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里春秋，词里古今——大师们和诗词的过去曾经

西贝惑

  陈子展先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学者，解放前长期任系主任。

当我跨入复旦中文系的大门时，陈先生早已做古。而且即便在，照年龄计，他该是

我的祖父甚至曾祖一辈。他活着的时候，我的师辈便以能见到他为幸，我等后生小

子无缘谋面是情理之中的事。

    进复旦后，同学们议论起中文系的先贤时，说得最多的是陈子展先生。其实，

与子展先生同时的复旦中文系先哲还大有人在，如众所周知的陈望道、郭绍虞、朱

东润、蒋天枢等老先生就都曾是子展先生的同事，论名气威望，他们并不输于陈先

生。推测起来，吸引大家的应该是子展先生种种与“狂”相关的趣闻、轶事吧。

    我第一次见贾植芳先生，告诉他我是湖南长沙人时，他瞪着一双锐利、机智的

眼睛，表情严肃的对我说：“湖南人？陈子展是你们湖南人，你知不知道？典型的

湖南人啊，耿直刚硬，是个狂士……”以后我每次去见贾先生，他总要深情款款地

跟我聊到子展先生。

    据贾先生回忆，五十年代初“院校调整”时期，上面要调陈子展到安徽大学去，

子展先生怒而不从，一气之下，准备将自己的藏书一古脑送给家门口摆摊的小贩，

让他拆了当废纸，去包花生米。并说以后不再读书，回湖南老家钓鱼去。一九五七

年他被打成“右派”后，蓄起了长长的胡子，当时他住在上海市中心，属苏州河南

岸，复旦地处市郊东北，属苏州河北岸，他发誓不给他平反他就不刮胡子不过河等

等。想起子展先生当年不合于时，敢言敢行的音容风姿，实在是令人神往不已。

    说到子展先生的“右派”帽子，也难怪他不服。他是复旦唯一一个没有“右派”

言论的“右派”，而且是“右派”中规格最高的一类——“极右分子”。在大肆鼓

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的年月里，子展先生没有发表过一篇关于时事政策的文章，也

没有参加过一次集体组织的学习讨论会。他离群索居，呆在家里，连课都不去学校

上。其实，子展先生原来并不是个不问世事，只钻研学问的书呆子。他三十年代曾

在《申报·自由谈》《人间世》等刊物上发表过大量生动犀利、针贬时弊的杂文，

其中《安内乎？攘外乎？》一文尖刻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丑恶行

径，鲜明反映出了一位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与道德良知。在抗日战争中复旦

内迁重庆北碚时，子展先生与陈立夫、陈果夫控制的CC系斗争得很激烈，以至听命

于CC系的学校领导想要解聘子展先生。然而，当历史进入一个人人欢呼雀跃，人人

都忍不住要有所表现的新时代、新社会时，子展先生却开始沉默了。按理说，这是

生性“狂味”十足的子展先生展示自己“狂态”的大好时机，并且当初的党代表、

即后来的党委书记也颇重视子展先生，亲自登门拜访，请他出山。但是，他不肯，

理由是：共产党困难时，我理应出力相助，现在共产党情况转好了，愿意帮忙的人

多的是，我也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但原因真是这么简单吗？我在子展先生三十年代发表的一篇名为《正面文章反

看法》的短文里，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总之我们读书做事做人，都不可认真一面，

正面文章之外，须知有一个反面在。倘若你太认真一面了，小之则蒙不慧之名，大

之则有杀头之祸。”我真忍不住要猜测，难道五十年代的陈子展已窥破了他那位伟

大同乡的“引蛇出洞”之计，这才抱着凛然出世、隔岸观火的态度吗？

    看来，子展先生的“狂气”并不是来自他恃才傲物因而激进的天才异禀，而是

一种洞明世事、忧患人生的“佯狂”。

西贝惑

  解放后的子展先生明显地沉寂下去了。报刊杂志上很难再找到他的奇文精论。

当然，最显著的变化是他从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转到了上古诗歌的研究领域。新文

学家曹聚仁先生事隔多年还满含惋惜地回忆：“一九四九年冬天，陈子展从北京出

席‘文代大会’回来，他对笔者说：‘北京的朋友们，都要我把近三十年中国文学

史重新写过。’他所说的重新写过，是要把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文学界的动态补充

起来。这件工作，我相信陈氏一定能愉快胜任，因为他熟于文坛掌故，而他自己的

新旧文学修养，也足以使他有高度的欣赏能力。我们看了他那部《（最）近三十年

中国文学史》，就可以知道他的史识、史才足以担当的。不过，我们等待了几年，

并不见他的新编中国文学史出来……。 ”（见《文坛五十年》379页）其实，只要

想想王瑶先生和他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所经历的坎坷不幸遭遇，就没人会有

这样的遗憾了。而且人们反而会为子展先生的放弃和转向深感庆幸，并不得不佩服

他的聪明与机警。他实在是当时屈指可数的深刻了解了中国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知识

分子之一，他是在用“狂”来坚持自己这一份可贵的清醒与清白。因此，他赢得了

时间，在同代人忙于热火朝天地炮制批判文章或战战兢兢地编织检讨报告时，子展

先生却创作出了现代学术史上的惊人之作——《诗经直解》与《楚辞直解》。

    这是两部凝聚了子展先生几十年心血的大书，他自谓：“一生微尚所在，初亦

唯此二书。”但这两部书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著作，也就是说并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

术。子展先生用“直解”——以歌释歌，而不用常规方式来诠解《诗经》和《楚辞》

就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敬重他的人会称这是他学术上的创举，严谨死板的人则会

指责他扰乱了学术规范。子展先生并不在意自己的方法是独创还是失范，他所注重

的仅仅是歌这种形式，他要用歌来唱出他对国家、社会、人生最炽烈、最深沉的爱。

他注《楚辞》“悲忧穷戚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绎。去乡离家兮来远客，超逍遥

兮今焉薄”一段时，满怀深情地唱到：“悲忧穷蹙啊独居空廓！那美好的一人啊心

里不悦。去乡离家啊来做远客，远哉逍遥啊今后哪里停歇？”这不正是子展先生彼

时身世境况、苦闷心情的逼真写照吗？

    子展先生越来越沉默了，昔日的“狂姿”似乎一去不复返，一丝痕迹都没留下。

但他始终是个富于魏晋风度的狂人。魏晋虽然是个黑暗专制的恐怖时代，但总有一

帮士子懂得狂，也欣赏狂。所以阮籍、嵇康痛快淋漓地醉了、死了，还能够青史留

名，流芳万年。可子展先生的狂，甚至因狂而获死，又有多少人会认同而激赏呢？

最大的可能大概是背上个“自绝于人民”的恶名。狂士也需要有个应和，最起码应

有无数沉默的知音，然后因他的发声与动作，才会激发出最美妙的生命绝响。子展

先生是独一无二的狂士，他没法泯灭自我来保持沉默。真诚热烈的狂士之心时刻在

他的心房里跳动，生命的激情分分秒秒都在他的血液里汹涌沸腾，他渴望展示而无

法展示，他渴望倾诉而无人可诉，他忍耐不住唱起来了，他在寂寞中，在被人遗忘

的角落里尽情放声歌唱，他带着无限的渴慕与敬仰歌唱着神圣的知识、高贵的生命

……

    一九六○年，陈子展成了复旦首批摘掉“右派”帽子的教授。这要归功于五十

年代末一位中央高级领导人的沪地考察。子展先生是我国最早接受马列学说的少数

知识分子之一，一九二二年在湖南自修大学期间，与早期的共产党人有过密切的交

往。一九二七年秋天，共产党处境最艰难，许多党员纷纷脱党时，子展先生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谢觉哉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

系，解放后成了非党人士，他也没再申请过恢复党员身份。不过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中仍有不少他的好朋友，可他从不向人提及自己的这些关系，也与那些高层朋友断

了往来。那位中央领导也是子展先生的老朋友，他并没有忘记陈子展，来沪后，提

出要见见陈子展，有关部门却支支吾吾地道出了陈子展身份的“不便”。这位领导

要来了子展先生的材料，阅罢大怒说：“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右派？”于是，子展先

生的“右派”帽子就这样迅速被摘掉了。

    有人叹惜说，如果子展先生早点说明他的社会关系，到上面走走路子，也许不

至于冤里冤枉地背三年“右派”黑锅。这些人的好心与善意不难理解。然而仔细想

想，子展先生的“右派”是当定了的。否则，陈子展便不是陈子展，他的狂也就失

去了任何实质意义与价值，而成了一种虚伪做作的姿态，那真是名副其实的佯狂了。

    子展先生晚年恢复了荣誉。他依然闭门谢客，与世隔绝，潜心于学术研究之中。

他自称自己的学术是“不京不海不江湖”，懂得了他的学术，也就懂得了他这个人。

反过来，懂得了他这个人，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学术。子展先生去世时年九十二岁，

临终遗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骨灰抛到海里去，他懒

得再与世人罗嗦，只求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并属于他的世界。子展先生生前用过不

少笔名，其中最能展现他精神风范的是“湖南牛”和“楚狂老人”两个。按长沙方

言里的意思，“牛”不仅有稳重、踏实的含义，更多的是神气、倔强等精神气质的

象征，同属“楚狂人”的形象。

    前年这个时候，复旦大学中文系召开了“纪念陈子展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

笔者有幸在内旁听了众多专家学者们对子展先生学术功绩和道德文章的缅怀追念。

最令我深受触动的是一位中年学者的感叹：“如果知识分子都能像陈先生那样，就

不至于是今天这个狼狈样子，总被人指挥来、指挥去了……”

    的确，像子展先生那样的“狂人”愈来愈难见到了，难怪大家总是不忘陈子展

先生……

西贝惑

以下文章是讲大学精神的，但是收录了陈子展先生的事迹，并且里面所述人物趣事实在值得一看再看，所以一并录下。

复旦精神

李希曾

 

     一个大学份量的轻与重，在于这个学校是否有名教授。正如一位教育家所说：所谓大学，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复旦历史上曾经拥有一大批学术大师和著名学者，他们在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盛誉。陈望道、朱东润、伍蠡甫、章培恒、陈思和、骆玉明等等，他们就是复旦精神的最好体现，更是复旦的内在灵魂。

    1988年，我读了梁晓声一篇写复旦大学的小说《从复旦到北影》，不知道为什么对这所学校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感觉。当我们得知复旦大学招收作家班时，甚为兴奋。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舞文弄墨的人来说，如果凭考试成绩，尤其像我这样高考数学为零的人，这辈子也不要指望到这样名震大江南北的大学读书。后来，我们如愿来到了期待中复旦大学。

    实在说，我对复旦的心情是矛盾和复杂的，但是又不能不承认，从迈入复旦大门的那一刻起，我们便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离开复旦的许多年，依然不能摆脱这种内心深厚的复旦情结，尽管我们的身份还显得不够正式。在学校，有老师朝夕相处，在江湖，有老师的著作熏染，虽然离开复旦的日子已经渐性行渐远，但是那些老师的印象反而日益清晰，我认真地收集了他们的著作，在日后的生活、工作里仍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里，我希望自己刻画的几个剪影，算是对老师们的勾勒，以表示我崇高的敬意。

    他们中有的并没有教过我，但是，他们对我产生了足够的影响；有的已经是复旦的中流砥柱，是复旦精神的延续者再造者。

他们将永远是我人生的路标。

 

 

一、             陈望道先生和他的《修辞学发凡》

 

    很早以前，我就买到《陈望道文集》，所以未到复旦就已经知道了陈望道。后来，到了复旦，就全然没有了陌生感。

走进复旦大学图书馆，推门进去，一尊耀眼的雕塑出现在眼前，他就是陈望道先生。陈望道先生曾经是复旦大学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之一，倍受师生爱戴，他也是中国文学、中国语法等领域的重要人物。

    2005年是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为庆祝建校百年，出版了一部诗歌集，有好几篇都提到陈望道先生。有一天，我坐出租车听交通台与观众互动节目，其中有一道题说，《共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版是谁翻译的，听众没有答上来，这也很正常。其实，我相信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国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是陈望道。因为他的贡献，因为他的名望，复旦大学在中文图书馆里给了他一个显要的位置。每次从塑像面前走过，我都是很谦卑很严肃的，心里满是对这位前辈的尊重。我记得在复旦大学，除了校园正门有一个高大的毛主席雕塑，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个塑像。

    《修辞学发凡》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巨著，初版由大江书铺于1932年分上下两册正式出版。全书12篇，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开拓了修辞研究的新境界。其特色之一是引例丰富。所引用的书约250部,单篇论文约170篇，方言、白话各种文体兼收并蓄；二是归纳系统，阐释详明。该书在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系统而详尽地分析归纳了汉语语文中种种修辞方式。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理论，进而把积极修辞分为辞格、辞趣两种。辞格归纳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全面概括了汉语语文中的修辞格式。（引文）

    说实话，《修辞学发凡》现在我也没有认真读过，老师在《现代汉语》提到过，并且还要我们自己去找《修辞学发凡》，没有找到。直到几年后，我才在书摊上见到了这本《修辞学发凡》。应该说，我还是幸运的，买到的并不是新版，而是1950年再版的，开始由北京开明书店4月出版，12月初由上海印刷，书印5000册，这个数字也不多。这部书的初版前面有刘大白作的序，序的第一段话是这样写的，我原文转述：

    1932年，将要合（和）1898年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纪念的一年了。因为1898年中国第一部文法书出版的一年（指《马氏文通》），而1932年是中国第一部修辞学书出版的一年（指《修辞学发凡》）。

仅此，足以使陈望道先生名垂青史。

 

二、复旦怪杰陈子展先生 《国风选译》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它在文学领域里的重要性，犹黄河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可以断言：不了解《诗经》，就难以理解中国文学。有人终其一生研究《诗经》而不言悔。至今，《诗经》研究在国内外仍然红火。我读过余冠英、高亨等人的译注本，获益非浅。如今又淘到陈子展的《国风选译》，自然是喜上眉间。因为这是50年代春明出版社出版的，开本很特别，又因为《国风》在《诗经》中占有半壁江山，且陈子展的《国风选译》不仅有注释，还有一句对一句的直译，这样，对我这样古文底子微薄的人来说，无疑会是不小的帮助。

     每当捧起《国风选译》，一个古怪的老人便浮现在我面前，当那一双充满怀疑的眼睛凝视你的时候，你会感觉如芒在背，这就是我想象中的陈子展。其实我根本没有见过他，我在复旦上学的时候他也早已不再教课。也许，在复旦园里曾经和他擦肩而过。这也不奇怪，在复旦你不能轻视任何从你身边走过的人，也许某个相貌平平毫无特色的人，就是某个领域里的代表人物。就像北京大学刚入校的新生，曾经让鼎鼎大名的季羡林先生帮助看过包，他把季先生当成了看门的老大爷。关于陈子展的古怪和狷狂，在复旦有各种各样不同版本的传说，也曾经听年轻一点的老师说起这位前辈，令我等晚辈羡慕不已。

    陈子展之所以有种种名声，恐怕还是他的个人资历和学术成就，他毕生致力于《诗经》、《楚辞》的研究和教学。总结旧学、融会新知，在这一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他还著有《唐宋文学史》、《中国近三十年文学史》（我有收藏）、《孔子与戏剧》等。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的命运自然也很坎坷，曾经蒙受过冤屈，但他并不为此消沉，在大家忙于运动的年代，他却埋头创作出了现代学术史上两部力作《诗经直解》与《楚辞直解》。这是两部凝聚了先生几十年心血的大书，他自谓：“一生微尚所在，初亦唯此二书。”他的研究方法很独特：“直解”。就是以歌释歌，他不用常规方式来诠解原文，而是用自己的心声唱出他对《诗经》、《楚辞》的理解。陈子展并不在意别人的臧否，他所注重的是用歌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声音。晚年他闭门谢客，与世隔绝，潜心于学术研究之中。他自称自己的学术是“不京不海不江湖”。                       

    我买到《诗经直解》，是在沈阳站前古玩市场书摊，可惜一场大火把那个市场烧掉了，不胜惋惜，沈阳古旧书市场，从此一蹶不振。最近，又从报上得知，沈阳取缔了颇有规模的书摊，很是惊讶。最近得知，单位有间落满尘垢的资料室，有天我无意中闯入，居然发现一套精装两册的《诗经直解》，不觉得欣喜若狂，现在，它就摆在我办公桌上，以备随时翻阅，《诗经》实在是一部值得随时阅读的大书。

30年代陈子展曾发表大量杂文、诗歌和文艺评论，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1927年秋天，共产党处境最艰难，许多党员纷纷脱党时，陈子展却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党。但是当革命胜利后，他表现出异常的冷静，甚至谢绝了高官的邀请，从而远离权利斗争的旋涡，也因此成就了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

    陈子展去世时年92岁，临终遗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骨灰撒到海里去喂鱼。

好一个怪人—陈子展。

 

 

三、刘大杰先生和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

 

    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学艺术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表现在文学史出版上，则是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文学史。有以图文版本为主的，有以作家为主线的，有以作品为主线的，有以文学思潮为主线的，林林总总，各具特色。如果退回几十年，文学史只有几种，且调子单一，观点一律。应该庆幸，我们处在一个文学艺术空前活跃的年代。

    我这样说，并非是无原则的溢美，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不会忘记，政治第一的年代，文学作品、文艺理论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甚至批评或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而达到极致，人文俱焚，不堪回首。

    实际上从50年代中后期，文学艺术界的批判就已有端倪，只不过火力还没那么猛，与文革比较，相对还比较温和，有书为证。去年我淘到一本《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中华书局1958年12月出版。我手上的是1959年2次印刷，这本书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教研组编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刘大杰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进行批判的，共收文章34篇。我所说的温和也是有证据的，这本几十万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主要是对刘大杰资产阶级思想的结算与批判，基本都是一个调子，用唯物的历史的理论观点，批判刘大杰资产阶级、唯心的、人性的文学观点。但是，所有的文章在刘大杰名字后面都加上了“先生”二字，可见，还是客气的。火药味也不那么浓，批判也只是停留在思想的层面，没有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直接触及皮肉。批判的后面，还有刘大杰先生自我批判的文章，《批判〈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虽然如此，我们看到，它为文革的极端化打下了不好的基础。

    《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于上世纪40年代前后，1949年以后，刘大杰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对旧作进行了修改，主要是用唯物史观代替唯心的、人性的观点，刘大杰自己也没有想通，因此改动不大，因而引起了一些革命师生的不满，对之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判。

     时光荏苒，从本书出版到今天，已经快50年了，刘大杰先生早已故去。我1990年去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对刘大杰先生赞许不已，并且认为，刘是复旦历史上最著名的教授之一，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也是文学理论史上的名作，我们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用的就是这本教材。

    这话确实不假，据我所看到的资料，五、六十年代，我国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共有3部，其中两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集体创作，都叫《中国文学史》，有的3卷本，有的4卷本；只有一部是个人的创作，就是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而且我个人觉得也是目前看，价值最高的一部，我仅仅是指60年代。目前，我觉得最好的是由复旦大学章培恒复旦大学与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尤其是章培恒长长的序言让我受益良多，可谓：语惊四座。

    回到主题。很不愿意看到，《“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的作者，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名字，有的还是熟悉的老师，他们也许不会想到，他们50多年前写的文章，被我无意间翻到。他们知道了，会做何感想？他们都是我敬重的老师，比如顾易杰、章培恒、王运熙、徐俊西、邱明正，等等，我并不想责问先生们，为什么？如果他们能回答，也肯定是尴尬的。再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也都放弃了原来的观点。这是一个多么值得汲取的教训呵。

    今天，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法捷那夫五十年》。我是先读了文章，后来才看作者，是从维熙写的，读罢，很是震憾。那位写过《青年近卫军》与《毁灭》的高手竟然是2000多名作家死亡的间接杀手，多么可怕！好在他良心发现，自杀了。巴金先生说过类似的话，能够自我反省与批判的人还是少数，绝大多数人还只是把责任推到林彪四人帮之流身上。其实没那么简单，我们需要自我剖析和自我批判的勇气，有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参与者。最近，我看了汤一介的文章，最重要的观点是：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而绝不要盲从。这句话，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又无比深刻的印象。

 

四、特立独行的骆玉明和《纵放悲歌》

 

    若按常人标准看，一个大学老师和同学在宿舍里通宵达旦地喝酒，烂醉如泥，肯定不是好老师。可在我们学生眼里，他却是个亦师亦友的好老师，这个老师叫骆玉明。他是最新版《中国文学史》的编著者，是复旦大学教授，曾深受大学者朱东润、郭绍虞、刘大杰的濡染，教诲。他的老婆是个泼辣的女人，我几次见她唾沫横飞地训斥老师，而老师则面无表情的坐在椅子上，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

    他是我见到最奇特的人，聪明绝顶，才华横溢，不拘小节，大智若愚，但不亏大节。他每周有两节课，事先他叮嘱学习委员：到我上课的那天，打铃10分钟我还没有到，要赶紧骑车到家里唤我。我几次亲眼看见学习委员飞快地跑下楼，我们几十人习惯地坐在教室里等，又10分钟，他睡眼惺忪地来了，坐在讲台后，一个女同学递一杯茶过去，这是其它老师从没有的礼遇。他扶在讲台上眼也不睁，同学们坐在台下静静的等，鸦雀无声，又过10分钟，他睁开眼睛，张了口，问第一座的同学：我上堂课讲到哪了？同学看了一下笔记，说出上次课尾内容。他便说，好，我们接着讲。之后便是引经据典，汪洋恣肆地大讲起来，需要引用的大段诗句竟倒背如流，印象最深的是阮籍《咏怀诗》82首随口拈来。他讲课不拿讲义，全凭记忆，中间也不休息，两堂并做一堂上，想方便的自去方便，一气呵成，抑扬顿挫，妙语连珠，同学们习惯了他的方式，他的风格，它的错误，甚至引以为荣。这恰如他讲的《魏晋仕人与文化》，阮籍、刘伶等“竹林七贤”的风骨在他身上一览无余。我见到的他，是喜可狂笑，悲可恸哭，天真与狂狷集于一身，写文章常是醉酒之后，夜半之时，文思泉涌，颇有魏晋仕人风度。

    《纵放悲歌》是他90年代的作品，只有他才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本书以诗证人，诗史结合，分析了晚明文人如徐渭、文征明、祝允明等，深刻反映出那个时代思想觉醒的文人与封建社会无法融合的悲剧。文笔放达，剖析入理。在他家里我曾索过，他说自己一本也不存，与其它教授的家相比，他家里的书屈指可数。我在北京的琉璃厂文化一条街，买到了这本书，香港中华书局版，竟是书店剩下的最后一本。

     这本书对外产生了绝对的影响，我曾经读过多遍，虽然仍不能尽觉其意，他那种启发性，甚至颠覆性思考，让我剥去了许多虚伪，更接近本真，活得也比较自信了。我也因此身受其害，有一年，我一时高兴，便给了我所在地区的报纸写了个读此书的体会文章，不料被我当时的领导发觉，把我找去，严肃地把帽子给我扣了一堆，比如什么：思想颓废、精神空虚、不满大好形势，否定基本原则，为一些人鸣不平。冤哉！幸亏领导把书索去，看了半天，终于摇摇头说，没有看懂，以后，便不在深揪。后来，我知道是有人告了密，这个人一贯投机钻营，现在已经是处级干部；这样也好，我们革命群众的队伍纯洁了许多。我也十分庆幸，如果是文化大革命，我的命运你可想而知，那些帽子哪个不是重如千斤。感谢时代，我们终于告别了人咬人的可怕日子。

    2007年春节，忽然收到骆老师的一封信，还给我寄来了他的新书《美丽古典》。信中说，他已经离婚，新老婆是北京大学的老师，最近还有了儿子，只是要在北京和上海之间跑。通勤的距离是远了点，可要辛苦点，谁让老师为了爱情呢，就用那句老话来鼓励自己吧：再苦再累心里甜呀。听同学们，骆老师早已不是十分邋遢那个初级阶段了，两眼放光，西装笔挺，皮鞋铮亮，人也仿佛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我是真为他高兴。

 

五、温文儒雅的陈思和与《笔走龙蛇》

 

    1991年，我从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毕业。毕业前陈思和老师在家里请我吃了顿饭，还送给我他刚出版的新书《笔走龙蛇》，是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的，铜版纸，印刷装帧均很上乘。本来，是要送给香港版《巴金传》的那位作者，但我要毕业了，所以先送我，而这本书他也只剩一本，签名的时候，他将香港那位学者的名字涂掉，写上了“希曾兄指正”。我不是追星族，也不愿意找名人签名，因此，这也是我珍贵的签名本之一。这本书是对现当代作家及文艺思潮的评论汇集，许多文章曾经在文坛上产生过很大的反响。

    陈思和是我们作家班的主要老师，讲授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他温文儒雅，思维很敏锐，学识很渊博，每年都有大著发表，还编辑了许多有意义的丛书，算得上是著作等身。他讲课的时候，别的班的同学也来听，一般在大教室里也是济济一堂，去晚了还占不到位置。他讲课不拿讲稿，带去的教案也不见翻动，只要是开口，便是滔滔不绝，所讲的内容早已熟烂于心。在80年代，他曾经是新时期批评运动的鼓噪者，也发动了几次规模不小的文学批评运动，并且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他祖籍福建，生在上海，中学毕业没有下乡，这是值得幸运的事情，如果他也下了乡，也许，他的命运也许就是另一番情境。正如我们绝大多数的职业选择，并不是个人所能够决定的，尤其在共性大于个人的年代。在一个图书馆里细细地读了两遍《鲁迅全集》和大量中外名著。恢复高考，第一批考入复旦。在复旦他和李辉合写了关于巴金的论文，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毕业论文。那时候他的同学卢新华创作了一篇小说《伤痕》，他积极参与，并写出了“伤痕文学”的最早评论文章，从此，他便和现当代文学结下了一生之缘。他是文学大家贾植芳的得意门生，那天他请我吃饭，桌上的东坡肘子，是贾老送的。他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还受巴金委托参与编辑了长达20多卷的《巴金全集》，他的《巴金传》、《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几十卷著作早已蜚声海内外，现在是教授，博士导师，成为新一代学人的代表。我在书店买到过他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陈思和自选集》等。

    陈思和的文章有一股热情。作为有着特殊经历的人，他的对社会、对人生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的研究也往往能够与社会与时代联系起来，同时他又注重文学作品的独特性，他绝不仅仅是为文学而文学的人，他的思想、人格给我很深的影响。

    陈思和先生能喝酒，在陈先生家，我问，你能喝多少酒？答曰：能喝一斤白酒。这还了得！我就再也没敢提喝酒的事儿。

西贝惑

【陈思和的文章有一股热情。作为有着特殊经历的人，他的对社会、对人生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的研究也往往能够与社会与时代联系起来，同时他又注重文学作品的独特性，他绝不仅仅是为文学而文学的人，他的思想、人格给我很深的影响。

    陈思和先生能喝酒，在陈先生家，我问，你能喝多少酒？答曰：能喝一斤白酒。这还了得！我就再也没敢提喝酒的事儿。】

上面写的有没有点感觉，陈思和和白水兄会是很好的朋友，哈哈

木兰晓芙

“信步”就好，希望目前论坛盖楼不要占据你太多时间精力。

西贝惑

原帖由 木兰晓芙 于 7-12-2014 09:18 发表 “信步”就好，希望目前论坛盖楼不要占据你太多时间精力。

恩 好滴

西贝惑

郭绍虞先生是复旦中文系唯一的一级教授。但是，郭绍虞先生这位一级教授却不是科班出身。他不但没上过大学，就连中等学校也没毕业，只在土木工程学校读过一年书，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水平，就去做小学教师了。但他十分努力，自修文史，以扎实的论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终于走上了大学讲台，算是自学成才的典型。当时胡适就很赏识他，推荐他到协和大学教书。协和大学校长一看他的学历，很不放心，特地派了一位教授去对他进行考核。倾谈之下，那位教授认为他很有学问，复命之后，校长就聘郭先生为文学院院长。从此，郭先生就成为有名望的教授。

　　郭先生年轻时大概颇为活跃，他写过体育史著作，从事过新文学运动，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据说，文学研究会在北京酝酿时，本没有沈雁冰和叶圣陶，还是郭绍虞先生提名介绍的。

　　在我见到郭先生时，他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长者了，动作迟缓，讲话慢条斯理，带着一口浓重的苏州腔。大家都尊称他为郭老。

　　穿着高筒胶鞋

　　读书著述

　　郭老住在复旦庐山村时，客厅里挂着一幅水墨立轴，画着郭老的全身像，长袍布鞋，手持书卷，面带笑意，一副敦厚的样子。

　　我们读书时，郭老身体很不好。血压高，有时还到了危险的境地。但他仍很用功，努力接受新理论，修改他的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1955年就出版了修改本。复旦地处郊区，夏夜多蚊，那时设备又不好，听说郭老是穿着高筒胶鞋来工作的。这种精神，着实令我辈后生小子感动。后来，郭老搬到南京西路住，条件好些了，年事虽高，却始终笔耕不辍。据他的助手蒋凡老弟说，郭老每天起得很早，梳洗后即进书房工作。午饭后，他略事小憩，再工作到傍晚。因为年老，他晚上就不工作了，但也不大有什么娱乐活动，只偶尔听听评弹，这是苏州人的普遍爱好。

　　因为郭师母张方行女士非常能干，而且对郭老体贴入微，衣食住行都安排得好好的，连郭老所吃之药也都送到手边，不用他分心，所以郭老从来不理家务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有时，郭师母为了要郭老休息一下脑子，安排他干点摘豆芽之类的轻活。郭老干了一会就不愿干了，仍旧去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我想，一个中等学校都没有毕业的人，能成为权威学者，做到一级教授，就是这样努力出来的吧！

　　学问虽好口才实在不佳

　　有人问郭老：“你这样一年到头，一天到晚地钻在书本里，不感到枯燥吗？”他答道：“与古人交友，其乐无穷。”的确，他对自己家里的事大都一问三不知，但对古人的油盐酱醋，却搞得极其清楚。

　　郭老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名世。他的宏观研究是建筑在微观研究基础上，所以功夫非常扎实，书中没有空言套话。我们只要看看他后来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中的文章，就知道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各个细部所下工夫之深。20世纪60年代初，他受命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能够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也就不奇怪了。

　　郭老学识渊博，治学范围很广。除了文学批评史外，他还对语言学下过很深的功夫，不但是文学批评史权威，同时还是重要的语言学家。这两门学问对他来说，相辅相成。

　　郭老学问虽好，但口才却实在不怎样。他给我们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时，慕名来听者很多，一间不小的教室都挤满了，那时蒋孔阳先生还是青年教师，自愿参加辅导，阵势很为壮观。但是郭老讲课时，满口苏州的口头语：“这个，这个；在咕，在咕”，总是讲不清楚，再加上他自己所说的“中气不足”，声音轻微，教学效果并不好。听他的课，远不如看他的书来得带劲。

　　郭老虽然是语言学家，文章也写得极其规范，但讲话却常常既不合语法，也不讲修辞。同学调皮，经常学他在迎新会上所讲的一句话：“我们今天欢迎新伙伴，我们大家一起来伙伴。”可见他并无即席讲话之才。郭老虽然有此短处，但因为他学问大，对人好，所以无损于威信。

　　乐于助人是有名的

　　郭老乐于助人是有名的。听说他在燕京大学教书时，有一个学生在旅馆里生了重病，又无钱付费。店主人要赶他出去，在百般无奈时，他说：“我是燕京大学学生，你可以打电话找我的老师郭绍虞先生，他会给我想办法的。”郭老接到电话之后，果真为他付了钱，并把他接到家里来治病。抗日战争初期，因为燕大是美国人管的教会学校，日本占领军不能插手，郭老在文学院院长的位置上帮人做了不少好事。比如，他为周作人安排了课程，使他有些收入，能够渡过难关。只可惜周作人辜负了他的好意，还是下水了。

　　调到复旦之后，郭老的工资收入虽然远不如在燕大和同济时多，但仍旧乐于助人，给有困难的教师送药送钱。解放初期，吴文祺先生生活困难，而且有病，就经常得到郭老的帮助。“文革”后期，施昌东患了癌症，开刀后需人照料，但妻子远在四川，照顾不到。施昌东是“右派分子”，虽已摘帽，而仍被视为异类，要想通过正常手续调来妻子是不可能的。他曾写信给当时很走红的某教授，要求帮助，却如石沉大海，一直得不到回信，他又求助于郭老。还是郭老设法疏通，才把他的妻子调来，郭师母还叫郭老的助手送蛋、送钱给施昌东。

西贝惑

 陈子展(1898—1990)是赫赫有名的中国古代文学学者，曾担任十年复旦中文系主任。中年以后，深居简出，潜心学问，几乎不去学校。因此，许多复旦师生都以能见他一面而幸，笔者由于和他是亲戚，时有往来，聆听过他不少高论，现在想来，倒是十分荣幸的了。

    

    陈子展的夫人周媺(mei)士是我母亲的表姐，我们称她为媺姨。当年，家父与陈子展同在复旦大学执教，起先，我们都同住在复旦家属大院，后来，他们搬到吴淞路寓所，尽管距离远了，但逢年过节还是经常往来的。在我的印象中，媺姨与我们来往较多，这位姨夫陈子展到我家倒并不多。但逐渐了解陈子展的经历以后，他丰富的人生，充满坎坷，确实不简单。

    

    陈子展是湖南长沙人氏，早年与毛泽东、李达、何叔衡、谢觉哉等一起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遭到通缉。他自己说，直到解放，他的名字一直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上。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与党失去联系，到后就没再要求恢复组织关系。陈子展从此专心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出版了很有影响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与《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他与知友章士钊、熊十力、柳亚子、田汉、杨树达等人创建的南国艺术学院，培养出一批包括廖沫沙、吴作人、郑君里、陈白尘在内的优秀人才。据他说，他的一个学生还是冯玉祥的老师，因此，冯玉祥称他为太老师，在重庆时，曾到陈子展寓所恭行再传弟子之礼，让监视他的国民党的特务们大跌眼镜。

    

    陈子展自称为“楚狂老人”，许多人都认为他秉性耿直不阿，决不随波逐流。据说当年鲁迅作东饭局，席间谈到“翻译争论”的热门话题，发言者皆从“直译”，只有陈子展唱了反调，惹得鲁迅脸上顿起愠色，座中老少面面相觑，无人敢搭话，场面十分尴尬。又有一次，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印第三，画第四”，陈子展直言不讳地指出：“齐白石只有画最好，这种说法，只是掩盖他的诗，字，印差而已。”齐白石听后怒不可遏，但事隔不久，齐白石还是佩服陈子展有眼光并说了大实话，精选了一块上等田黄，治成印章送他。

    

    “文革”开始后不久，有一天，一直赋闲在家的陈子展跑到复旦中文系想看看大字报，复旦师生都不认识他，他自报家门以后，据说整个校园都轰动起来了。原来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寄生虫”“吸血鬼”来自投罗网了。顿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都冲着他而来。

    

    陈子展难改的秉性是他恃才傲物的脾气，还有他一生都没有改变的浓重的湖南乡音，而且还相当“土”，以致于许多江浙一带的人都听不懂他的话。综观他一生的朋友，包括后来交往颇多的王造时、李青崖、赵景深等都是有“共同语言”的湘籍(或长期在湖南工作过的)文人学士。媺姨和我母亲都是长沙人，家父虽为浙籍，但曾长期在长沙生活与学习过，都能用长沙话交谈，平常聊的较多的是他们都熟悉的有关湖南趣闻轶事，风俗人情，所以往往有说不完的话题。他知道我也能说长沙话以后，感到特别高兴。他说：湖南话的平上去入，四声清晰，再加上拖腔拖调，十分适宜吟唱诗词。他教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跟着他一起摇头晃脑地吟唱，倒是很有音乐韵律的感觉。所以他认为古代诗词不但能吟，而且都能唱的。

    

    陈子展在生活上并不是一个完全大大咧咧的人，他曾教我母亲怎样做“腊八豆”，曾详细书面写过操作工艺程序和配料比例，很有一番“理论”。“腊八豆”是湖南的一个传统佐饭食品，是将黄豆煮熟后凉干，再去发酵霉变后制成的霉豆，由于无法试味，其中，放盐多少是成败的关键。陈子展总结出一斤黄豆放一两盐的规律，我母亲试后，每次成功，成为她向别人推荐的“金科玉律”。

    

    陈子展晚年专心学术研究，“五十年磨二剑”，修订再版了各100万字的煌煌巨著：《诗经直解》和《楚辞直解》，他以歌释歌，陈义颇高，极具匠心。他认为：“愚治‘诗’旨在与古人商榷，治‘骚’旨在与今人辨难。”同时，他自我评价：“一生微尚所在，初亦唯此二书。”陈子展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也给我们留下了他庄严而苦涩的人生。

    

    谈起陈子展，常使人想到同为复旦中文系教授的郭绍虞(1892—1984)，他们俩性格迥然，但同是中国文坛上的前辈大师。郭绍虞1927年即担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一直从事文字和文学的研究，是古典文学理论的专门家，是语言学家，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史家。他也曾担任过多年复旦中文系主任，还是当时上海唯一的一级文学教授。郭绍虞著作等身，著有《汉语语法修辞新探》《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等。

    

    郭绍虞是苏州人，他一生都没有改变的是他那软软的吴侬口音，再加上他“白白胖胖”的大块头身材，给人仁慈祥和的印象。而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一个宽厚待人的长者。他谦逊平等而又诚恳地对待每一个人。当我们晚辈去看望他时，郭伯母和郭伯伯都礼遇有加，热情款待而使我们感到十分温暖与亲切。

    

    据说，“文革”中，工宣队搜到一本抄有唐宋诗词的练习本，认为这些词句应该属于“反动诗词”，拿去请郭绍虞“鉴定”，面对这些连中学生也能识别的东西，郭绍虞看后不知该说什么好，最后只说道：“还呒没啥格把握，奈可以找本《唐宋诗词选》对一对。”现在想象当时情景，真使人忍俊不止。

    

    郭绍虞晚年一直致力修改重版《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到他南京路寓所看望时，进门的客厅成了一个大书房，一个餐桌和两个书桌上都堆满了稿件，连地上都堆积了资料，只能在靠窗处找一个空处坐下。他自己说：“曾屡次尝试编中国文学史，终于没有更大的勇气从事这巨大的工作，只好缩小范围，权且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他一生极其重视资料，尽力普查尽搜，通过他勤奋不缀地从事搜集、整理、考订、校释，看到满屋的书籍资料堆积如山，才明白所以他的著作都“求其全，索其真”，有着深沉博大的历史厚重感。

    

    一次，我到郭绍虞寓所想索求墨宝，看到他正忙于校阅《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清样，不敢打扰。但他一听立刻答应：“好格，好格，奈过两天来拿。”过了两天，我果真拿到了墨宝。这时郭绍虞悬腕写字已经有些手抖，但他用绳吊的办法克服手抖，听了以后，十分感动。反复细看郭绍虞的字，确是一种享受，他的字大气高迈，潇洒挺秀，润厚雅丽，虽为行草，却又较恭正，十分耐看。

    

    陈子展和郭绍虞都已先后云游天外，他们两人性格差异很大，但他们都有一颗纯净的心。

西贝惑

写历史小说有写历史小说的困难。不熟悉史实，则不会原原本本地写成有条有理、丝丝入扣的文章。姚雪垠同志的《李自成》就是在刻苦钻研的基础上，搜罗了大量的资料，用去伪存真、剔异求同的科研手法才理出一个线索来的，所以历史知识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这还不能算是创作，所谓创作，乃是“自无而成有”之意，西人的术语称为making out of nothing，这就说明创作与著作不同，由艺术言①著作还低一级，创作要高得多。这却是写历史小说最困难之点，而姚氏还以他自己独特的丰富的想象力写得有骨有肉，栩栩如生。因此我现在还想补充一句，不仅“自无而成有”，还要“自静而到动”。所谓“到动”即一般人所说“写得活”的意思。姚氏又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李自成》一出版便轰动一时。

　　现在我又发现一位与姚氏媲美的作家，即徐兴业同志。我在一九八〇年第一期《收获》中读到徐兴业同志的《冷遇》一文，即觉得徐氏的学识与才华，均不弱于姚氏，二难相并，堪称双璧。盛世育人才，这又是一个良好的例证。

　　后来知道这篇文仅是徐氏所撰《金瓯缺》中的一个片段，那更增加我对徐氏的钦佩。他是有一股激情要描述北宋之亡与南宋之偏安一隅，从而说明当时政治，军事，宫闱和社会风貌各方面存在的内因和外因的。所以以《金瓯缺》命名就可知其寓意之深，不仅仅是记述一些宫闱琐事而已。

　　这是历史的大事，也是民族的大事。岳武穆的《满江红》词：“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陆放翁临终所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陈同父的《水调歌头》：“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一般忠臣义士所耿耿于怀的满腔心事都在徐氏的笔底流露出来，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所以是一部富有意义的历史小说。

　　在“四人帮”横行之际，我不知道姚氏受到强烈的冲击没有，而徐氏则因他写了《中国古代史话》一书受到批判。白天挨批，晚上则闭户写这部小说，其处境可能比姚更艰苦一些。在那恐怖的十年中，竟能写成一百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一半，其胆识毅力已够令人钦佩，何况才情又足以副之，写得那么深刻动人呢！

　　窥豹一斑，我虽只读过他的《冷遇》，但我满怀热情地愿意推荐《金瓯缺》这部作品，就因徐氏写出了当时一般忠臣义士的共同心愿，用细致的笔触，抒民族之正气，值得介绍给我们的读者。

　　郭绍虞

　　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深夜十二时

　　①这见我以前写的《艺术谈》中第十一则。

西贝惑

　　2005年,马悦然曾在复旦大学作过一场演讲。当时他用中国古代语音,念出李清照《声声慢》的别致韵律。

　　“我的老师高本汉,他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他研究出来了清朝末年中国普通话的语音,此后又研究出来上古语音,就是《诗经》的语音。”马悦然说。

　　马悦然对中国诗歌怀有极高热情,着迷于中国诗歌的节奏感、音乐感。今年10月21日,他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朗诵了多首中国诗。由这位来自瑞典的汉学家作导读,他带领听众穿越时空,细细品味了其中隽永滋味。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光辉灿烂的古典诗歌流布到日本,被称为“汉诗”。在汉诗的影响下,日本发明了一种自己独有的诗体:俳句。上世纪二十年代,经周作人翻译介绍,这些三五成句、言简意赅、表达刹那间情绪和感触的短小诗行也在中国有了回响,这就是中国的“小诗”。

　　马悦然认为,五四运动初期是小诗的黄金时代。他最喜欢的小诗之一是郭绍虞先生的一首诗:

　　云在天上/人在地上/影在水上/影在云上。

　　每次独自念这首诗,马悦然会想到四川峨嵋山底下的水田。马悦然的第一任妻子陈宁祖就来自四川,他对四川的风景了然于胸。马悦然介绍,郭绍虞的学术范围很宽,他在中国语言学、音韵学、文学批评史各方面的贡献很大。冰心1923年出版的诗集《繁星》和《春水》,受到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除了冰心,当时还出现了很多独创力很强的小诗的大师,如俞平伯、朱自清、何植三、郭绍虞和宗白华、梁宗岱、陈乃棠,和王统照等等。

　　马悦然说,自己家里所藏的最宝贵的诗集,是俞平伯先生1925年一本题名为《忆》的诗集。这本诗集意在献给作者已故的姐姐。诗集中有朱自清的跋文,还有丰子恺的与这些诗非常意气相投的插图。作者的序文是1922年写的,那时作者才22岁。马悦然从这个诗集中,取了一首诗来诵读分享:

　　骑着,就是马儿/耍着,就是棒儿/在草砖上拖着琅琅的/来的是我。

　　这一时期的诗作,反叛中国的文学传统。但是其中有一些小诗,能看到跟传统绝句相似的主题。比如王统照的一首诗:

　　花影瘦在架上/人影瘦在床上/是三月末日了/独有个黄莺在枝上鸣着。

　　他甚至觉得瑞典诗人特翁的以下三首俳句的主题,也有一点像绝句的主题:

　　阳台上的我/站在日光的笼里——/像雨后的虹。密雾中吟诗/海上遥遥的渔船——/海的战利品/默行如细雨,迎接耳语的树叶/听宫里的钟

　　马悦然逡巡于不同时空的语言文字之间,寻找诗歌韵律、意境的相通之处。把美的中国文学翻译给他的同胞,是他从事汉学研究的动力所在。

　　陈文芬是马悦然的第二任妻子,两人年龄相差43岁。她原本是台湾媒体人,现和马悦然在瑞典定居。在需要中文口头交流的新闻发布会,或是与听众互动的问答环节,她是这位“翻译家”的忠实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