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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古小即

[公告]惠忠庵读书夜·第一夜·英雄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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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25 21:05:0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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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古小即在2009-11-25 20:58:33的发言:

做观众?你想看见什么啊,聊斋耶

观众书生“聊于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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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5 21:06:20 | 显示全部楼层
再看感觉有些做作,没有他现在的随笔精气内敛。文笔太内敛太老道也有问题,仿佛奶太稠,挤出的产量严重受限。最令人钦佩的还是阿城的态度,写不出来就不写,珍惜羽毛爱惜名声。——冯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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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5 21:09:34 | 显示全部楼层

ZT:到何处安身立命——阿城的《棋王》、寻根及其他

2007-06-03 23:39:35   来自: 沃兰德


   《棋王》是阿城的处女作,1984年发表于《上海文学》,一时引得文坛瞩目,人人争睹为快。后来登陆台湾,又教台湾读者和文学界对大陆文学刮目相看,甚至掀起一股“大陆热”(电影版《棋王》亦是在台湾拍成)。 “寻根文学”大兴是在1985年之后,阿城可谓发其先声。《棋王》被誉为“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发表虽早,但文字简劲,结构精巧,气度超逸,为后出作品所不及,又有超迈于流派之外的内涵与趣味。汪曾祺先生曾说:“读了阿城的小说,我觉得,这样的小说我写不出来。我相信,不但是我,很多人都写不出来。这样就增加了一篇新的小说,给小说的这个概念带进了一点新的东西。否则,多写一篇,少写一篇,写,或不写,差不多。”
  
   阿城在当代作家之中,论到作品之少无人能出其右:“三王”以后,他就不大写小说,陆续出了几本随笔、游记,渐渐淡出了文坛。但文字一道,本来不以多寡论英雄,当代文学史上一篇《棋王》,便足以让阿城卓然自成一家。历史的潮流、时代的趋尚总是不断变化,但富于生气的杰作却能如布莱克诗中所言:“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文化寻根”的热潮早已退去的今日,我读到《棋王》,依然深感惊艳和震撼。对于阿城和《棋王》,赞叹、评论的人已经很多,其中不乏大家;精辟的意见也应该积累了不少,我不敢看得太多,以免“眼前有景道不得”;权且写下自己的一点粗浅分析,来表达二十余年后一个普通读者的真实感受。
  
  一、 民以食为天
  
  小说题为“棋王”,读者期待的自然也是棋艺超凡的传奇人物。在运送知青插队的火车上,在“我”的眼中,王一生毫不起眼,到处拉人下棋的棋痴模样倒是符合想象,再加上“我”对“棋呆子”种种传说的回忆,一位身怀绝技却没世不闻的高人似已呼之欲出。但阿城偏不入此毂中,“棋呆子”还没正经下一盘棋,倒是“吃”先夺人耳目:
  
  王一生叹一声,说:“混可不易。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我旁边儿的人说:“据说你下棋可以不吃饭?”我说:“人一迷上什么,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大约能干出什么事儿的人,总免不了有这种傻事。”王一生想一想,又摇摇头,说:“我可不是这样。”
  
  “吃”对王一生是重要的事。“我”既不喜欢下棋,和王一生的谈话就几乎集中在“吃”上,而观察王一生吃相的一段,描述细致传神,历来为人称道:
  
  听见前面大家拿饭时铝盒的碰撞声,他常常闭上眼,嘴巴紧紧收着,倒好像有些恶心。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这时候他若碰上我的目光,就放慢速度。吃完以后,他把两只筷子吮净,拿水把饭盒冲满,先将上面一层油花吸净,然后就带着安全到达彼岸的神色小口小口的呷。有一次,他在下棋,左手轻轻地叩茶几。一粒干缩了的饭粒儿也轻轻地小声跳着。他一下注意到了,就迅速将那个饭粒儿放进嘴里,腮上立刻显出筋络……他对吃是虔诚的,而且很精细。有时你会可怜那些饭被他吃得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点儿惨无人道。
  
  今日衣食无忧的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要怎样困难的家境、窘迫的经济才会培养出对“吃”的如许“虔诚”和“精细”。《红楼梦》中写“林如海教女以惜福养身,云饭后务待饭粒咽尽,过一时再吃茶”,那是大富之家的自省自持;现当代文学名家中也有不少写“吃”很是精彩,如梁实秋,周作人,汪曾祺,但大多是风雅一路;路翎写过《饥饿的郭素娥》,却重在男女之欲和“原始的强力”;如此直接而强烈的写“吃”本身、表现对食物的敬畏的,阿城假使不是头一个,也是极为特出的一个。一言以蔽之,即是“民以食为天”。而这个“食”,不是锦上的花,是雪中的炭,用来维持基本生存,留一道生存的底线。王一生把“饿”与“馋”严格分开,说“馋是你们这些人的特点”,也正是此意。对他而言,菜里的油、可有可无的书和电影全是“超出基准线之上”的,螃蟹和燕窝更是天方夜谭。似乎阿城有意强调棋王身上的世俗性,来对抗不近人情的意识形态教育,和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英雄的宣传。“存天理灭人欲”,将物质和精神对立割裂,让道德品性和欲望需求你死我活,这是阿城不屑也不信的,“特别清楚饥饿是怎么回事儿的人”,就有权力鄙视这些。
  
  生存之根是什么?就是吃。人生于世,出发点是吃,末了也得归到吃。无论何时,无论何人,谁也无法丢掉生存之根。对吃虔诚,其实意味着除去层层遮蔽之后,对生命本相的执着。《棋王》的时代背景色彩很淡,只有知青下乡和造反派贴大字报能提示一二。文革中压倒一切的政治氛围,仅仅体现于开头处语焉不详的“标语”和“语录歌”——狂热崇拜和激烈夺权夺席卷大江南北,可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面前也得退居二线。民以食为天,天道恒常,古今一同。《棋王》的时间,因此呈现一种流动的静态,即所谓“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故事发生在文革时期,但也未尝不可以发生另一个混乱的时代或者国家,甚至不必文革之类“史无前例的浩劫”,在所谓的“太平盛世”,一样可以有在底层苦苦挣扎的“棋王”、父母双亡家道败落的“我”,以及象棋世家之后、绰号“脚卵”的倪斌,和轰动一方的一场九局连环象棋大战。生命如是流转,传奇就生长在它的缝隙里。
  
  二、 到何处安身立命
  
  阿城写王一生的“吃”,有种返璞归真的意味,直接面对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才有永恒的震撼力。可是文学感动人的,毕竟是精神的力量。“吃”是为了活,而活不只是“吃”。父母双亡流浪两年的“我”,觉得知青生活比过去好的多,“不用吃了上顿惦记着下顿,床不管怎么烂,也还是自己的,不用窜来窜去找宿夜的地方”,却还是“常常烦闷”、“隐隐有一种欲望在心里”;来自南方大城市的“脚卵”,“衣服总要穿得整整齐齐”,还带着家传的明代乌木棋,总想着离开劳动的农场,“有个干净的地方住”。如果“我”惦记着书和电影,“脚卵”渴望跳出知青生涯,还算是从前“阔过”的人残存下来的念想,那么王一生的嗜棋和他父亲的酗酒,则证明即使在最底层,潦倒穷困的人们中间,精神的要求也不能泯灭。“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这和吃一样,是最基本的需求,只不过一者为物质,一者为精神。唯其基本,所以必然执着,不可能被改造,也不可能被剥夺:
  
  我说:“假如有一天不让你下棋,也不许你想走棋的事儿,你觉得怎么样?”他挺奇怪地看着我说:“不可能,那怎么可能?我能在心里下呀!还能把我脑子挖了?你净说些不可能的事儿。”
  
   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曾道:“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意谓“迷信”对于“朴素之民”正是其信仰所在,而“伪士”无信仰无原则,却主张破除迷信,剥夺信仰,只是为了使民众真正成为如牛马一般只知干活的麻木奴才。其实百年来“伪士”百般努力,“迷信”又何尝被破除?这是人们的精神之根。
   在营养匮乏的年代,精神之根不得滋养,大多贫瘠。必要有些痴呆劲儿,一意坚持,除此之外别无所求(包括“超出基准线之上”的吃),才有壮大“主观内面生活”(鲁迅语)的可能。这样的可能,千里难说有一,所以王一生之为“棋王”,自有一种奇迹式的动人心魄。
   而另一方面,在主流文化被钳制、被格式化的时代,庙堂之内已经元气全无,要重拾文化的信仰,追寻精神之根,只有向民间的“异人”探询。崇高已经被权威定义,将不守规矩不合资格的亚当夏娃统统逐出;世俗却是块生气勃勃的处女地,有辛苦,也有快乐,便是作者篇末所悟到的:
  
   我笑起来,想: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
  
   因此王德威教授说:“礼失求诸野,阿城向往一种市井甚或山野文化,以作为对正统的批判,甚或对正统的救赎。”自全篇看来,“我”之于王一生,或可视为如此。但阿城求诸市井乡野者,不止于文化,其意也不全在于批评正统。时代与历史的洪流里,渺微的个人如飘萍飞絮,意义和价值常常瞬间颠覆,境遇也随之迥然不同。无常之中,究竟到何处安身立命?这一点焦虑可能恰是关心之处。
  
   以往谈起《棋王》的主旨,往往从微言大义处想,因为“棋是道家的棋”,认定王一生代表了老庄思想对人生的观照和传统文化的复归。但阿城大约对他倒没有这么大的期待,反倒悠然自在地泼上一瓢冷水:
  
  “普通人、小人物……常有一种英雄行为。他们并不是逞强,但环境、事件造成了,他们便聚了全部能力拼一下,事后自己都有些后怕,别人也会惊异发生过的事。当然更多的是他们日复一日毫无光彩的劳作。地球于是修理得较为整齐,历史也就默默地产生了。”
  
   王一生的九局连环车轮大战,不能不算“一种英雄行为”,这是《棋王》激动人心的最高潮,黯淡庸琐的日子里一下子崛起了一页传奇。但是这传奇的造成,并非王一生的本意;甚至开始之前他也害怕,记得的只是要托“我”保管母亲交给他的无字棋。轰轰烈烈的一场鏖战,千人围观众目睽睽,孤胆的却不是英雄,不像古希腊的阿喀琉斯赫克托耳那般有高贵的额角和为荣誉燃烧的心,只是过河卒子没了退路,唯有“死顶”而已。事情结束,热闹散了场,还是吃饭睡觉,明天后天也许作了谁家的谈资,他的日子依旧是白开水般的过。这就是打不破的世俗。
   但是这一页的传奇里,有盛大的舞台,隆重的背景,黑压压一片的观众甚至自发服务的志愿者,别无选择的主角陷于没有硝烟的惨烈厮杀,却喷薄出生命的真正力量和尊严,与万物共生,和宇宙同一: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椿,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
  
   此刻他就是令人俯首的“棋王”,但可羡的辉煌、灼人的热力却还是属于小人物的:身负绝顶棋艺的拾破烂老头儿,卑微孱弱的母亲,黑脸的士兵,野调无腔的樵夫,这一切都在世俗的“自为空间”中自生自灭,于静默不仁的天地之间,蕴蓄其深厚坦荡的生命力,即使被侮辱被欺凌,被损害被践踏,仍然顽强的生根发芽,付出全部的耐心和毅力,等待某个时机扬花吐实,教一切纵恣人间的英雄豪杰顿时“目瞪口呆”。
   棋之一道,或其他技艺,足以安放灵魂,远可以融合传统文化如道家禅宗,近可以解心中烦忧浇胸中块垒。可是,在世俗之中,到何处安身立命?
  
   依然没有答案。
   捡破烂的老头儿虽然身负绝艺,却有祖训“为棋不为生”,又没有别的谋生法子,只好捡点破烂度日;王一生的母亲不让他去少年宫象棋组,因为下棋不当饭吃,只是“玩儿”。棋道和生道,究竟是不同。将棋道作生道,适足败坏棋道,因为“为棋是养性,生会坏性”;视生道如棋道,也是一叶障目,因为天下大势,大家混沌其中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似棋盘上棋子多少一清二楚。棋道是技艺,生道是生存经验,两者各有领域,不可混淆,而在人心志之中常有互相矛盾处,令人左右为难。
   《棋王》中有一处略显刻意的情节:似乎“先前阔过”的“脚卵”,把祖传的明代乌木棋送给当权的书记,换得离开农场上调的机会,和王一生参加地区象棋比赛的资格。众人(包括“我”)都认为值得,王一生却联想到母亲留给他的“无字棋”,忿忿于“被人作了交易”,宁可不赛。“脚卵”的自我辩解和王一生母亲曾经的劝诫惊人相似:“棋不能当饭吃”。而文化馆画画的画家所说的话,可能代表了作者委决不下的态度:
  
  “理想没有了,只剩下目的。倪斌,不能怪你。你没有什么不得了的要求。我这两年,也常常犯糊涂,生活太具体了。”
  
   没有理想不是罪过,因为真实的人生太具体琐碎,一地鸡毛里,谁能一世守着技艺里那个全心全意的灵魂。但只因如此,宁可犯痴犯呆也坚持不易的,才是真正的王者。
  
   到何处安身立命?我依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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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5 21:10:3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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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子非鱼在2009-11-25 21:05:01的发言:

观众书生“聊于斋”呀:)

小鱼同学超级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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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25 21:25:0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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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古小即在2009-11-25 21:06:20的发言:
再看感觉有些做作,没有他现在的随笔精气内敛。文笔太内敛太老道也有问题,仿佛奶太稠,挤出的产量严重受限。最令人钦佩的还是阿城的态度,写不出来就不写,珍惜羽毛爱惜名声。——冯唐

我老觉得,是他喜欢的东西太多,写字只是其中之一。

当年他就是星星画派的成员。

后来,侯孝贤拍《海上花》,阿城好像做了美工、服装之类的。摄影,耕种,织布,组装汽车,似乎他都喜欢过,还都玩得挺绝。写字对他来说,也无非是一种技艺。

有时候想,现在老说跨界跨界,阿城不说,可是基本上能把每个领域里辛苦跋涉的人气个半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25 21:25:5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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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5 21:32:53 | 显示全部楼层
有道理。冯唐似乎忽略了这一点,也许阿城本没有真的就把自己当“作家”。冯唐不一样,冯唐写东西喜欢端着一个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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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25 21:37:0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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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子非鱼在2009-11-25 19:20:25的发言:

想起陆文夫的《美食家》了。(尤其蒸蛇那段)

还瞎想起港台喜欢以“食”来做影视题材。小时候就老听说什么“食在广州”、“食在香港”,后来又听说“食在成都”,好像南方人都比较讲究“吃”,江浙也不例外。

这个“吃”的主题可以考虑专门做一个专题,肯定好玩,大家也都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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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25 21:49:2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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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古小即在2009-11-25 21:09:34的发言:

ZT:到何处安身立命——阿城的《棋王》、寻根及其他

2007-06-03 23:39:35   来自: 沃兰德


   《棋王》是阿城的处女作,1984年发表于《上海文学》,一时引得文坛瞩目,人人争睹为快。后来登陆台湾,又教台湾读者和文学界对大陆文学刮目相看,甚至掀起一股“大陆热”(电影版《棋王》亦是在台湾拍成)。 “寻根文学”大兴是在1985年之后,阿城可谓发其先声。《棋王》被誉为“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发表虽早,但文字简劲,结构精巧,气度超逸,为后出作品所不及,又有超迈于流派之外的内涵与趣味。汪曾祺先生曾说:“读了阿城的小说,我觉得,这样的小说我写不出来。我相信,不但是我,很多人都写不出来。这样就增加了一篇新的小说,给小说的这个概念带进了一点新的东西。否则,多写一篇,少写一篇,写,或不写,差不多。”
  
   阿城在当代作家之中,论到作品之少无人能出其右:“三王”以后,他就不大写小说,陆续出了几本随笔、游记,渐渐淡出了文坛。但文字一道,本来不以多寡论英雄,当代文学史上一篇《棋王》,便足以让阿城卓然自成一家。历史的潮流、时代的趋尚总是不断变化,但富于生气的杰作却能如布莱克诗中所言:“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文化寻根”的热潮早已退去的今日,我读到《棋王》,依然深感惊艳和震撼。对于阿城和《棋王》,赞叹、评论的人已经很多,其中不乏大家;精辟的意见也应该积累了不少,我不敢看得太多,以免“眼前有景道不得”;权且写下自己的一点粗浅分析,来表达二十余年后一个普通读者的真实感受。
  
  

这位兄台的文字哪里是粗浅分析,我昨晚想的基本上人家都写出来了。

我想想,除了上文提到的吃与精神追求,我划线的还有一些地方,比如王一生的母亲,无字棋;他爸爸恳求喝酒的一段话等等。且再细细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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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25 23:38:4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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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不为在2009-11-25 21:25:03的发言:

后来,侯孝贤拍《海上花》,阿城好像做了美工、服装之类的。摄影,耕种,织布,组装汽车,似乎他都喜欢过,还都玩得挺绝。写字对他来说,也无非是一种技艺。

嗯,想起来了,阿城的父亲是电影评论家钟惦棐,阿城的冷静、达观和家庭变故也有关系吧,索性把这篇文字转过来。

父亲 阿城
一九八七年三月某晚我正在纽约夏阳的画室里,这个画室是仓库改建的。旧得好象随时要出危险,但实际上什么意外也不会发生,意外是绕了半个地球从电话里传来的:父亲病重,我立刻准备自美国离去。

从六十年代初,家里就笼罩在父亲病重的气氛里,记得夏天我们在院子里与邻居喧哗,母亲出来制止,我们还小,还不能随时将父亲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亲的病是在唐山劳改时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后,它将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在随时准备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斗,陪斗,交代,劳动是象征主义的,表示侮辱,之后,去干校,一切都是当时的理所当然,但是,父亲在理所当然会死去的时代没有死,居然活到一九七九年。

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犹如一九五七年。我记得春节之前的某日,接到电话,晚上回到父亲家里,父亲背对着桌灯坐着,父亲工作时面向桌灯,累了就转过来,母亲说,组织部来人了,准备在春节前把全国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实,这当中有你父亲,你怎么看?我只想到,钟惦棐这三个字前将要没有形容词了,但是,我没有这样说,我知道这件事对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母亲在一九五七年以后,独自拉扯我们五个孩子,供养姥姥和还在上大学的舅舅。我成年之后还是不能计算出母亲全部的艰辛,我记得衣裤是依我们兄弟身量的变化而传递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灯心绒,走起路来腿当中吱吱响,中式剪裁,可以前后换穿,所以总有屁股磨成的四个白斑,实在不能穿了就撕开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总说膀子疼,一年二十多只鞋要一针一针地做。养鸡,目的是它们的蛋。冬日里,鸡们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象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由于营养的关系,小妹妹姗姗体弱多病;三弟大陆去和母亲拔红薯秧来家里吃,兴奋得脸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机会做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死去的亲人,谁都难,但不知道父亲在劳改中怎么过。我坐在椅子上,思量怎么说我对平反这件事并不看重,我怕伤母亲的心,可能父亲也会生气,这毕竟是改变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也对我们很有影响,大哥里满不能上高中,因为我们这样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学的,而高中是为上大学做准备的。大哥是读书的人,成绩总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对当时十几岁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响;但父亲执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这是一种寄托。大哥一九七八年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只陈述了这一事实,不知道父亲写信时于灯下还想到什么?

十八岁那年,父亲专门对我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句话,我省出自己已经成人。中国古代的年轻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礼后,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间心理上的力量,于是在这个晚上,我想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于是我说: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父亲笑着说,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你妈妈今天炖了锅牛肉,你去街上看看还有没有切面卖,我们吃牛肉面。母亲也很高兴,叙说着今天的牛肉是托谁才买到的,父亲就问有没有蒜,牛肉面没有蒜怎么成!

一九七九年以后,父亲开始大量地写文章,发表在那年的《文学评论》上的《电影文学断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还活着,中国电影出版社要将他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文章结成集子,父亲于是让我去了,可以查目录。父亲一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我当时八岁,回答不出老师的诘问、学舌说爸爸是坏人,不会讲敌人,因为不明白敌人是什么意思。二十多年后,我才亲眼看到这篇文章,复印了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亦有他的感触,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将书名定为《陆沉集》,父亲要用《电影的锣鼓》,最后只有妥协。一个搞地震的朋友,险些上当,经我提醒,才没有买去做工具书。

父亲的家里,开始有许多人来了,母亲见到某些面孔,提醒他警惕,父亲明白,感慨门可罗雀和门庭若市的变化,但还是来了请坐,提供所需。父亲认识许多死去的人,他说起五十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击队》首演,老舍在应酬之间,低声对父亲说:这样的戏你还来看!他讲过不少赵丹的事,但只写了一篇短文《赵丹绝笔》,与赵丹的《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同慨。我曾和父亲议论过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外行领导内行,内行做内行的事,擢其做领导,岂不使之成为外行?岂不浪费?古人说: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父亲说,论起罗织罪名,显隐发微,还得内行,这样的内行当领导,最能伤筋动骨,而外行顶多闹些“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以求少伤害计,实在应该外行领导内行,我很少发宏论,但常说“我认为”,父亲就讲起他在干校每每作检查时说:“我认为”,于是遭到批判: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检查的时候还在说“我”认为!父亲很感激一个在干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这个人见父亲的交代总不能通过,便拿去修改一番,于是父亲的交代不但通过,而且还被示为其他各种分子的临时榜样。父亲询其故,这个人说,我从前在国民党的报纸做事,看家的本领就是这样写文章呀。父亲又很可惜全国的交代材料都被销毁了,认为应该选出一套“交代文学”来。巴金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父亲说,其中可以陈列各种交代材料,我附议必须编一本文化大革命词典,否则后人会很难释读这些交代,例如“交代”;而且副词连用“最最最”会让后人认为祖先有一个时期都是结巴,于是给后世的古人类学,考古医学,训诂学的研究都造成困难。父亲大笑。父亲身上有两样令我羡慕,一是笑,二是鼻子。在我还不能从理论上辨别对父亲的判决时,只有从父亲的笑声里认定他不会是坏人。父亲的鼻子,从相术讲,不但隆中,而且悬胆,但父亲的际遇却总是不配合他的鼻子,我想,这和他与电影的关系不无影响。电影发明了才一百年,相术还不能归纳它,但也难说,靠电影发迹的明星大部分与相好有关。

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我向父亲请教其中原因,父亲说,电影是惟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惟其能进,所以麻烦。我亦对电影剧本必须文学化不赞同,父亲说,那你叫只懂章回话本的审查者怎么明白你要拍什么呢?我于是明白父亲是知其难为而为者,再好的鼻子也救不了他。母亲常常愤怒于父亲的不休息,我想我理解父亲,某种人是不能休息的,休息对他们意味着放弃,于是,死亡就显现了。

纽约大雪,美国不大兴送人到门口的,所以夏阳在门外挥手,令我错觉,以为已身处北京,转头便可去医院看父亲,互相说笑话,于是父亲大笑,而且说:洗澡把。

《红楼梦》结束于大雪,猩红的斗篷,两行脚印一个人,离去时留下的,不似曼哈顿街头如斯散乱。

父亲三月二十日去世,因为太平洋上那条人为的国际日期变更线,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迟到了一天。

火化前,来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亲消失者,这使得父亲像一个军人,但父亲只是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夏天,用布围住院子的角,提水来洗;冬天,公共澡堂像医院,等叫到才挤得进去。父亲年纪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晕倒。在热水里,父亲紧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这时想问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亲凡开会住可以洗澡的旅馆,必通知许多同命运者去洗澡,然后大家头发湿湿的坐下来谈洗澡以外的各种事。父亲住医院,也如此办。护士对湿头发的探视者并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国从上古就是与身体最密切的事,除了饮和食,而且严肃到与心有关。汉以后,日本学去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父亲访问日本回来后,我问观感,父亲说:随时可洗澡;再问观感,说:胜得好惨。虽然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亲的后事,北京电影制片厂遣专人协助,各地电影制片厂仍欲来人,母亲说不出的感激,一一谢绝,吴天明还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遣人助理,此时他环臂立于灵堂之外,不发一言,陕西人是自古见中国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这个书生生前做过什么,希望什么,遗憾什么。

我与大哥去捡拾父亲的骨殖,焚化炉前大厅空空荡荡,遍寻不着,工人指点了,才发现角落里摆一铁箕,伏下身看,父亲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睛,滴落在额骨上。

父亲的像前无以祭,惟有《电影的锣鼓》、《陆沉集》、《起搏书》、《电影策》这几本他的心血文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25 23:43:0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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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6 21:14:3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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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柳下翚在2009-11-26 18:15:29的发言:

冯唐是在比较谁和阿城呢?不是王小波吧?

他那些话都是说阿城的,没和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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