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白水在2010-3-17 8:58:59的发言:呵呵,这里是关键,你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很好!所以,让我们还是先从讨论问题的程序开始,我们先要解决,莫教授这篇演讲里说的“传统”都是指什么?他说的“敬畏”又是什么意思?他主要又是针对什么现实问题而发?先明确了这几点,才能做有效的讨论。尤其是像演讲稿这一类的文体,不同于论文先要有严谨的概念辨析,演讲往往是针对某些现实问题而发,一事一议,它所使用的概念都有其特指的范围,别人可以反对它的观点,但前面说的几个“明确”不能少,否则就会变成各说各话。比如,鲁迅曾在1925年2月10日应《京报副刊》之请写了关于《青年必读书》,在附注中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1926年10月14日,在厦门大学周会上对青年学生演讲的题目也是“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鲁迅的观点可以商榷,但商榷的前提是先明确鲁迅所说的“中国书”又是指什么,他的话又是针对何而发。如果省略了这两个环节,直接质问鲁迅叫青年不读中国书自己却钞古碑做《汉文学史纲要》是否心口不一,或竟而质问,不读中国书小孩又如何学汉字,那就又变成了各说各话了。 附: 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 1926年10月14日鲁迅在厦门大学周会上讲 今天我的讲题是:"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我来本校是搞国学院研究工作的,是担任中国文学史讲课的,论理应当劝大家埋头古籍,多读中国的书。但我在北京,就看到有人在主张读经,提倡复古。来这里后,又看到有些人老抱着《古文观止》不放。这使我想到,与其多读中国书,不如少读中国书好。 尊孔,崇儒,读经,复古,可以救中国,这种调子,近来越唱越高了。其实呢,过去凡是主张读经的人,多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要人们读经,成为孝子顺民,成为烈女节妇,而自己则可以得意恣志,高高骑在人民头上。他们常常以读经自负,以中国古文化自夸。但是,他们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制造"五卅"惨案的日本兵,可曾用《易经》咒沉了"三一八"惨案前夕炮轰大沽口的八国联军的战舰? 你们青年学生,多是爱国、想救国的。但今日要救中国,并不在多读中国书,相反地,我以为暂时还是少读为好。少读中国书,不过是文章做得差些,这倒无关大事。多读中国书,则其流弊,至少有以下三点:一、中国书越多读,越使人意志不振作;二、中国书越多读,越想走平稳的路,不肯冒险;三、中国书越多读,越使人思想模糊,分不清是非。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的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读中国之书。 你们青年学生,多是好学的,好读书是好的,但是不要"读死书",还要灵活运用;不要"死读书",还要关心社会世事;不要"读书死",还要注意身体健康。书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可以相信的,也有不可以相信的。古人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那是从古史实的可靠性说的。我说的有可以相信,有不可以相信,则是从古书的思想性说的。你们暂时可以少读中国古书,如果要读的话,切不要忘记:明辨,批判,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其次,我要劝你们"做好事之徒"。世人对于好事之徒,往往感到不满,认为"好事"二字,好像有"遇事生风"的意思,其实不然。我以为今日的中国,这种"好事之徒"却不妨多。因为社会一切事物,就是要有好事的人,然后才可以推陈出新,日渐发达。试看科仑布的探新大陆,南生的探北极,以及各科学家的种种新发明,他们的成绩,哪一件不是从好事得来的?即如本校,本是一片荒芜的地方,建校舍来招收学生,其实也是好事。所以我以为"好事之徒",实在没有妨碍。 我曾经看到本校的运动场上,常常有人在那里运动;图书馆的中文阅览室,阅报看书的人,也常常满座。这当然是好现象。但西文阅览室中的报纸杂志,看的人却寥寥无几,好像不关重要似的。这就是不知好事,所以才有这种现象。不知西文报纸杂志,虽无重大关系,然于课余偶一翻阅,实在也可以增加许多常识。所以我很希望诸位,对于一切科学,都要随时留心。学甲科的人,对于乙科书籍,也可以略加研究,但自然以不妨碍正课为限。一定要这样,才能够略知一切,毕业以后,才可以更好地在社会上做事。 但是,各人的思想境遇不同,我不敢劝人人都做很大的好事者,只是小小的好事,则不妨尝试一下。比如对于凡可遇见的事物,小小匡正,便是。但虽是这种小事,也非平时常常留意,是做不到的。万一不能做到,则我们对于"好事之徒",应该不可随俗加以笑骂,尤其对于失败的"好事之徒",更不要加以讥笑轻蔑!
鲁迅先生的文章确实好。 不过即使一事一议,也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一事一议,还有联系全局与长远的一事一议。譬如全国两会上那些雷人提案,放在另外的场合未必不令人肃然起敬,然而在这种场合却是太倒人味口了。对有可能影响大众的启蒙者和准启蒙者们,我们不得不苛求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