了双方的精神沟通，显示新文化运动与太炎学派师徒均有重要的正面联系。陈以爱关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表明，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宣言，由胡适执笔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其实是代表全体立论。而不由胡适“自由说话，故笔下颇费商量”的主要人为因素，正是在国学门人多势众的太炎门生。该宣言所正面主张的观念，与太炎学派大抵相通，如对乾嘉诸老治学方法的推崇，以及主张对国故作“系统的整理”等，均包含在章太炎的学术论著之中。而胡适将前此着重强调的疑古辨伪轻描淡写，又主张中立，要“先还古人以本来面目”，然后再评判是非，既是对太炎弟子的妥协，也依稀可见章门师训的影子25。 

　　有时故意偏激的钱玄同，打破家法，疑古，废汉文，与太炎的主张相去甚远，他读章太炎主持的《华国》月刊，认为“他骂提倡新文化、新道德为洪水猛兽，自是指吾辈而言。又他骂李光地、田起膺、朱老爹穷理之说，而研究天文历数为非；又以‘学者浸重物理’为率人类以与鳞爪之族比”，则反对研究科学，“旗帜甚为鲜明矣”。“是则‘敝老师’的思想，的的确确够得上称为昏乱思想了。我以为他这种思想，其荒谬之程度远过于梁任公之《欧游心影录》。吾侪为世道人心计，不可不辨而辟之也。”26但钱玄同反对孔教，主张六经皆史料，斥骂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与章氏的精神一脉相承27。甚至提倡白话文，也有早年与章太炎合办《教育今语杂志》的流风余韵28。至于一生靠文字音韵教书，更是终身受益于老师的教诲。 

　　政治上思想上章太炎虽有落伍之嫌，讲国学仍是当之无愧的大师。新文化派整理国故，本有捉妖打鬼的目的，希望借以清算传统文化。而另一方面的时势却是欧战以后，欧洲各国鉴于战祸之惨烈，工业革命以来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自信大为动摇，东方文化流行一时，与中国的情形刚好相反。当以复古为创新的整理国故被视为中国文艺复兴的组成部分时，新旧分界也就变得模糊起来。1922年江苏教育会邀请章太炎演讲国学，所发布的启示即道出时尚的变化转移：“自欧风东渐，竞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而欧战以还，西国学问大家，来华专事研究我国旧学者，反时有所闻，盖亦深知西方之新学说或已早见于我国古籍，借西方之新学，以证明我国之旧学，此即为中西文化沟通之动机。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29。则整理国故虽由新文化派倡导，拯救国学衰微，沟通中西文化的重任，还须国学最深的章太炎来担负。《中华新报》更加直言不讳：“太炎先生国学泰斗，一代宗匠……顷者整理国故之说大倡，而率无门径。”所以特请其撰文，“示国人以治学之津梁。此文一出，足使全国学界获一贵重教训”30。这无异于说提倡整理国故的新文化诸先进在这一领域还须章太炎指示门径。 

　　推崇章太炎并非“抱残守阙”的南方学人的一面之词，北方的新文化派也不能不基本同意。众多太炎门生能在人文重心的北京学术界长期称雄，浙人占据教育行政要津的背景之外，乃师的余荫当为主要原因。章门人才辈出，得到大师亲炙，治学由识字始，根柢深， 则正，学问自然较一般同辈为高。但其中一些人既无著述，讲课也不见得精彩，却不仅能够立足于太学庙堂之上，而且地位极尊，究其实，个人学养尚在其次，主要还是有先生这棵大树的庇护，因而风雨不侵。所谓“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就因为“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31。据说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学界，“许多老师开口便说‘吾师太炎’……国文系教授仿佛不师承太炎则无发言权，不准登大学讲坛。”32 1932年初孙楷第蠡测学界名流品类，其中“渊源有自”一类显然指太炎门生，所谓“关闽不同，扬刘异趣。都分门户，尽有师承。人慕桓荣之稽古，士归郭太之品题，学利可收，清誉易致”33。对于其中一些人学识与地位不相称的情形，旁人纵然心怀不满，无论对手还是同道，不看僧面看佛面，都要礼让三分。当年章太炎谢过本师，政治上固然大放光芒，学术上也能自立门户，超越前贤。而与章太炎思想离异的趋新弟子，一旦失去先生光环的笼罩，学术地位也许会大打折扣。因此太炎弟子对思想大异其趣的乃师依然遥守礼节，很少显露锋芒。另一方面，学术已入守成的章太炎也需要弟子们的拱卫，汤炳正读过章太炎的著述，“深佩先生言简意赅，论断精辟。后来游学北京，见执教于各大学之著名教授，多出先生门下，始知先生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34所以，尽管弟子之间因观念、地缘等等而起的矛盾错综复杂，口角不断，整个学派的向心力却持续不衰。诚然，章门师徒在整理国故方面不无分歧，其中较明显的便是对日本东洋学和“支那学”者治学成就的看法相去甚远。弟子认为颇可借鉴，老师则嗤之以鼻。但这也是章太炎自革命时代以来一贯的观念。他从来对西洋及日本的汉学评价不高，反对步其后尘，随风而转。早在1910年，他就指责日本人治汉学“固已疏矣”，而晚近“又愈不如曩昔，长老腐朽充博士者，如重野安绎、三岛毅、星野恒辈，其文辞稍中程，闻见固陋，殆不知康成、子慎。诸少年学士，号为疏通，稍知宁人以来朴学。然大率随时钞疏，不能明大分，得伦类”35。并对中土学人竞相夸赞其学术，引以自重大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学问日益堕落的要因36。直到20年代，章氏仍然批评新派学人治学路径随外国风气变化，舍本逐末。 

　　章太炎的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派整理国故如日中天之时，显然不合时宜，而被视为保守，与门下趋新一派渐行渐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潮本身的偏弊日益暴露，各方面的批评尤其是更年轻一代的意见令一些人摆脱惟恐落伍的惶惑，自我反省。而且趋新的太炎弟子在人脉上又为更新的学人所排斥，傅斯年“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就将太炎弟子拒之门外。两方面的压力，迫使太炎师徒的情感观念重新接近。在京的太炎弟子，除钱玄同外，本来相对平和，沈尹默曾附和新文学，留学日本回国后，日趋“笃旧”，“叹息前人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绫罗绸缎，只没有剪制成衣，此时正应该利用他，下一番裁缝工夫，莫只作那裂帛撕扇的快意事。蔑视经验，是我们的愚陋；抹杀前人，是我们的罪过。”“中国把自己已有的好东西完全扔掉，去费无益的精力去找反倒不及旧的新的同样的东西，未免太不经济了。我们吸收古典中好的东西，我们接得前人的足迹往前去创造。”37这种颇有拒新崇故意味的言论令钱玄同不满。吴承仕与浙籍同门本有过节，与新文化派较为疏远。朱希祖还曾与黄侃一起参与《国故》，被视为不新不旧的折衷派。甚至连不甚赞成沈尹默“新古典”议论的钱玄同，也变成“中外古今派”，表示：“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钱玄同的本意，并非由原来的立场倒退，只是反省以往的绝对。“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狠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38他内心以为章太炎对国学的重大发明在清末民初，后已落伍，却毕恭毕敬地为其担任口译，并对太炎手授《丛书续编》，令其梓行一事，尽心尽力，甚至在《制言》发表文章用新式标点也要请示乃师。难怪1929年和1932年鲁迅两回北平，反感于现代派得势之外，对于同门的表现也深致不满。 

　　《章氏丛书续编》不取旧作，而更纯谨，无斗争性，表明章太炎“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却因此而“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黄制《同门录》成册”39。鲁迅专门提出编《同门录》一事，或许因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多名弟子未予列入，坊间传闻去取颇有微言大义，攀龙附凤者归于儒宗。此事章太炎自称“但凭记忆所及”，绝无深意40。其实他对弟子们的表现还是有所分别。钱玄同主张以罗马文易中土文，太炎深为不怿，对于“笃守师说，翼戴绪论，罔敢或替”41的黄侃、吴承仕，则较为看重，特意指出：“前此从吾游者，季刚、 絸斋，学已成就。”章氏好臧否人物，而少许可，对弟子却格外和颜悦色，每多奖掖，期许甚高。不过，后来或许感到几分失望，常引戴震所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42在致潘景郑函中明言：“每念清世吴皖大师，定宇门下，高材苦少，得一江艮庭，尚非能继承师学者。王西庄亦优于艮庭无几耳。东原以提倡绝业自任，门下鹰若、怀祖、巽轩，可谓智过其师。仆岂敢妄希惠、戴，然所望于足下辈者，必不后于若膺等三子也。……絸斋尚有名山著述之想，季刚则不著一字，失在太秘。世道衰微，有志者当以积厚流广，振起末俗，岂可独善而已。”所以他希望“南徙吴中，与诸子日相磨，若天假吾年，见弟辈大成而死，庶几于心无，于前修无负矣。”43由此观之，章氏对早年弟子并不满意，对其中趋新一派尤为不满。北游期间，钱玄同请章太炎书写后者1915年所赠陆象山语录：“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汙泽！”章氏即认为这些话过于激烈，不同意写44。吴承仕后来在中国大学国学系改革课程，太炎闻讯，视为叛逆。其晚年重新讲学，扫除魔道之外，端正门风当也在考虑之列。 

　　二　国学大师 

　　细究起来，京师太炎门生的大本营原在北京大学，其次是北师大，论关系燕京大学较疏。而邀请章太炎讲学的次序刚好颠倒过来，燕京反而占了头筹。以宴请论，所知除最早是3月1日由吴承仕、朱希祖、马幼渔、黄侃共同做东外，以后分别由吴承仕(3月4日午)、刘文典(3月4日晚)、林损(6日)、尹炎武(7日)、熊希龄、左舜生、王造时(11日)、尹炎武(22日)、黄侃的学生汪绍楹、陆宗达、骆鸿凯、朱家齐、周复、沈仁坚、殷孟伦、谢震孚等八人(29日)做东，然后是4月6日陈垣、尹炎武、伦明、余嘉锡、杨树达等以京都名席公宴于谭祖任家45，谢国桢、刘盼遂(4月13日)、徐森玉(16日)等人亦分别宴请，北大弟子邀宴，已在4月中旬以后。即使考虑到章氏其他方面的应酬或多，黄、周、杨三人未及别的章门弟子的私宴等等可能因素，这种现象即使不能说反常，至少也不够正常。 

　　再以出面邀请讲学的机构看，中国学院、民国学院、平民大学均为吴承仕联系，北师大为“研究院的历史学科门及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史学系合请”，北大则为“中国文学系、研究所国学门”，史学系不在其列46。文史两系本来均为太炎门生在北大的基地，由于北大内部长期派系纷争，胡适一派与太炎门生在英美派与法日派、现代评论派与“某籍某系”等等分界下明争暗斗，1930年，长期担任系主任的朱希祖被学生哄闹下台，改组后的北大史学系先由傅斯年代理系务，继而陈受颐接班，实际仍由傅斯年幕后决断，后来胡适又担任文学院长，太炎学派“把持”北大文史两界的局面就此被打破。章太炎北游之际，只有中国文学系和国学门尚在其弟子的控制影响之下。 

　　1928年傅斯年发起“史学革命”，矛头直指太炎学派，指名道姓抨击章太炎“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 ，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扬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对于“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47的状况表示难以容忍。在史语所用人方面，也竭力反对太炎学派加盟48。控制了北大史学系之后，还想进一步打击太炎学派在北大国文系的势力。有其作梗，北大史学系当然不会出面邀请章太炎讲学。连北大校方宴请章太炎，也不见傅斯年的身影。 

　　近有学人以为，1922年4至6月章太炎在上海的系列“国学讲演”，1923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由胡适撰写“发刊宣言”的《国学季刊》，“可以把这作为两代学者交接的象征：此前谈国学者以章太炎为翘楚，此后则是胡适们的天下”49。傅斯年的态度似乎与此说吻合，但其他“胡适们”，包括胡适本人，以及并非胡适一派的其他学人，对于章太炎北上讲学的态度及反应与傅斯年相去甚远。这不仅表明“胡适们”尚在老辈和来者的夹击之中，远不能包揽天下，而且显示随着时势的变化，新派对于学术文化所作种种偏激的判词逐渐失效，章太炎的学术观念再度引起学人的重视。前引钱穆所说：“风气转变，亦洵非咄嗟间事矣”，正是风气人心变动的反映。 

西贝惑

对于章太炎的学术，胡适的态度颇有些矛盾，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评论当时中国学人道：“现今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50。这种看法，胡适的弟子顾颉刚乃至与胡适关系最近的太炎弟子钱玄同大概一致。钱玄同称：“近二十年来，国学方面之研究，有突飞之进步，章刘诸公在距今二十年至前三十年间，实有重大发明，理宜表彰，但亦不可太过。三十年前之老辈，惟梁任公在近二十年中仍有进步，最可佩服，其他则均已落伍矣。”51顾颉刚后来与鲁迅等人冲突时也说：“我岂无争胜之心，但我的争胜之心要向将来可以胜过而现在尚难望其项背的人来发施。例如前十年的对于太炎先生，近来的对于静安先生。”52则在“胡适们”的心目中，章太炎的学术确已过时。 

　　不过，胡适等人所谓“章先生的创造时代似乎已过去了”53，只是从发展的眼光看，其学问停滞不前，因而不免落伍，而不是说他已经失去了学术界的权威地位。是年11月，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举办征求读者选举“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活动，胡适开列的名单，还是将章炳麟列为学者组中的第一人。顾颉刚曾报名听讲民初章太炎北京国学会的讲学，由此得到治学门径。后来他对章氏的极佩服之心渐少，视为“从经师改装的学者”，但条贯材料做学术史的动机还是因此而发生54。所以到1924年6月，他为北大学生讲演国学，分为考古学、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地质学、学术史、民俗学5派，仍将章太炎与胡适、梁启超一起列为学术史派的代表，认为“这五派学问都是二十年来的新进展，旧式学者梦想不到的。”55曹云祥筹办清华研究院，曾与胡适磋商，并请他担任导师。胡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56可见至少在国学研究的领域，发表了革命性宣言的胡适还不敢妄自称雄。 

　　诚然，学术史上不乏单靠权势以支撑门面的学阀，不仅观念主张早已过时，学术生命力亦已停止，只是一味把持，妨碍学术的进步。而章太炎的学术地位得以维持，与其学术观念的影响仍然发生重大作用密切相关。胡适起草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作为“新国学”的研究纲领，虽然反映了他本人的某些学术观点，其实是代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全体说话，而非胡适个人学术见解的表达。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考虑和吸收占国学门成员多数的太炎门生的意见，不得不暂时搁置前此竭力主张的“疑古的态度”，并且不再急于“评判是非”57。则新国学的纲领本身包含了太炎学派的意见，而这些意见多为得自太炎的真传。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定期学术讲演，渊源可以追述到1918年国文研究所时期，由刘复演讲“中国之下等小说”，大体是新文化及新国学派的阵地。国学门成立后，除每年一度的恳亲会有学术演讲外，只有林玉堂(语堂)举办过类似一般课程的“中国比较发音学”、“标音原则”两种讲演。1927年1月29日国学门第八次会议决议：“每月五日举行专门学术演讲会一次，由本门同人轮流担任，定名为研究所国学门月讲，公推刘复先生担任月讲干事，办理一切关于月讲事务。”58先后演讲者有陈垣(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刘复(从五音六律说到三百六十律)、马幼渔(戴东原对于古音学的贡献)、沈兼士(求语根的一个方法)等59。后因故中断，直到1930年11月才恢复月讲，时间改为每月20日晚7时至9时，先后演讲者有钢和泰(故宫咸若馆宝相楼佛像之考证)、沈尹默(诗人眼中之事物)、黄节(陆象山之学)、马衡(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许守白(研究宋词之我见)等。请章太炎到北大国学门讲演，不仅表明章氏仍然被奉为国学界领袖，而且显示新文化派的大本营也承认这一现实。出席4月18日宴会的除太炎门生外，还有蒋梦麟、胡适、俞平伯、刘复、魏建功等人。这种安排并不仅仅出于校方的礼节，也可以视为新派的表态。刘复、俞平伯、魏建功还参与了5月15、16两日分别由周作人、朱希祖做东的宴请。刘复不仅代写板书，还为之摄影留念60，其殷勤甚至令旁观者误认为他也是太炎门生。实则章太炎对刘的印象不佳，曾经当面令其难堪。而刘复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又得到主张“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傅斯年的赏识，获邀加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为主流派的要角。这在原来北大教师辈学人中可以说是惟一的例外。 

　　至于新文化派以外的学人，章太炎的学问非但从来没有过时，至少在国学研究领域，还是正宗主导。前引江苏教育会和《中华新报》的赞誉，虽有广告色彩，并非吹捧奉承之词。1927年王国维死后，清华研究院急于寻找新的导师，以巩固学术地位，首先考虑的人选还是章太炎。章氏本是创建之初的人选之一，而遭其拒绝，后来梁启超“曾以私人资格托友人往询，章以老病且耳聋辞，不愿北来。”以后该院虽“决拟聘章太炎为教授”，但考虑到校评议会不能通过，没有提出，并委托陈寅恪于赴沪途经天津时向梁启超说明及互商办法61。清华研究院增聘导师，除章太炎外，其他人选还有罗振玉和张尔田。该院与北京大学研究所精神虽然有异，却也同样主张沟通中外文化，如梁启超所主张“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62，聘请教师不仅要求是“国内硕学重望”，而且须具备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63所聘及拟聘各人，既无一味偏激的新进，亦非顽固不化的老朽。 

　　章太炎的学问依然时兴，倒是率先提倡整理国故的新国学派的种种学行，引起新旧各方人士越来越多的不满和非议。1930年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打破晚清以来经今古文学之争的缠绕和疑古辨伪风气鼓荡下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的偏向64。1932年完稿的《先秦诸子系年》，也是继王国维之后的建设性著作。次年钱穆为《古史辨》第4册作序，更要打破北平学术界“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着眼于中国民族文化之前途”，希望改变缺乏大思想家的现状。此时中国学术界的风云变幻，大概反映了学术中心由经入史的趋向，而章太炎一直鼓吹“六经皆史”之说，强调治史的重要，尤其主张史学之于国性的至关重要，批评“昔人所诮‘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65。1922年底他在杭州讲学，批评“今浙人之所失者，即在无历史学问。”66 1924年章氏应教育改进社之邀，到南京该社年会演讲“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认为“史学乃对证发药，为补救时弊之良法”。并对中国学校“独于史学徒有虚名，浮浅之讥，在所难免”的状况大为不满，主张读史以“发扬志趣，保存国性”。他进而指陈学校教授史学的5大弊端，即取文舍事，详上古而略近代，详于域外而略于内政，详于文化而略于政治，因古籍之疏漏而疑为伪造，呼吁“去此五弊”，以见“史学之功用”67。该演讲的内容包括在同年8月15日出版的《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救学弊论》一文中，表述略有小异。这些显然针对北京学术界种种弊端而发的议论，其精神要旨在30年代初得到普遍响应，不能不说具有先见之明。章太炎逝世后钱穆补写《余杭章氏学别记》，即彰显其主张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和文化主义史学，“然则太炎论史，三涂同趣，曰归一于民族文化是已”68。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章太炎在平期间，除弟子外，故都学界同人后进纷纷邀宴或前往问学。杨树达、余嘉锡等多次拜见，当面请益，得其奖掖，以印证学识。本来章、黄二人均好讥评显达，奖掖后进，这时对来访者更是褒奖有加，并借机评点旧京学界人物。章太炎对吴承仕说：“湖南前辈于小学多麤觕，遇夫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黄侃则附和道：“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钱玄同外，余(季豫)、杨二君皆不愧为教授。其他则不敢知也。遇夫于《汉书》有发疑正读之功，文章不及葵园(王先谦)，而学问过之。《汉书补注》若成于遇夫之手，必当突过葵园也。”69学界的晚生后辈得太炎青睐者受宠若惊，失之交臂者遗憾不已。杨树达呈请求教诸文，有难黄侃者，章太炎不以为侮，“进而奖之”，令杨慨叹“先生局度之弘、是非之公如此。”70陆宗达、任化远等还由吴承仕介绍，拜章、黄为师71。傅斯年写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之所以要公开将矛头指向章太炎，正是因为直到那时，太炎学派乃至太炎的学术主张仍然掌控着中国南北学术界的大半河山，其国学大师的地位难以动摇。 

　　傅斯年坚决反对“国故”的观念，声称“这层并不是名词的争执，实在是精神的差异的表显。”学理上他认为“整理国故”“盘桓于传留的问题，旧题不下世，新题不出生，则结果直是旋风舞而已……换言之，无后世的题目，或者是自缚的题目，遂至于这些学问不见奔驰的发展，只表昏黄的残缺。”72潜在的立意显然欲将太炎学派釜底抽薪，因为非将“国学”打破，太炎学派在学术界的霸主地位无法摇撼。对此，胡适与傅斯年的态度显然有别。胡适并不反对“国学”的观念，直到1929年2月，他还主张按照5年前所拟的办法，将北京大学改作研究院，分为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国学院、外国文学院或文学院等四个分院73。不过，后来傅斯年的意见似乎占了上风。章太炎北大讲学不久，1932年7月8日，北京大学校务会议通过《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规程》的决议，其第二章规定：“本院分设自然科学、文史、社会科学三部，得依本校能力所及，分期先后成立，或一部中先开若干门。”74不仅国学院没有设立，已有10年历史的研究所国学门也寿终正寝，从而为胡适、傅斯年一派成为主流铺平了道路。 

　　三　晚年讲学 

　　北游对章太炎本人也颇有影响。南归之后，章太炎对于国事大为失望，“知当世无可为”75，称：“栋折榱崩，咎有所在，英雄特起，恐待后来，若今之统兵者，犹吾大夫高子也。仆老，不及见河清，唯有惇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76而北平学术风气的驳杂让他感到义不容辞地应当出面加以纠正。1933年1月，章氏撰写《〈国学会会刊〉宣言》，特意提道：“余去岁游宛平，见其储藏之富，宫墙之美，赫然为中国冠弁，唯教师亦信有佳者，苦于薰莸杂糅，不可讨理，惜夫圣智之业而为跖者资焉。或劝以学会正之，事绪未就，复改辙而南，深念扶微业、辅绝学之道，诚莫如学会便。”所谓“薰莸杂糅”，还不仅是“致用”与“求是”之别，因为章氏讲国学，固然针对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时势，但要以学术不绝拯救国家衰亡，首先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特性，使中国固有学术薪火相传，才有复阳之望。学风偏蔽，无异于自毁长城，所以民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章太炎对学术界浅薄偏邪的流弊不断有所批评。他后来总结道：“近国学所以不振者三：一曰，毗陵之学反对古文传记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书为账簿也；三曰，新学之徒以一切旧籍为不足观也。有是三者，祸几于秦皇焚书矣。”77“夫讲学而入于魔道，不如不讲。昔之讲阴阳五行，今乃有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皆魔道也。必须扫除此种魔道，而后可与言学。”祛魔为扶正的开端，“欲导中国入于正轨，要自今日讲平易之道始。三十年后，庶几能收其效，否则推波助澜，载胥及溺而已。”78其在苏州讲学，开国学会，以后又独立发起章氏国学讲习会，均由此而来。则章氏北游，虽然得到包括新文化派学人的欢迎，其晚年讲学，实有感于北平学术界风气不正，开学会即针对新文化以来的时趋。 

　　清末民初的学术，与《国粹学报》关系甚大。“民国成立，《国粹学报》停刊，然而东南学者，皆受太炎之影响。《国粹》虽停，太炎之学说独盛。”到1923年胡朴安总结《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仍然说：“士子信仰其学者，至今不绝。”其间虽经历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胡适等人的以西洋方法整理国故独树一帜，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但太炎学说不仅能够通过趋新弟子深入新派内部，而且在外部与之分庭抗礼。“《国故》与《华国》及东南大学之《国学丛刊》，皆《国粹学报》之一脉，而为太炎学说所左右者也。”79当新文化派掌控北京学界之际，南方各省也纷纷成立国学教育研究机构或学会组织，如唐文治的无锡国学专修馆、顾实等人的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陈衍、叶长青等人的厦门大学国学会，顾实、丁福保等人的上海中国国学研究会、胡朴安等人的中国学会等。这些机构的成员彼此互通声气，遥相呼应之外，也相互支持，参与相关活动。无锡国学馆的师资多由各学会会员担任，各机构的机关刊物刊登各方同好的文字，有的学会前后还有渊源继替关系，如1923年的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会和1926年成立的中国国学研究会，均由顾实起草宣言章程，精神上后者即有“继昔而有进”80的意向。以此为枢纽，与新文化派有异的南方学人联成一气，一些北方的非新文化派学人也参与其中，在新文化运动大潮震耳欲聋的涛声中逐渐形成异调。其中重要分子如顾实、陈柱、钱基博、高燮、陈衍、孟森、胡朴安、叶长青、冯振等人，章太炎、张尔田、孙德谦、吴梅、陈去病、柳诒徵、古直等，也以各相关刊物为发表文字的阵地，或隐或显地与新文化派立异抗衡81。1928年《学衡》经营困难，留在南京的柳诒徵、胡先骕等人曾商议与《华国》合并，请汪东为经理82。而新文化派显然亦将其视为对手，不仅猛攻《学衡》，对东南大学国学院和南方各国学会组织也嘻笑怒骂。 

　　南方国学阵营中的一些人与新文化派或多或少地保持一定的联系，如胡朴安、陈中凡等，但整体而言，与新文化派的精神主旨明显有别。顾实在《〈国学辑林〉发刊辞》中，详细阐述了关于将国学由一校一系“推及全国而陈辞”的“公心”，其主张有四：即自由研究，普及学术，沟通中外，注重精神。所谓自由研究，是鉴于“吾国之人，近虽步武隆规，往往自由其名，不自由其实，非政府专制，即舆论专制，以故旧有学术亦萎缩不明。”所以要“公开破除一切，人人以自由研究为鹄的，不受何等之束缚。”所谓普及学术，是鉴于“学校系统綦严，世每望尘莫及，向隅之士，遍国皆是。矧学校自身，恒苦党派，蛮争触斗，颠倒黑白，翻云覆雨，朝秦暮楚，所好生毛羽，所恶生疮痏，不公不普，学其殆哉。”揭橥普及，就是要“绝不受何系统何党派之挟制”。所谓沟通中外，是鉴于研究学术，非洋学与国学的意气之争，中主西辅、中体西用皆非，“要在阐扬古昔之典籍，昌明世界之公理，而国学公理二者，相与互证而益明。”所谓注重精神，是反对将东西方截然分为精神与物质文明，主张“非吾振作固有之精神，则不足以宰制东西之文明，而吾国吾种亦将不免为某民族之臣虏。故如考据家、性理家、词章家，固皆当认为国学之钜子，然犹有大者，则群经百家之奥义，圣哲英豪之遗型，尤当尊为国学之精华。”83 

　　反对舆论专制，抨击学校为党派挟制，调和中外新旧以及强调本位文化精神的统驭作用，显然是针对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的主张而发，反映了东南学人的共同观念。这即使不是受章太炎思想影响的结果，至少与章的倾向基本一致84。在一定程度上，章太炎可以说是这一国学阵营的精神领袖。所以，苏州开国学会以及章氏国学讲习会时，“颇有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气氛”85。新老弟子如吴承仕、朱希祖、汪东、孙世扬、诸祖耿、王謇、王乘六、潘承弼、马宗霍、沈延国、潘重规等，南北耆硕如王树 、陈衍、张其淦、杨锺羲、唐文治、孙雄、张一麐、孙德谦等，南方学人如吴梅、陈柱、冯振、吕思勉、高燮、蒋维乔、姚光、金天翮、闻宥、唐长孺、黄云眉、胡朴安、郭绍虞、古直、邓尔雅、叶长青、夏承焘、钱仲联、饶宗颐等，由北方南下者如钱穆、邵瑞彭等，纷纷加盟。杨树达等人也“屡思南行奉手，因循未果”86。这些人与新文化派不一定对立，但至少在学术文化的主张精神方面分歧不少。南北耆硕不必论，南方学人中如南高学派及南社诸子，与北大新文化派不合甚至公开叫阵，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吴承仕一度与黄侃关系不错，与马幼渔等则时有冲突87。朱希祖在新国学运动中主张新史学，但他参加过《国故》，政治思想方面与新文化派的同门不大同步。钱穆虽然自称与顾颉刚的古史辨精神意气“实无大异”，实则与之主张相近者对于新文化派的种种偏弊多有不满，从1932年浦江清提议办《逆流》杂志，反对欧化，主张建设民族独立文化，到抗战期间钱穆等创办《时代与进步》，借悼念张荫麟批评主流派学术，再到50年代《新亚学报》，这批后起之秀的思想一脉相承，态度日益鲜明。邵瑞彭参加的思辨社，其成员在北京自成一系，与新文化派也有相当的距离。 

　　清华研究院国学科的毕业生有好几位加入了苏州国学会以及后来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如杜钢百、高亨、蒋天枢、姜亮夫等。清华办国学科，本是为了改变不识中文的形象，实行起来，有心与北京大学立异争雄，又由吴宓具体操办，可以说是南学北上的结果。主持者屡次欲请章太炎出山，不但可以在声势上压倒北大，更能够在新文化派以外聚一营垒。而该国学科“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的主张，与章太炎批评大学新式教育不能胜任中国文史教学的种种议论相通，与无锡国学专修馆、东南大学国学院以及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模式大体一致。其精神既要“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又要对“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88 

　　大致是《学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宗旨的延伸。清华国学院学生有的本是北大新派弟子，一部分又受新文化派的鼓动影响而与之接近，与北大国学门学生合办学会，甚至将成绩同时交到北大国学门。清华学校和教师方面对此颇为不满，不允许相关刊物冠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名义，不准学生向他处提交成绩89。另一部分学生则对新派诸子的学行不以为然，如陈守实便认为胡适“小有才，然绽论甚多，可以教小夫下士，而不可间执通方之士也。”90参加苏州国学会，虽不一定表明他们对新旧两派的取舍，至少显示其对章太炎及其学说的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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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贝惑

章太炎晚年讲学，立意针对学校教育的种种弊端，端正学风，“扶微业，举绝学”。但社会反响及学术界反应，却依听受者的立场态度而差若天渊，甚至场景的描述也反差强烈。其在苏州先后于大公园县立图书馆、青年会、沧浪亭等处讲学。推崇者谓，《〈国学会会刊〉宣言》刊载后，“全国响应，各地学子，纷纷负笈来苏”，籍贯分布19省，“东及扶桑，南暨越裳，华夏群贤毕至，锦帆路上，车马云屯。”章太炎开讲之日，听者近500人，济济一堂，连窗外走廊也挤满了人。以后每逢太炎主讲，“诸生慕先生名，听课时无一缺席”。章氏则“一茶一烟，端坐讲坛，清言娓娓，听者忘倦，历二三小时不辍。”91反对者却说，听讲者只有寥寥十几人，且听不懂章氏的“土话”，“而章先生安然自在。他是狂傲的人，一切是自私的，以自己为中心的。在演讲台上，他将听众幻成一种意象，以为这意象是他的获得，他的生命之某种关联，而这意象是陌生的，于是以眼光，以笑脸，去粘住它，把它位置在某种精神生活上。这里，我仿佛看见章先生心灵的凄独。”甚至将章太炎与胡适讲学做一对比，“胡适之演讲‘儒与孔子’，听众有一二千；而一代大师的章先生，只能于不相干的十数人面前，销磨生命的余剩。纵然有狂态，有傲气，也不能不感到悲凉吧？”92 

　　苏州以外，章太炎也曾应邀前往无锡等地演讲，反应同样两歧。署名“碍哥”的“看朴学大师讲学记”，记述章太炎在无锡师范演讲的情形。作者听不懂章氏的话，所以是“看”讲学而不知所讲为何物，场面也就颇为滑稽，“演讲两小时缺三十四分，章太炎吸‘茄立克’六支，喝茶五杯，微笑三次，大笑一次，起立在黑板上写字两次，一曰‘诬徒’，一曰‘疑疾’。向藤椅上靠去险些儿跌交一次。记录员伸头低说：‘时间已到’三次。”并对章太炎指钱玄同、顾颉刚等人“疑古”为“疑疾”反唇相讥，“设此类推，疑古既曰疑疾，则考古家当曰考疾家，读古书当曰读疾书，而如太炎氏本人之终身从事古旧书中者，亦当名之曰‘疾学家’矣。今又谆谆以研究‘疾书’勖青年，则恐虽有科学之医生亦医不好这许多疾病也。”93“看”完之后，又有署名“老实生”者发表了“听”的感受，虽然没有公开批评，字里行间，也充满了讥笑与挖苦94。依照上述情形，章太炎晚年讲学，并未达成预期的目的，反而暴露其确已落伍，这似乎印证了几年后他的追悼会“在寂寞中闭幕”的萧条，是由来已久。不过，此事反映出近代学术与时政的复杂关系，是非曲直，不能以及身的效果盖棺论定，须放眼长顾，才能妥当分别。章太炎在苏州讲学，分为星期讲演会讲演和国学讲习会讲演两类，前者较泛，后者略专，讲授的对象虽不尽相同，精神却颇为一致，均针对学风与世风的偏弊，提倡坐言起行，求是以端正学风，致用以改良社会。对国学讲习会学员所讲，旨在培养青年弟子，使其学有所本，走上治学大道。 

　　主张求是与致用并重，而依时势变化有所侧重。其针对学校新式教育不适合培养与中国学术文化相关各科人才的局限，这方面的成效有目共睹。与章太炎的观念主张相同或相近的清华研究院国学科以及无锡国学专修馆等机构，也是成效显著。由外国移植而来的近代国民教育体制是否胜任培养适应中国国情的高素质人才，至今仍然存在争议。章太炎等人的主张，至少有补偏救弊的功用，不能一言以蔽之曰“保守”。 

　　面向社会的普通演讲，因讲题原属小众，并不适合于一般大众，从来效果不佳。1922年章太炎应江苏教育会之邀，在沪讲授国学，开始慕名而来者极多，几近千人，盛况空前，须改换大会场，但后来者日益减少，最后仅剩数十人95。而这时章氏仍被奉为国学大师。近代史上，此类鼓动大众的演讲，如果不能追随受众的情绪与喜好，往往得不到呼应，而大众的情绪有激进化趋势，鼓动者靠舆论赢得权势后，则须理智行事，结果容易失去受众。被拿来与章太炎作对比的胡适，这时受欢迎的程度也开始降低，常被学生讥刺为“胡博士”。至于学术方面，凡趋时者本来容易过时，到30年代，不满新文化派偏弊的新进之士逐渐增多，其中不少人为留学归国，新文化派所拥有的年龄和文化资源优势丧失殆尽，所用以打击反对派的老旧等等帽子统统不适用，同时，随着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抬头，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倾向遭遇反弹，学术趋向随之变异。章太炎指责讲哲学讲史学者，“恣为新奇之议论”，没有一定之轨范，“足以乱中国”，将新文化派的“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视为“魔道”96。其对于当时世风与学风的嬉笑怒骂，虽不免邵力子前此所批评的“好奇”、“恶新”两种积习97，其中轴却是一以贯之的通方之论，在几经社会转型的阵痛后，许多警句至今看来更是至理名言。 

　　学问在高明处古今中外大体相通，因而王国维断言学无中西新旧之分。章太炎主张求是与致用兼备，讲学问又时时牵扯政治，易于被指为落伍。但他自民国成立以来对思想文化学术界的种种批评，旨在强调为学贵有根柢，否则学无所本，极易过时。早在1922年，黄侃就针对学术界的时弊推崇乃师超越流俗，以为“学术有始变，有独殊。一世之所习，见其违而矫之，虽道未大亨，而发露耑题，以诒学者，令尽心力，始变者之功如此。一时之所尚，见其违而去之，虽物不我贵，而抱守残缺，以报先民，不愆矩蒦，独殊者之功也。然非心有真知，则二者皆无以为。其为始变，或隳决藩维，以误群类。其为独殊，又不过剿袭腐旧，而无从善服义之心。是故，真能为始变者，必其真能为独殊者也。不慕往，不闵来，虚心以求是，强力以持久，诲人无倦心，用世无矜心，见非无闷，俟圣不惑。吾师乎！吾师乎！古之人哉！”98民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学术界，虽然好以守旧责人，以代际名义实现派系更替，结果终不免“暴起一时，小成即堕”99，以至抗战期间钱穆屡屡批评学人无大成就，并且特意强调章太炎为学守平实，认为：“太炎之于政治，其论常夷常退，其于民族文化，师教身修，则其论常峻常激。然亦不偏尊一家，轻立门户。盖平实而能博大，不为放言高论，而能真为民族文化爱好者，诚近世一人而已矣。”100由此而论，早已被新文化派宣布为“过时”的章太炎，其学术主张在钱穆等人身上再度体现，倒是新文化派自己，时过境迁，难免“过时”之讥。后来者失察，以新派自我中心塑造的历史为据，又拘泥于一时一事，结果重蹈覆辙，跳不出历史的循环往复。 

　　注释 

　　1《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46—550页。 

　　2章开沅教授即认为章太炎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主要并不在于政治方面，其主要事业和对民族的贡献是在学术方面，终其一生可称得上是真诚爱国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章太炎思想研究·序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陈平原也认为章太炎不只是政治家，更是近代中国最博学、思想最复杂高深的人物(陈平原：《追忆章太炎·后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579页)。 

　　3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4年；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 

　　4《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64—781页；《周作人日记》下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204—240页；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1页。 

　　5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原计划为4月18、20日讲两次，因未能完毕，22日续讲一次(《北京大学日刊》第2806号，1932年4月12日；《北京大学日刊》第2815号，1932年4月22日)。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据周作人日记推断章太炎演讲从4月20日至22日连讲三天(见该书第132页)。实则4月18日的演讲周作人未听，只于是晚7时赴宴。此宴会由马幼渔出面，参与者还有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俞平伯、刘复、魏建功、胡适、蒋梦麟，共11人。 

　　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第182页。张中行称章太炎在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还有一次“下里巴人”的公开演讲，“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了石敬塘啊！’”(《负暄琐话·章太炎》，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455页)此事未见其他报道。周作人亦指口译者为钱玄同。刘半农为江苏人，章太炎对其学行不以为然，似难担任口译。章太炎在民国学院、中国学院和平民大学的演讲，则由黄侃担任口译。 

　　7、8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9《发起亚洲古学会之概况》，《时报》1917年3月5日。 

　　9《致柳翼谋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763页。 

　　10《刘师培致〈公言报〉函》，《北京大学日刊》第340号(1919年3月24日)。 

　　11顾颉刚称：“孟真在同班中孤立，而《国故》月刊便是他同班所组织，而且他的同班除了他外无不在内。感情学问既相差甚远，偏又刻刻见面，自然有许多微讽托意之词，自然仇怨渐渐的深固了。”“他们两人最遭人忌的地方便是办了一卷《新潮》”(顾颉刚致叶圣陶信，1919年6月17日，转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12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546-550. 

　　13《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85页。 

　　14张丹：《永难泯灭的记忆》，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筹委会编《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81页。 

　　15胡云富、侯刚：《吴承仕传略》，《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209页。

　　16《周作人日记》下册，第204、240页。周作人在回想录中引自己的日记有所改动。 

　　17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80页。 

　　18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第103页。 

　　19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616—617页。该演说收在1921年出版的《太炎学说》上卷。 

　　20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617—618页。 

　　21四部分类，发端于部勒图书，后来逐渐演变为指相应学科，史学、经学成名较早，诸子学稍晚，集部原指文选，因掺入杂书过多，难以独立成学。详情另文专论。 

　　22章太炎讲演，曹聚仁记录《国学概论·小识》，巴蜀书社，1987年，第2—4页。 

　　23《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2页。此事发生于3月12日，有关详情，黄侃记为：“食罢，二风至，予曲意询其近年所获，甫启口言新文学三字(意欲言新文学，且置不言)，彼即面赤，争辩，且谓予不应称彼为二风，宜称姓字。予曰：‘二风之谑，诚属费宜，以子平生专为人取诨名，聊示惩儆尔！常人宜称姓字，子之姓为钱耶?为疑古耶?又不便指斥也。’彼闻言，益咆哮。其实畏师之责。故示威于予，以塞师喙而已。狡哉二风！识彼卅年，知之不尽，予则浅矣。”(《黄侃日记》，第767页) 

　　24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第113页。 

　　25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1999年，第226—253页。 

　　26钱玄同：《致适之》，1925年5月12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14页。 

　　27黎锦熙认为：“一般人只看见钱先生并不和他老师一样的反对‘今文’经学，而且研讲‘今文’，表彰南海，就以为他于章氏的‘古文’经学竟无所承，殊不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大胆说话，能奏摧枯拉朽之功，其基本观念就在‘六经皆史’这一点上。”(《钱玄同先生传》，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68页)王 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5年)已经指出钱玄同所受章太炎的影响(参见该书第205—207页)。 

　　28有学者指该刊所发章太炎白话文各篇，均出自钱玄同之手。据近年学者考证，除《中国文字略说》一篇外，其余均为章太炎自作。 

　　29《省教育会通告》，《申报》1922年3月29日。 

　　30《中华新报》1922年10月10日增刊。 

　　31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第63页。 

　　32臧恺之：《吴检斋先生轶事》，《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104页。 

　　33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09—410页。所品题之一、三两类，原认为指胡适、陈寅恪，似嫌武断。陈以爱女士认为当指章太炎、胡适。第一类亦可能指梁启超，第三类指胡适则尚有不解之处。各说虽皆有本，孙楷第毕竟是概括归纳，过于坐实，或许反而失真。 

　　34汤炳正：《忆太炎先生》，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第455页。 

　　35《与罗振玉书》，《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1—172页。 

　　36《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30—638页。 

　　37钱玄同：《敬答穆木天先生》，《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89、194页。 

　　38钱玄同：《致周作人》，1926年4月8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75页。 

　　39《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6—550页。 

　　40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430页。 

　　41《哀启》，《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164页。 

　　42汤炳正：《忆太炎先生》，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第459页。章太炎《汉闲话》：“东原云：大国手门下，不能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反能出大国手。盖前者倚师以为墙壁，后者勤于自求故也。然东原之门，即有王、段、孔三子，所得乃似过其师者，盖东原但开门径，未遽以美富示人。三子得门而入，始尽见宗庙百官耳。前世如张苍门下有贾太傅，而贯长卿辈经术不过犹人；梁肃门下有韩退之，而籍 辈文学去退之已远，则真所谓二国手三国手门下能出大国手，大国手门下不能更出大国手也。”(《制言半月刊》第13期，1936年3月16日) 

　　43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52—453页。 

　　44魏建功：《〈钱玄同先生与黎锦熙先生论“古无舌上、轻唇声纽”问题书〉读后记》，《中国语文》1961年9月号，转引自曹述敬《钱玄同年谱》，第114—115页。 

　　45黄侃所记作东者无尹炎武而有周叔迦(《黄侃日记》，第773页)。 

　　46《北京大学日刊》第2806号(1932年4月12日)。关于北京大学的主办机构，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称为“国文研究所”，姚奠中、董国炎从之，实误。 

　　47《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 

　　48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收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1998年，第1—34页。 

　　49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1页。 

　　50《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第440页。 

　　51钱玄同：《致郑裕孚》，1938年3月1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300页。 

　　52顾颉刚致叶圣陶信，1927年7月4日，转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14页。 

　　53《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努力周报》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 

　　54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30页。 

　　551924年7月5日与履安信，转引自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97页。 

　　56蓝文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57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第3章第1节。 

　　58《研究所国学门通告》，《北京大学日刊》第2045号(1927年2月24日)。 

　　59《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讲”题目》，《北京大学日刊》第2040号(1927年1月29日)。 

　　60钱玄同：《致潘景郑》，1936年9月1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308页。 

　　61陈守实：《学术日录》，1928年2月8日、22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收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33页。据吴其昌《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梁“命其昌辈推举良师，其昌代达诸同学意，推章太炎先生、罗叔言(振玉)先生。先师欢然曰：‘二公，皆吾之好友也。’……其昌因奉校命，北走大连，谒罗先生于鲁诗堂，南走沪，谒章先生于同孚里第。”“初时罗章二先生均有允意，章先生拈其稀疏之须而笑：‘任公尚念我乎！’且有亲笔函至浙报‘可’。然后皆不果。罗先生致余书，自比于‘爰君入海’，章先生致余书，有‘衰年怀土’之语。”(《子馨文存》第3卷《思桥集》，沈云龙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81辑之808，台湾文海出版社，1981年影印，第449—450页) 

　　62周传儒、吴其昌：《梁先生北海谈话记》，丁卯初夏《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 

　　63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第351期。 

　　64详见刘巍《〈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学术背景与初始反响》(《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刘文力辩钱穆本意不及“史学界之疑古派”，并疑钱穆将后起之意附到当年之事，则嫌稍过。钱穆的意思是说傅斯年向人介绍其为《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作者，意在破今文学派和疑古派。至于钱穆对古史辨的看法，他自称：“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然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二者分辨，仅在分数上。如禹为大虫之说，颉刚稍后亦不坚持。而余则疑《尧典》，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而孟真所主，则似尚有迥异于此者。”(《师友杂忆》，第167—168页)若钱穆真有曲笔，倒是将与疑古派的分歧轻描淡写。其实，与古今中外各学派一样，古史辨派的主张本无大错，但实行中以疑为考，变成一味破坏，疏于建设。变疑为考，正是立异的关键。 

　　65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 汉三言·汉微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66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页。 

　　67《新闻报》1924年7月20日，转引自《北京大学日刊》第1526号(1924年9月24日)。

　　68天津《大公报》1937年6月10日。陈垣1943年11月24日致方豪函谓：“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 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02页)此言不足以表明陈垣本人史学思想的变化，却反映那一时期学术风气的转移。 

　　69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62—63页。 

　　70杨树达：《〈太炎书札〉跋》，《积微居友朋书札》，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71杨明德：《检斋先生在师大》，《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113页。陆宗达、刘节、周馥、殷孟伦、戴名扬、朱臾卿等请黄侃讲音韵训诂相关之理。杨树达还让侄儿杨伯峻拜黄侃为师。据《黄侃日记》，其时有九位学生前来听讲，每周两次，“鄢荣爵、谢震孚、沈仁坚、汪绍楹，皆新来者；骆鸿凯、陆宗达、朱家济、周复、任化远，皆昔已从游者。”(《黄侃日记》，第764—765页) 

　　72《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 

　　73《胡适日记》，1929年2月4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影印本。 

　　74《北京大学日刊》第2875号(1932年7月16日)。 

　　75《〈制言〉发刊宣言》，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70页。 

　　76章太炎致马宗霍函，1932年10月6日，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924页。 

　　77《〈制言〉发刊宣言》，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70页。 

　　78章太炎：《历史之重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930—931页。 

　　79《民国日报·国学周刊》(上海)1923年国庆日增刊。 

　　80顾实：《发刊辞》，《国学辑林》第1期(1926年9月)。 

　　81参见《〈国学辑林〉撰述员名录》、《中国国学研究会会员名录》(《国学辑林》第1期)。 

　　82《黄侃日记》，第285页。胡先 也指出《学衡》宗旨“一则必须用文言，二则沟通中西学术，非纯乎保存国粹”。并对《华国》的个别文章表示不满。 

　　83顾实：《发刊辞》，《国学辑林》第1期。 

　　84陈中凡后来在《自传》中称其在东南大学与同人发起组织“国学研究会”，编辑《国学丛刊》，力求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增进文化”，是要与盲目复古的学衡派相抗衡(姚柯夫编著《陈中凡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7页)。此说显然受后来时势的影响，与当时语境及事实本相不合。陈早年在北大参与《国故》，任编辑(《〈国故〉月刊社成立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298号，1919年1月28日)，先后任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李详称其主金陵大学国文系时，“与胡小石先生提倡国粹，声誉昭然，或推或挽，学子日聆绪论，不胜斐然。将继东南而兴，自成一队。”(吴新雷等编纂《清晖山馆友声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2页) 

　　85汤国梨口述，胡觉民整理《太炎先生轶事简述》，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第102页。 

　　86《国学会会员姓名一览表》，《国学商兑》第1卷第1号(1933年6月1日)；《国学会会员姓名一览表》，《国学论衡》第2—8期(1933年12月1日—1936年11月20日)。 

　　87吉川幸次郎：《留学时代》，《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东京筑摩书房，1975年，第384—394页。 

　　88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第351期。 

　　89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第33页；孙敦恒：《清华国学院纪事》，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11页。 

　　90陈守实：《学术日录》，1928年2月8、22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 

　　91诸祖耿：《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序》，(南京)《文教资料》1986年第4期，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引自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第377、452页。 

　　92乃蒙：《章太炎的讲学》，《宇宙风》第22期(1936年8月)。 

　　93《论语》第14期(1933年4月1日)。 

　　94老实生：《听朴学大师讲学记》，《论语》第15期(1933年4月16日)。 

　　95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667页。 

　　96章太炎：《历史之重要》，《制言》第55期，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930页。 

　　97邵力子：《志疑》，章太炎讲演，曹聚仁记录《国学概论》，第119页。 

　　98《黄侃日记》，第51页。 

　　99章太炎：《对重庆学界演说》，《历史知识》1984年第1期，第44页，引自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9页。 

　　100钱穆：《余杭章氏学别记》，《大公报》(天津)1937年6月10日。作者信息 

作者：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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