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里春秋，词里古今——大师们和诗词的过去曾经

西贝惑

　“我和父亲身上都打着‘武汉烙印’。”昨日，著名爱国人士闻一多之子、油画大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闻立鹏在省艺术馆现身，78岁的老人是应邀来参加《中国现代油画研究展》开幕式的。回到这片父亲曾工作、生活、战斗过的热土，如烟往事又重现在他的眼前。

　　闻一多11岁考取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亲历武昌起义，编导独幕新剧《革命军》……闻立鹏说，父亲是浠水人，在武汉度过了少年求学时期，荆风楚韵的浸润为他后来从文并进行楚辞研究奠定了基础。出生在武汉的闻立鹏直言“与武汉就此结下渊源”。

　　闻一多是大家眼中的诗人、学者、斗士，但对于闻立鹏而言，父亲还有一重身份——美术启蒙老师。

　　听闻父亲曾有多幅画作在早年的武昌展示，闻立鹏丝毫不感到意外：“他原本就是一个画家，1922年赴美接受过西洋美术教育，但回国后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写诗上了。我们后来只能从父亲随意勾勒的线条图案中搜寻到他失落的美术梦。”

　　1946年，闻一多遭暗杀，这一变故促使15岁的闻立鹏最终选择了画画，成为闻一多子女中唯一继承父亲美术事业的孩子。

　　这些年不常回武汉，让闻立鹏心中留下不少遗憾。他说自己还将在武汉停留两天，不过时间表已经排得满满：“我还想逛逛省博、品品东湖，也许再回父亲工作过的武汉大学看看，那里还有他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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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贝惑

闻一多逸事——蓝建田（1）

　　他是一个浪漫的人，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为了让讲课更加充满诗意，会特意将下午的课换到晚上亮灯的时候。

　　身穿长衫的他抱着讲义进?门，坐下并不马上开讲，慢条斯里地掏出纸烟匣，打开对学生和蔼一笑：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谁也不会真正去接纸烟。于是，他自己点燃一支，长长地吐出一口烟雾后，用非常平缓的声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真名士。”

　　他就是闻一多。

　　卢沟桥事变后，闻一多来到长沙临时大学(临大)。此时闻的好友顾毓琇来访。顾时任教育部次长，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一多认为这是做官，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断然谢绝了。妻子高孝贞非常生气。她希望丈夫能接受这项工作，可以在汉口留下来，和她一起照顾家庭。?担心万一日本鬼子打来，要逃难，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怎么办?所以她反复恳求丈夫留下来，但闻一多就是不答应。高孝贞越想越生气，闷着头流眼泪，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甚至闻一多起程回长沙那天夜里，都不起床与丈夫告别。丈夫走后，一个月也不给他写信。闻一多途经武汉时，写信请妻子原谅。后来又多次写信回来，叮嘱妻子和孩子们各种注意事项。但是高孝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写，也不叫孩子写。1938年2月15日，闻一多又写了封长信向妻子解释，说：“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答应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说去？”最后说，自己就要随学校到昆明，“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高孝贞这才消了气，给丈夫回信。

　　在联大读书时，汪曾祺对感兴趣的课舍得下气力，加上有灵气，因而很能出彩。但有的教授喜欢遵守纪律、刻苦治学的学生，在这类教授面?，汪就不太吃得开了。朱自清教授教宋诗，要求学生详详细细记笔记，还要定期考试，小考之外还有大考，汪有些不适应，就经常缺课。结果，毕业时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想让朱收汪当助教，朱一口回绝，说：“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但是，闻一多却很喜欢汪。那时，闻一多的政治态度已出现转变，汪则对政治基本不闻不问，甚至对闻参与政治的做法还有些不以为然。一次，汪受一家小报之托，到闻一多家约稿。闲聊中，闻对汪颓废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汪也不示弱，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不同意见。两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分手之后，汪意犹未尽，提笔给闻写了一封短信，信里说闻对他“俯冲”了一通。闻很快写了回信，说汪也对他“高射”了一通。当时日军飞机常常轰炸昆明，俯冲、高射一类的军事用语一般人也很熟悉。闻还叫他晚上不要出去，要来看他。当晚闻一多到汪的住处，又对他进行了一番劝导。

　　陈梦家是闻一多的学生，同样不修边幅，两人相处颇为相得。而闻曾写一短简给陈，称之为“梦家吾弟”，陈回称他为“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闻是不肯稍予假借的。

　　新诗形式上，闻一多既善于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注意保留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的传统，提出了一套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从到武汉大学开始，闻一多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功夫，涉猎之广，研究之深，成果之丰，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后无来者。”

　　闻一多的夫人说，闻一多有时候半夜里头睡着觉忽然一下子坐起来，夫人醒了忙问“干什么干什么？”他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那一个字，那个字应该怎么考证怎么考证。

　　自从来到蒙自后，闻一多就一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郑天挺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后来文学院迁回到昆明，罗庸在一次学术讲演会上讲起这件事，结果“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个雅号传遍整个校园。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等近10门课。“诗经”和“唐诗”最受学生欢迎。他讲课极为生动，介绍诗歌的时代背景如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诗人生平如讲自己熟识朋友的趣事逸闻，分析内容形式又如诗人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

　　闻一多讲唐诗是联大叫座的课。如果说朱自清沉静似水，闻一多则热烈如火。他原来就是诗人，对唐诗的理解，其见解和感受有别于其他学者。闻一多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汪曾祺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一多当为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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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讲《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千古名句，写出士兵战时的痛苦，?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讲时还摸着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子，流露出无限的感慨。

　　闻一多西南联大的学生李凌后来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在教室之外，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楚辞》很复杂，但句子很优雅。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而且因为闻一多每次讲课都有新的内容，所以很多人赶着来旁听，尽管这样没有学分。

　　闻一多特别欣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首诗有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意味。让我们看到他作为民主斗士金刚怒目的另外一面。何兆武认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到终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

　　闻一多先生在写作大量振聋发聩的新诗之余，对篆刻艺术也钟情有加。1927年夏，在致饶孟侃的信中，他以幽默风趣、轻松活泼的比喻，表达了自己对篆刻艺术的热爱之情。信文如下：“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谅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1944年，闻一多给华罗庚刻印一方，边款为：“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碜，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昆明接近象牙产区，欣赏和收藏牙章当时颇为盛行。有几位老朋友知道闻一多擅长篆刻，出了个主意，鼓励他公开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业余从事，不致影响教研工作，也可借此改善一下生活。浦江清教授特撰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文曰：

秦鈢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斲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闻一多治印的润资，明码标出，刚开始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他治印不直接收件，委托青云街、正义路几家笔店收转。《润例》贴出后，昆明城为之轰动，求�@刻印者络绎不绝。

　　曾有一次，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闻一多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了好半晌，末了只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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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这一点。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佔有任何位置，不是因为它在文学本身上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研究特别热心，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馀的学术。给前一方面举个例，便是曹宪、李善等的“选学”（这回文学的研究真是在学术中正式的分占了一席。）后一方面的例，最好举史学。许是因为他们有种特殊的文学观念（即《文选》所代表文学观念），唐初的人们对于《汉书》的爱好，远在爱好《史记》之上，在研究《汉书》时，他们的对象不仅是历史，而且是记载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来讲，他是注过《文选》的，也撰过一部《汉书辨惑》，《文选》与《汉书》，在李善眼里，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同样功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他这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这种现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着者！至于音韵学与文学的姻缘，更是显着，不用多讲了。 

当时的着述物中，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第三种性质的东西，那便是类书，它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或是说兼有二者的溷合体。这种畸形的产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了。所以我们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学，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学和类书排在一起打量。 

现存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在当时所製造的这类出品中，只佔极小部分。此外，太宗时编的，还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后来从龙朔到开元，中间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广皇览》及《文思博要》）、《芳树要览》三百卷、《事类》一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笔海》十卷。这里除《初学记》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内中是否有分类的总集，像《文馆词林》似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文馆词林》的性质，离《北堂书钞》虽较远，离《艺文类聚》却接近些了。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里说是嫌“《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的办法不妥，他们（《艺文类聚》的编者不只他一人）才採取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体例。这可见《艺文类聚》是兼有总集（《流别》、《文选》）与类书（《皇览》、《遍略》）的性质，也可见他们看待总集与看待类书的态度差不多。《文馆词林》是和《流别》、《文选》一类的书，在他们眼里，当然也和《皇览》、《遍略》差不多了。再退一步讲，《文馆词林》的性质与《艺文类聚》一半相同，后者既是类书，前者起码也有一半类书的资格。 

上面所举的书名，不过是就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书中随便摘下来的，也许还有遗漏。但只看这里所列的，已足令人惊诧了。特别是官修的佔大多数，真令人不解。如果它们是《通典》一类的，或《大英百科全书》一类的性质，也许我们还会嫌它们的数量太小。但它们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一个国家的政府从百忙中抽调出许多第一流人才来编了那许多的“兔园册子”（太宗时，房玄龄，魏徵，岑文本，许敬宗等都参与过这种工作），这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岂不滑稽？不，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学的方法，而他所谓的文学，用这样的方法提倡，也是很对的。沉思翰藻谓之文的主张，由来已久，加之六朝以来有文学嗜好的帝王特别多，文学要求其与帝王们的身分相称，自然觉得沉思翰藻的主义最适合他们的条件了。文学由太宗来提倡，更不能不出于这一途。本来这种专在词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风，需用学力比需用性灵的机会多，这实在已经是文学的实际化了。南朝的文学既已经在实际化的过程中，隋统一后，又和北方的极端实际的学术正面接触了，于是依照“水流湿，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则，已经实际化了的文学便不能不愈加实际化，以至到了唐初，再经太宗的怂恿，便终于被学术同化了。 

文学被学术同化的结果，可分三方面来说。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为代表，另一方面是类书的编纂，可以号称博学的《兔园册子》与《北堂书钞》的编者虞世南为代表。第三方面便是文学本身的堆砌性，这方面很难推出一个代表来，因为当时一般文学者的体干似乎是一样高矮，挑不出一个特别魁梧的例子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举唐太宗。并不是说太宗堆砌的成绩比别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别人更甚，不过以一个帝王的地位，他的影响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经很明白的为这种文体张目过（这证据我们不久就要提出）。我们现在且把章句的研究，类书的纂辑，与夫文学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关係谈一谈。 

李善绰号“书簏”，因为，据史书说，他是一个“淹贯古今，不能属辞”的人。史书又说他始初注《文选》，“释事而忘意”，经他儿子李邕补益一次，才做到“附事以见义”的地步。李善这种只顾“事”，不顾“意”的态度，其实是与类书家一样的。章句家是书簏，类书家也是书麓，章句家是“释事而忘意”，类书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我这种说法并不苛刻。只消举出《群书治要》来和《北堂书钞》或《艺文类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钞书，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拿来和《治要》的“主意”的质素一比，《书钞》、《类聚》“主事”的质素便显着格外分明了。章句家与类书家的态度，根本相同，创作家又何尝两样？假如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 

《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 

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式中的几个阶段。噼头是“书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间的诗，中间是从较散漫、较零星的“事”，逐渐的整齐化与分化。五种书同是“事”（文家称为词藻）的徵集与排比，同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其间只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别，没有性质的悬殊。这里《初学记》虽是开元间的产物，但实足以代表较早的一个时期的态度。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这部书的体裁，看来最有趣。每一项题目下，最初是“敍事”，其次“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而在这类书的进化中，一首初唐诗的构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你想，一首诗做到有了“事对”的程度，岂不是已经成功了一半吗？馀剩的工作，无非是将“事对”装潢成五个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对联，拼上韵脚，再安上一头一尾罢了。（五言律是当时最风行的体裁，但这里，我没有把词平仄算进去，因为当时的诗，平仄多半是不调的）这样看来，若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许不算强词夺理吧？ 

《旧唐书•文苑传》里所收的作家，虽有着不少的诗人，但除了崔信明的一句“枫落吴江冷”是类书的范围所容纳不下的，其馀作家的产品不乾脆就是变相的书类吗？唐太宗之不如隋炀帝，不仅在没有作过一篇〈饮马长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了的隋炀帝，和“南化”了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甚至 

鸟击初移树，鱼寒不隐苔。① 

又何尝是后者有过的？不但如此，据说炀帝为妒嫉“空梁落燕泥”和“庭草无人随意绿”两句诗，曾经谋害过两条性命。“枫落吴江冷”比起前面那两隻名句如何？不知道崔信明之所以能保天年，是因为太宗的度量比炀帝大呢，还是他的眼力比炀帝低。这不是说笑话。假如我们能回答这问题，那麽太宗统治下的诗作的品质之高低，便可以判定了。归真的讲，崔信明这人，恐怕太宗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并没有留给我们那样测验他的度量或眼力的机会。但这更足以证明太宗对于好诗的认识力很差。假如他是有眼力的话，恐怕当日撑持诗坛的台面的，是崔信明、王绩，甚至王梵志，而不是虞世南、李百药一流人了。 

讲到这里，我们许要想到前面所引时人批评李善“释事而忘意”，和我批评类书家“采事而忘意”两句话。现在我若给那些作家也加上一句“用事而忘意”的桉语，我想读者们必不以为过分。拿虞世南、李百药来和崔信明、王绩、王梵志比，不简直是“事”与“意”的比照吗？我们因此想到魏徵的〈述怀〉，颇被人认作这时期中的一首了不得的诗，〈述怀〉在唐代开国时的诗中所佔的地位，据说有如魏徵本人在那时期政治上的地位一般的优越。这意见未免有点可笑，而替唐诗设想，居然留下生这意见的馀地，也就太可怜了。平心说，〈述怀〉是一首平庸的诗，只因这作者不像一般的作者，他还不曾忘记那“诗言志”的古训，所以结果虽平庸而仍不失为“诗”。选家们搜出魏徵来代表初唐诗，足见那一个时代的贫乏。太宗和虞世南、李百药，以及当时成群的词臣，做了几十年的诗，到头还要靠这诗坛的局外人魏徽，来维持一点较清醒的诗的意识，这简直是他们的耻辱！ 

不怕太宗和他率领下的人们为诗干的多热闹，究竟他们所热闹的，与其说是诗，无宁说是学术。关于修辞立诚四个字，即算他们做到了修辞（但这仍然是疑问），那立诚的观念，在他们的诗里可说整个不存在。唐初人的诗，离诗的真谛是这样远，所以，我若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徵集词藻的时期。我所谓徵集词藻者，实在不但指类书的纂辑，连诗的製造也是应属于那个范围里的。 

上述的情形，太宗当然要负大部分的责任。我们曾经说到太宗为堆砌式的文体张目过，不错，看他亲撰的《晋书•陆机传论》便知道： 

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挺珪璋于秀实，驰英华于早年。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拆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则深而雅，其义则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己。 

因为他崇拜的陆机，是“文藻宏丽”，与夫“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的陆机，所以太宗于他的群臣中就最钦佩虞世南。褚亮在〈十八学士赞〉中，是这样赞虞世南的： 

笃行扬声，凋文绝世；网罗百家，并包六艺。 

两《唐书•虞世南传》都说，他与兄世基同人长安，时人比作晋之二陆，《新传》又品评这两弟兄说： 

世基辞章清劲过世南，而赡博不及也。 

这样的虞世南，难怪太宗要认为是“与我犹一体”，并且在世南死后，还有“锺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之歎。这虞世南，我们要记住，便是《兔园册子》和《北堂书钞》的着者。这一点极其重要。这不啻明白的告诉我们，太宗所鼓励的诗，是“类书家”的诗，也便是“类书式”的诗。总之，太宗毕竟是一个重实际的事业中人；诗的真谛，他并没有，恐怕也不能参透。他对于诗的瞭解，毕竟是个实际的人的瞭解。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不，是一种文辞上的浮肿，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这种病症，到了上官仪的“六对”、“八对”，便严重到极点，几乎有危害到诗的生命的可能，于是因察觉了险象而愤激的少年“四杰”，便不得不大声急呼，抢上来施以针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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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随遗录》所载炀帝诸诗皆明秀可诵，然係唐人伪託。《铁围山丛话》引佚句“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亦伪。 

原载《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五十二期 

[ 本帖最后由 西贝惑 于 2014-12-12 01:45 编辑 ]

西贝惑

陈寅恪先生名字中的“恪”字的读音，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着分歧：相当一部分人读作“què”；但查古今词书，诸如《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等，大都只注“kè”音，有的还特别注明它的原形字是“愙”。但也有些晚近出版的辞书（海峡两岸都有）注以“旧读què却”的，但“旧”何所指，大都语焉不详。那为什么有人偏偏要读作què呢？据笔者所知，持这种读法的多是一些年龄较大而且多“出身”于清华、北大的高层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传人（子女、学生等等）。在20-40年代的清华，全校上下几乎一致如此读法，可是极少有人能够说出什么根据，人云亦云而已。就连泰斗级的语言学家也不例外。如赵元任先生在一篇短文里记述说：

……1924年8月7日毛子水请茶会，在座的有罗志希、傅孟真、陈寅恪，跟张幼仪，……我那时是用英文写的日记，记了“Y.C.Chen”,括弧里注“陈寅恪”。8月15日又写“Devid Yule & Y. C. Chen Here”.……到了8月20日才发现寅恪自己用的拼法，那天的日记上就写了去访“Yinko Tschen”。“陈”字的拼法当然就是按德文的习惯，但是“恪”字的确有很多人误读若“却”或“怯”。前者（按指“恪”字）全国都是读洪音ㄎ母，没有读细音ㄑ母的。而“却、怯”在北方是读ㄑㄩㄝ。所以我当初也跟着人叫他陈寅ㄑㄩㄝ，所以日记上也先写了Y.C.Chen”了。……

前些年笔者曾请教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王力先生，他说：

“这字本来应该读“kè”，但在陈先生的名字中，大家都读què，所以我也跟着这么读了”。……

西贝惑

多年以来，出于好奇，笔者曾对这件“细事”作了一些调查分析。得到的结论是，把恪读作què，其实是一种方音北移后的变异，就是说，在南方一些省份（如四川、湖南……），“恪”字是读quó音的，因普通话（当年叫“国语”）里无此音，所以到了北方，便有人想当然地把陈先生称为“寅què”了。于是就因袭相承，成为习惯。因属“细事”，包括陈先生本人在内，无人去作深究。但这其实是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一些当年接近陈先生的人士，我的所谓“结论”就是根据他们的答复得出的。如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先生（前清华国学院李济先生的哲嗣）在一封给笔者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恪”字的正音，按规范汉语自应读作kè，这一点大概是没有疑义的。但陈寅恪先生的尊讳，就我记忆所及，包括他的一些老友至亲（如俞大维、曾昭抡、傅斯年、和家父等），都称“寅què”或“寅quó”（湖南一带的读音），这是事实。连语言大师赵元任先生也是叫他“寅què”，我相信我的记忆没有错。我们也是自幼听惯了，因此至今也很自然地念成què音。……较为可能的是，读què系方音（的演化）。我不清楚江西方音如何，但据我了解，湖南中、西部是把“恪”读为quó的（如“quó守成规”），陈先生同湖南曾家、俞家关系密切，可能人们把这个地方音读法普遍化了，从而也就在普通话中念成què了！一旦称呼习惯了，“约定俗成”，就没有人再去深究了。这个看法我曾同陈先生的朋友辛树帜先生（湖南人）的儿子、我的朋友辛仲勤同志商议了一番，他倾向于我的这个假定。……

记得前些时似乎有人在报刊（似为《读书》杂志）上提起过这段“公案”，并举出了赵元任先生自我纠正的例子，但很快就遭到了“反驳”，问题又不了了之。当然，如无特殊必要，是不必无缘无故地再提出来讨论的。但眼下的问题是：1、最近正在“热演”的电视系列片《联大启示录》的解说员也堂而皇之地把陈先生的名字读为“陈寅què”；2、最近又出现了一种说法：说陈寅恪先生自己就是把“恪”字读为què音的。而这两点，显然又会产生很大的误导作用的。

陈先生究竟是怎样读自己的名字的呢？事实倒是恰恰相反。除上述赵元任先生的忆述外，我手头还有一些材料，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在口头方面，笔者前些年曾因事往访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已故），谈话间提到了陈先生的名字，他用浓浓的胶东口音说出“陈寅ker”三字。当时我很诧异，因为他当年同包括陈先生在内的一批清华老前辈都“过从甚密”。我问他为什么不跟着大家读“què”或“quó”？他说他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在书面方面，上面引述的赵元任先生讲的那个故事是许多人都知道的。此外，笔者手头还有大量的文字资料证明，陈先生本人生前凡是需要用外文署名时，一直把“恪”字拼成“ko”、“koh”或 “ke”的。为了节省篇幅，我仅举前不久出版的《陈寅恪集·书信集》中收录的一封陈先生写于1940年致牛津大学的亲笔英文信为例，以作参正：

Dear Sir

I beg to inform you that I intend to sail for England from Hong Kong at the beginning of August. I hope that I may reach Oxford in September. Please make the necessary arrangement for my lodging in the college.

with kind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Tschen Yin koh

西贝惑

如果上述种种分析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认为应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 作为现代人，在口头上或日常生活中，你尽可以用方音或习惯音读字。但在正式场合，在要求用规范语言进行交际、交流时，就应该按规范汉语（普通话）行事。特别不应该用自己的习惯以至错误去“纠正”他人。事实上，我接触过许多青年人曾告诉我，他（她）们原本是根据辞书读陈先生的名字的。但受到了老师或长辈的“纠正”而改变了读法。

2、 学校的启蒙老师，特别是新闻媒体的解说员、广播员，应是正确使用普通话的模范，万不可根据别人的偏颇之见对自己的听众作错误引导。而事实上，北京、香港等地的一些大新闻媒体，以及我上面提到的电视片的讲解员，都有意无意地误导了自己的观众或听众。我相信，他们也是受了某些“名人指点”才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应该根据规范汉语办事，而不应盲目听信他人，因为这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做法。

3、 据说我国传统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名（字的读音）从主人”。意思是说，如果在一个人的名字上出现了多音字，应该随着主人读法读音。“恪”字既非多音字，陈先生本人的读法又同规范汉语一致，自然就应该尊重陈先生本人的读法。至于上面提到的一些老年人，也应该尊重其多年的习惯。但他们万不可去干涉或“纠正”别人，以免有意无意的制造混乱。……

附记：前二年我见到一本书，书名叫《仰望陈寅恪》，其中有一小节是专谈“‘寅恪’音义及其他”的，里面用显然是在教训那些忝为“后世相知”但却“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的口吻说：

名满天下的陈寅恪先生，谢世还不足四十年，其名字的读音，已出现某些争议，可见后世相知并不是那么多的。有人甚至扬言，寅恪之“恪”，“读成què是误读”，这未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其实，寅恪先生的夫人、女儿、助手和学生，无一不是念“恪”为“却”的。既然所谓误读出自陈家和陈门，则其所以然之故，外人似乎不妨一问。但却不宜自下断语。

《辞海》早有解释：“恪（kè课，旧读què）……

如前所述，这“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外人”，首当其冲者应是赵元任先生，因为他是“误读”说的“始作俑”者。我似乎也算其中一个，但又不完全像，因为我虽然也一直认为把“恪”读为què是一种南方方音北移后的变异，但我却不是凭空瞎说，而是颇问了一些人，其中也包括“陈家和陈门”的人和寅恪先生的及门弟子。例子之一是：1、我手头还保存一封寅恪先生的族侄陈封雄先生于20年前写给我的亲笔信，全文如下：

……大札由《人物》杂志转来。关于先叔父寅恪之恪字读音，一向有两种读法，即kè与què，前者较正确。吾家为赣籍，然先辈曾久居湘省，南音皆读恪为kè，谷县属署名为Y.K.,凡南音kè之字，北音往往读què（如“的确”、“确实”之确）。有“恪”与“格”在字形上易混淆，昔日清华（也包括其他方面）学生为使“恪”与“格”有别，乃依“确”字之北音读“恪”字。此为我之臆断，并无学术依据。如赵元任先生尚无法解释，则我之解释请作为道听途说为宜。专此奉复……。陈封雄 （1985年）3月16日。

例子之二是陈先生最亲密的学生蒋天枢教授的亲笔信：

……来信悉。恪字的本字，原作“愙，从心，客声。”现在一班人都写作“恪”。读音也随着各地方音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无论如何，“愙”是正体。恪是一般写法。它的读音，从古以来就读轲音……。

最后，我想简单谈谈所谓“旧读què”和“《辞海》早有解释”问题。我在前面说过，所谓“旧读”，应该指明是何时何地如此读过。如果指的就是所谓“《辞海》早就……”，就应该指明这个《辞海》是何时何处出版的。据我的查考，1947年中华书局印行过一种《辞海》，那上面给“恪”字的注音是：“可郝切，药韵，本作愙……”； 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再版的《辞海·词语分册》的注音更其简单：“kè客”。全无半点“què”音的影子；直到1989年，同一个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的《辞海·缩印本》，才有了孤零零的“旧读què却”之说，但既无来源，又无出处，显然这种东西是不能作“法理”上的根据的。我猜想，所谓“旧读”者，全是我上面提到的20－30年代以来以清华、北大为“根据地”的那部分高层知识界所“派生”出来的名堂。甚至可能是海峡那岸的“舶来品”。

还是那句话，作为现代人，特别是电台的播音员们，应该按照国家的法令倡导说规范汉语——普通话。至于上面提到的一些老年人，可以尊重他们多年的习惯，不苛求他们。但他们万不可摆出“通家”的姿态去干涉或“纠正”别人，以免有意无意的制造混乱。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在家里或俚间，尽可以作这样那样的称呼，其中包括以方言或俚语呼叫，但在正式或“公交”场合，则就应该按照国家法令或公事程序办事。在这些“细事”上，老校长梅贻琦先生也给后人作出了榜样：1946年，他给清华驻港的邵循正教授用英文写了一封信，请他就地促请在港的陈寅恪先生返校复课，其中有言（请注意“恪”字的拼法）：

Professor Hsuncheng Shao:

……Please transnit invitation for Professor Yinko Chen rejoin Tsinghua faculty next year.……

西贝惑

这几天在看余英时的《现代学术与学人》，看到陈寅恪的有关论述，不禁掷书而叹，久久不法继续。

　　陈寅恪的自由独立之思想，听大家说，也想当然地这么认为，觉得一个潜心学术的知识分子，不依附于政治，不屈服于权势，自然可敬，至于他的学问，总觉得太专业的历史知识，和现实无太大关联，只有他的《柳如是别传》因为做论文需要一些清初的材料还略看了一下，其他的便没有涉及。现在才知道，陈寅恪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即使是事关专门的学问，也无不是针对社会现实而研讨，绝无空言，也绝不是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迂腐学者。我只知道对于中国的传经文化，有王国维式的人物以身为殉，而忘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又怎会只在一人身上独存，而真正痛苦，又真正在艰难的环境下存续中国文化的人，是那些苟活下来的人，每一朝代莫不如此。王夫之，顾亭林是不肯身仕二君的明遗民，陈寅恪比他们更进一步，他是不肯仕任何人的知识分子，但他与王、顾的相同之处，是他们都以为是中国文化的最精华文化的传承者，其苟活的原因正在于矢志为发扬光大这种“与天地与久，与日月同光”的中华文明。但比王、顾的痛苦更进一步的是，王、顾作为前明遗民，有亡国之痛，而在新中国成立选择了留下的陈寅恪，却面对着“亡国、亡天下”的巨大精神创痛。以远离京城，偏安东南一隅，专事学问而“侮食自矜”，却秉持操守，绝不“曲学阿世”的陈寅恪，最后二十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精神磨难，我急于想找些相关资料。

　　为了精神的最高价值而惨淡余生的近代人，顾准，陈寅恪，都是些需要大书特书的故事。清朝有全祖望整理明遗民的史料，现在，有谁来做当代的全祖望呢？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早年赴日本留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归国，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学习，宣统二年（1910）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学。次年归国。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留学。1918年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习东方古文字。1925年应清华学校之聘，任国学研究院导师。1930年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抗战爆发，赴香港大学讲学，任中文系主任，1941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5年赴英国任教，兼治眼疾。 1947年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底，转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陈寅恪是我国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在《敦煌劫余录序》中首先提出"敦煌学"，并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庄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另外还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搞》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

西贝惑

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胡、冯等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论语大半能背诵，且每字必求正解，却不作经学与三代两汉之学问。

　　　《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傅斯年对陈哲三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编年事辑》（略）

　　　《石泉访谈录》：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产物，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编年事辑》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寅老敢说“文化本原”，极自信。“贩卖”云云，似指胡适之等留学学人。

　　　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哀金源》、《青鸟》等诗可见其对蒋政权的失望与愤恨。

　　　青鸟传书海外来，玉笺千版费编裁。可怜汉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话劫灰。

　　　无酱台城应有愧，未秋团扇已先哀。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

　　　《寄杨树达》诗，又可见出其对0的不合作态度。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他即感觉到空气十分的压抑与不自由：

　　　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

　　　留命任教加白眼。

　　　剩有文章供笑骂。

　　　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双目失明之后，仍能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极富浪漫色彩。

　　　《突厥通考序》：

　　　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尺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论唐代之衰亡，归结到唐末东南诸道财富之区的破坏与汴路运输之中断。其结论是：“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权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

　　　其书四次遭劫：清华园的窃贼；抗战的流离颠沛途中；内战时卖书以购煤取暖；文革时的-抄家。

　　　（二）绝世孤衷的畸人

　　　《编年事辑》157：

　　　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要须久久诵读方可尽寅恪诗中之意。

　　　《别传》：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编年事辑》引《吴宓日记》：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与友人论陈寅恪

　　　胡晓明来函言及近年有多篇文章论及陈寅恪先生的生平志业与思想学术，一时颇成风气，青年学子遂以不知陈寅恪为耻。这当中涵有复杂的时代思想发展线索，后来治思想史的人，不可不细加疏理。我以为此一现象的背后，可以反映出当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甚而中国知识人走向成熟的某种征兆。或是学统的索求与重理，或是价值的细审与重估，或是人格的提澌与感召，凡此种种，与前期相较，自有其意义。有人认为谈陈氏，只有讲其学术，才算是真知解，我以为不然。陈先生的学术文章，或有时而可商（前面有的且不论，近著如田余庆《东晋门阀制度》，就有批评陈先生论曹、马之争的观点“牵强”与“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如周勋初《当代学术思辨》亦记有当代学者对陈氏学术的批评，可参），然陈先生之精神世界，则旷世罕有其俦。我以为陈氏门墙广大，意涵极丰，只言其学术，或只言其思想，皆仅得其一端而已。

　　　《陈寅恪传》已经出版，作者搜访材料，用力颇勤，但读后感觉甚平浅，未能表出此老人格生命的复杂深邃与学术文章之精深广大。陈氏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学人，他的人格因素，竟是由一系列悖论构成，仅此而言，亦大有深意。请列举如下数端：

　　　“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人物（他的学生中竟有人说他是所谓“晚清封疆大吏等高官家庭的子弟”，这是很可怪的），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寂寞0人”。

　　　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蒋天枢教授《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p83引寅恪语云：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寅老敢说“文化本原”，极自信。“贩卖”云云，似指胡适之等留学学人。

　　　王国维与陈端生，一为殉中国文化“三纲六纪”背后最高之理境而死；一为欲摧破近代中国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然在陈先生看来，同为表现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与人格。此中深微处，惜乎汪《传》未能窥其蕴奥。

　　　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党家-二十年，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早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寅恪对蒋家王朝已经完全看透，完全失望。然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他即感觉到空气十分的压抑与不自由。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诗中常常流露出此川真实心情，如：“留命任教加白眼”；“剩有文章供笑骂”；“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以及“领略新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0”，等等。他的诗，是一部现代知识人的可信可传的“心史”。

　　　失明、膑足之际，仍能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如此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助手黄萱曾感慨：“寅师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既“珍重君家兰桂室”，“裁红晕碧泪漫漫”（柳如是诗句），且讳深心苦，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者也。

　　　其历史观既注重经济动机，又注重精神动源。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唐代之衰亡，归结到唐末东南诸道财富之区的破坏与汴路运输之中断。其结论云：“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权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

　　　《突厥通考序》：“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

　　　后者不易学，唯其如此，陈先生由学者进而哲人的境界。

　　　其藏书有四次劫运：清华园的窃贼；抗战的流离颠沛途中；内战时卖书以购煤取暖；文革时的-抄家。陈先生的书劫，即陈先生的痛史。

　　　陈先生真可谓“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先生如入《儒林传》，古今大儒失色；先生如入《文苑传》，天下文人黯然；先生如入《道学传》，大师让出一头；先生如入《隐逸传》，隐者奔走骇汗。先生究竟应归入哪一类人物，且置不论。以上种种，又当以“少喜临川”而“老同迂叟”、少游欧美而老著痛史、学贯中外而属命河汾（参拙文《寒柳诗之境界》），为此老一生大事因缘，方可得其荦荦大端。陈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这是了解陈氏内心世界的关键性的话。我辈阅人多矣。古今学人，牢骚、偃蹇、困苦、数奇，似未有如先生者。因而，作此传记之人，应依寅老《柳如是别传》文体，作知识人痛史写，不然，徒有其资料之排比，行状之考证，著述之提要，而精神与精神不能相贯通，意念与意念不能相融洽，复何言哉？复何言哉？汪《传》似不如蒋天枢《编年事略》，此意当细参。

　　　来函论及寅老兼史家与诗人于一身。此正是他不可及处。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曾谓，史“叙述已然之事”，诗“则叙述或然之事”；“诗言普遍而历史则记特殊”。我国史学精神，则直追“天人之际”，力通“古今之变”，已由“特殊”而进于“普遍”。史亦可言“或然之事”，其大义即涵具于太史公所谓“述往事、思来者”六字之中。钱锺书先生讲“史蕴诗心”，畅论史家可以“悬拟设想”、可以“想当然耳”，使后人如闻其声、如得其情，生动细贴，“堪入小说、院本”（《谈艺录》，诚哉斯言，然惜乎钱氏只从文学之想象与虚构着眼，所见者小，似与太史公之“思来者”中所含蕴的“诗心”，尚隔一间。陈氏之史学，则于此大有会心与妙解。试举《柳如是别传》文例三证：：

　　　明南都倾覆，延平一系能继续朱氏之残馀，几达四十年之久，绝非偶然。自飞黄大木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馀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不可不于此点注意及之也。

　　　案：明言“至今”，即“述往思来”义。-说“由于这一隅之地已成为国际经济系统中的一环”，故不可谓不系“全国之轻重”于一隅。陈先生写出来的只有十之二、三，余下的须我们细加省思。这里且以当今文化经济战略格局更广而论之，正如法国著名汉学家、远东研究院院长汪德迈先生（Leon Vandermeersch）新著《新汉文化圈》所指出：“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同胞结合起来，海外华人就组成为一个5000万高质量的人类群体。这一群体不仅是连接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纽带，而且是恢复汉文化圈凝聚力的中介。他们属于这一文化圈，并将影响本区域的现代化进程。”此番话正可作一注脚，由此我们不得不叹服寅老神会智度之妙。

　　　《别传》又云：

　　　噫！三百五十年间，明清国祚俱斩，辽海之事变愈奇，长安之棋局未终，樵者之斧柯早烂矣。

　　　案：“辽海”云云指韩战后的新局面。长安之棋未终，大有深意存焉。1945年诗云：“花门久已留胡马”，“收枰一着奈君何”；1948年诗云：“消得收枰败局棋”，寄寓有关苏俄觊觎东北的隐忧。但是，自韩战后，冷战局面终于形成（韩战的背景是美苏争夺亚洲霸权；朝鲜半岛的政治0局面是汉文化圈整体最严重的创伤），中国之命运，与世界之局势相绾合（即寅老之著名文化史观点“外族盛衰连环”说），成为一“未终”之棋局。“烂柯”即表明世事变化极大极快。此四句话，正是诗心史笔浑然一体。寅老的感慨极深，他对于中国未来的关切心事与卓越见识，真是并世无二。

　　　《别传》又云：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此一段文字，极具唱叹生情之妙，亦为研究陈先生的学者们常常引用，以说明《别传》的宗旨所在，但大都语焉未详，或不得要领。《别传》宗旨，可分说可合说。合说即陈先生“明清痛史新兼旧”一句便了。分说即“史”与“诗”两个层面。“史”的兴趣即寅恪一贯的知识兴趣，即求真，即为柳如是洗冤。作者往往在《传》中解决一段悬案，洗出一段清白之后，每每流露出莫大愉快：“数百年之后，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其旨意者，更复几人哉？更复几人哉？”“……真理实事，终不能靡灭，岂不幸哉？”等等。进而言之，陈先生下如许大功夫于辨诬、求真、沅冤，其深层心理，殊可深玩。倘若我们把陈先生心目中“阿云格调更无俦”的河东君视作中国文化命运的象征，倘若我们联想到古代文化、古典文学在当代中国遭“深诋”、受“厚诬”的命运，则我们亦可问道：“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陈先生的“绝世孤衷”者，“更复有几人哉？”自“诗”的层面说，即于求真，更进而求善求美。因而陈先生此段中“引申”一词，大可深扣。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改男造女态全新”、“欲改衰翁成姹女”的时代，陈先生偏偏在他的文化世界中“著书唯剩颂红妆”。其述往思来的苦心即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明清易代之际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二十万人皆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花蕊夫人）；“座中若个是男儿”、“今日衣冠愧女儿”。在中国文化的语义系统中，“女儿”之贞节乃士人之气节之一种象征，因而此气节问题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的支柱，一旦抽掉此一支柱，士将不士。在1950年刊行，1955、1959年修订重印的《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先生说，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士大夫阶层之人，有贤不肖巧拙之分，其贤者拙者，常感痛苦，因其不善适应标准与习俗之变易之故也。这正是他一贯的思想。陈先生易此稿初名《钱柳因缘诗释证》为《柳如是别传》，又在第一章“缘起”中说：“今撰此书，专考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以免喧宾夺主之嫌”，正是著书大义。而陈先生的预感不能不说是深刻的。后来文革中知识分子的某些表现，正是知识人被摘除了灵魂之后的恶果。

　　　陈寅恪天性涵具诗人气质。有两条材料，可以说明。一是汪《传》引李潢语：“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p33）。二是钱穆《师友杂忆》记，钱氏于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幽居作《国史大纲》时，一日寅恪偕锡予（汤用彤）来此地一宿，曾在寺院中石桥上临池而坐，寅恪对钱穆言：“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是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这条材料极可宝贵。陈先生的气质，由此可以想象。他常云：“读史旧知今日事”，“世变早知原尔尔”。仔细想来他不仅天性涵具诗人的一份敏感，而且此一份敏感似超乎常人。譬如说他在童年时即预感到清廷的覆灭与天下的大乱。“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当读是集也，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环宇纷扰”（《赠蒋秉南序》）。查《编年事辑》：1901年陈家定居南京，1902年寅恪即赴日留学，他有此一预感时，年仅十一、二岁。如此颖悟善感，不可不谓出于天性。因有此一种天性，陈先生认为人事可以“前知”。三十年代初，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颇传于世。因呓语与当时世局若为符契，世人颇惊以为奇。陈先生不以为奇，撰《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一文，借摩尼教之语，说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故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而曲园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言多中，复何奇之有焉？”陈先生亦属“湛思而通识之人”，故能说出巳身之所遭遇，“在此诗（《呓语》）第二第六首之间”，至于第七首，则“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此亦可视为陈先生的一大预言。（参看钱仲联《清诗纪事》第十五册道光朝俞曲园诗有关注释）又，1966年《丙午元旦作》有句云：“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五个月之后，预言竟成现实！再往前讲，《赠蒋秉南序》作于“文革”前夕的1965年，今日回思其“气机触会”之际，此文句句可堪深玩。

　　　近参加编选《中国文化百家文萃》，选近现代论文，一家一篇；于陈寅恪文，选其《论韩愈》。兹简述其理由如下：

　　　１，文化史眼光

　　　《论韩愈》云：

　　　今所欲论者，即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明案：这是大判断，下得深切、准确。）安史为西胡0，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

　　　案：一般论者只能着眼于以古文反对骈文的文体之争，仅仅着眼于文学史、批评史上的范围来讲古文运动的发生，更可笑者以骈文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而以古文代表新兴中小地主阶级利益，非常别扭做作。

　　　一般论者只从非常有限的意义上去肯定“文以载道”说，只有寅老才看出了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即所载之“道”，乃是政治上的“尊王攘夷”，以及文化上的“尊儒排佛”。政治与文化之所以有现实的关联，是因为自安史乱后，唐代之藩镇多胡族或胡化之汉人。这样，“文以载道”之作为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其文化大义遂得以真实呈露。

　　　我读了《论韩愈》之后，有一种想法，搞批评史、文学史的人，眼光不能太短浅了。

　　　此文的文化史眼光又体现在作者将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准确定位，即中国文化前后两期转旧为新的关捩点之人物：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此一论断，下得大气磅礴。

　　　２，辨证思想

　　　我曾经见过不少选本，都选了韩愈的代表作《原道》。新选家们似乎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一方面肯定其“排佛”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则无一例外地指责韩愈宣扬“唯心”，宣扬封建统治者正统的伦理思想，强调君主对人民统治的合理性。我们见惯了这种政治分析，就更觉得陈先生的史识的深刻。更糟糕的是，这种政治分析法还往往冠以“辩证”思维的名称。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自诩、传授这种虚假的“辩证法”而不觉其非。而《论韩愈》则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才算是真正的辩证思维。陈先生在此文中显示的一种辩证思维的精义，即看透事物之间“相反而适相成”的关系的一种智慧。

　　　汪荣祖说：“从来儒者以韩愈排佛而钻研佛理，或讥之，或讳之，俱未悉伐异必须细究敌说之理。韩实以敌说为己用，以助阐道统，何妨其仍以儒学归心立命。”（汪《传》，此说语焉不详。实际上，在陈先生看来，不仅助阐道统，而且奖掖后学、匡救政俗、宣传学说、改进文体，皆与佛学有关，皆“以敌说助成己说”。这篇论文以韩愈排佛立论，彰显文化大义，然又以韩愈思想从佛学转出，发千年未发之覆。其妙处正在于相反相成，以圆而神之枢，运转、吐纳方以智之义，极富于真正的辨证思维意味。有此一法，学问全般皆活。这不是斤斤于材料之排比、真伪之考订的的学者所能措意的。

　　　３，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

　　　案：彼说可以助成己用，寅老自有其深切的现实关切存焉。参见同年（1951）写作诗句：“同酌曹溪我独羞，江东旧义雪盈头。”坚持“江东旧义”即“不负如来西来义”，即坚持中国文化本位。“桃观已非前度树，藁街犹是最高楼。名园北监空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即表明对于异质文化主宰中国思想界的深忧。“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以及“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缘阴成幕听鸣蝉。”“蝉鸣”即极单调的声音，即对于学术文化定于一尊的讥剌。可见他的关心，乃是文化精神的方向。这不仅是写作《论韩愈》一文的心境，而且是陈先生一贯的文化观，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即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陈先生的终极关怀与他的现实关切，始终是不可分割的。

　　　《别传》结束语：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广州赠蒋秉南》诗云：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别传》的动机：

　　　-说：“借钱柳关系说去留问题”。其根据是：１，《霜红　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诗云：“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上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王”、“兴亡”兼古典与今典；“同入”，即感同身受，不是一般的读后感。２，《别传》第116883页，引张煌言《上延平王书》，明确说出“海外扶馀“不足以“王”，其古典即台湾的郑延平不足以王，其今典即今日-之政权不足以王。３，《别传》中寅老对于郑延平的一段分析，-认为是讲他自己的事：

　　　寅恪案：郑氏之取台湾，乃失当日复明运动诸遗明之心，而壮清迁及汉0之气者，不独苍水如此，……牧斋以为延平既以台湾为根据地则更无恢复中原之希望，所以辛丑逼除，遂自白茆港移居城内旧宅也。然河东君留居芙蓉庄，直至牧斋将死前始入城者，殆以明室复兴尚有希望，海上交通犹有可能，较之牧斋之心灰意冷，大有区别。钱柳二人之性格不同，此即一端，足以窥见矣。

　　　其实，陈氏并无更多的寓意，只是讲明“钱柳二人性格之不同”。再联系到钱穆《师友杂忆》中记陈夫人赴港事失实，更可见余氏过于神经敏感。

　　　（三）中国文化的托命人

　　　1951年听说北京“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新书”，有诗云：

　　　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托微吟。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

　　　迂叟（张之洞）《咏海王村》尝有“曾闻醉汉称禅瑞，何况千秋翰墨林”之句，海王村琉璃厂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陈先生可以说是由一叶落而知秋。

　　　《赠蒋秉南序》：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从道德观点对宋学作了最高的礼赞。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中国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将来之发展，必定是“宋学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

　　　从文化理想对宋学作了最深刻的预言。

　　　托命河汾。“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

　　　《赠蒋秉南序》（1964)

　　　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暇想而已。

　　　陈寅恪的传记，比较有名的有汪荣祖著的《史家陈寅恪传》和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凄惨离世

　　

　　　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死了，“论交三世”的俞大襟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钻入了湖底。躺在南国病床上，在“文化革命”狂潮的洗礼与巨大冲击中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是在劫难逃。

　　　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南第一-陶铸被-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继续活着，为做到名符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 “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关于陈寅恪在生命旅程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创伤而死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文革后，陈寅恪与夫人合葬于庐山植物园内，墓碑上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西贝惑

标题：【陈寅恪的英文很烂，钱锺书也不过尔尔】李继宏：经典何以需要新译？——在2013年上海书展《瓦尔登湖》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

今天特别高兴，既因为我翻译的《瓦尔登湖》终于出版，也因为能够在这里和诸位见面。《瓦尔登湖》是果麦文化传媒推出的李继宏版世界名著第五种，我们这套书初步规划有二十种，所以现在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趁这个难得的机会，我想来跟大家谈谈，果麦和我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合作项目，为什么说我们这套名著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 

　　先从我自己做翻译的经历说起吧。我真正接触外国文学作品，是在大学毕业后。小时候，我很爱看书，各种书都看，有了零用钱就去镇上新华书店买书，也买过一些外国名著，比如《悲惨世界》、《孤星血泪》、《雾都孤儿》之类的，但没有一本能读得进去。那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读中国的书不会有这种情况，哪怕是《周易集解》，我也能轻易地看进去。我们镇有座佛庙，叫腾龙寺，念初中的时候，我常常逃课去那里看佛经。佛经我也不觉得难读。当年我不知道这些翻译作品为什么读不进去，反正尝试了好几次以后，也就放弃了。从中学到大学，我读的书很杂，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的，什么都有，但对外国文学的了解几乎等于零。 

　　十年前，我大学毕业，来到上海工作，在《东方早报》当文化记者。那年很幸运，我成为全球十二个正式得到瑞典外交部邀请的记者之一，去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周的活动。这让我有机会接触到约翰·库切，就是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在斯德哥尔摩买了几部库切的作品请他签名，回国后，有一次单位去莫干山度假，我带了他的Youth，国内译成《青春》。那本书写的是他年轻时的心路历程，那种青春期的烦闷和苦楚引起我很多共鸣。库切说出了许多我自己确凿地感受到、但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情绪。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外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就看了很多英文小说。 

　　第二年，也就是2004年，我翻译了第一部作品，《维纳斯的诞生》，在译后记留了电子邮箱。隔年书出版，我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他们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李老师，这本书是我看过最容易读的翻译小说，读其他外国图书，很多时候都看不进去，你还有其他作品吗，我要去买来看看。这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觉得外国小说难读的，并不只有小时候的我。再过一年，我翻译的第二本书出版，就是《追风筝的人》。这本书卖得很好，给我写信的读者更多，说的也都还是那些话，有些读者甚至说，他们本来不看翻译文学，但我的译著让他们对外国作品产生了兴趣。这些读者的来信促使我思考，为什么会这样？ 

　　这时我已经离开《东方早报》，到了上海某出版社工作。出版社就在上海书城楼上，我常常趁午休到书城去，观察读者买书的行为，翻看各种版本的名著。很快我就明白了问题所在，市面上流通的那些名著译本，翻译质量都是很成问题的，有些甚至可以用错漏百出、不堪入目来形容。说到这里，也许大家会有个疑问：真的是李继宏说的这样吗？翻译这些名著的人，有些可是很著名的翻译家呀。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因为这个世界很多元，我们不可能了解每个行业，在认识自己专业以外的领域时，只能借助一些常见的说法和观念。但这些说法和观念，往往是错误的，或者说是经不起推敲的。我在出版社工作，接触到许多所谓名家的译稿。译稿跟读者看到的书稿是不同的，因为中间会经过编辑的加工。有些译者名气和年纪都很大，但交过来的译稿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有本小说叫做《在路上》，译者也蛮有名气，可是读者的反馈很糟糕，你到亚马逊上看，平均评价只有三点七星，这个评分系统的满分是五星，我翻译的《小王子》得到的结果是四点七星，将近满分，而且这个成绩还是在有些人没看过书恶意去打一颗星的情况下取得的。谈到这本《在路上》，有的读者比较客气，说“翻译得不够好”，有的不太客气，说“翻译很烂”，还有的非常不客气，说“翻译得真像一坨屎”。当然我不提倡后面这种说法，实在是太粗鲁了。但这些读者可能不知道，他们看到的，已经是编辑花了很多心血加工后的成果。我是看到编辑稿的，改得密密麻麻，简直是怵目惊心。如果那些读者看到译者的原稿，也许会说出更加难听的话来。不只这本小说，很多译著的情况都是这样。我在出版社工作的时间总共两年，一年在前面说到那个出版社当编辑室主任，一年在某个出版公司当内容总监。这两年让我了解到一些所谓翻译名家的真实水平。 

　　回到刚才说的名著翻译质量普遍很差的问题上来。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我最早发现的。大家知道，以前有个翻译家叫傅雷，是南汇人，搞法语翻译的，比较有名气。有人把他谈翻译的书信和杂文编成一本书，叫做《傅雷谈翻译》。这本书收录了傅雷在1951年9月14日写的一封信，信里说到当时出版的译著：“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翻译书都要打入冷宫。”傅雷这句话虽然是在六十多年说的，但对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名著译本来说也是适用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呢？应该像傅雷那样，责怪以前的翻译工作者“十分之九点九是十弃行，学书不成，学剑不成，无路可走才走上了翻译的路”吗？我们应该去嘲笑他们水平低下，或者甚至像在亚马逊上发表评论的读者那样，对他们破口大骂吗？其实原因不在这里。如果只是一两本名著的翻译很糟糕，其他的都很好，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是个别译者的问题。但现在的情况是，几乎每一种名著译本犯下了大量的错误，主要原因肯定不在那些翻译工作者本身。 

　　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时代的限制。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名著译本，大多数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或以前翻译的，比如说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在1949年就出版了，傅惟慈翻译的《月亮与六便士》，第一次出版是在1981年，吴劳翻译的《老人与海》，上海图书馆收藏着1987年的版本。这些名著的出版日期决定了它们是过时的，是错漏百出的，是不符合这个时代需要的。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首先，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和外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交流特别少，这导致以前的译者无法彻底理解外国名著中涉及的器物、制度、风俗、地理和思想观念。在以往的名著中，这几个方面的错误译法或者说过时译法比比皆是。比如说在《月亮与六便士》第三十四章，毛姆写到主角在巴黎，早餐吃了croissant，喝了cafeaulait。因为现在像上海、北京、广州这种大城市到处都是面包房和咖啡厅，所以我们很容易知道croissant是羊角面包或者说牛角面包，caféaulait是欧蕾咖啡，它们对法国人来说，相当于中国人的油条和豆浆。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西餐厅是很罕见的，只有王府井那边的起士林等少数几家，而且起士林还是俄罗斯餐厅，不是法国餐厅，所以傅惟慈不知道croissant和caféaulait是什么东西。他可能查了英文词典，发现croissant的解释是arichcrescent-shapedroll，而caféaulait的解释是coffeeandmilk，所以他就翻译成“月牙形小面包”和“咖啡牛奶”。有些人也许觉得这没有错，但这其实等于把“油条”说成“棍状油炸粗面条”，把“豆浆”说成“用水冲调的黄豆粉”。又比如说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菲兹杰拉德说到主角很喜欢在纽约的thefifthavenue散步。有个版本把它翻译成“五号路”，另外的版本译成“五号大街”。你说他们错了吗？好像也没有。但你问现在的读者，你知道纽约的“五号路”或者“五号大街”是什么地方吗？他可能一时想不起来那就是著名的“第五大道”。海伦·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里面说，在获得视力的第二天，她要去TheMetropolitanMuseumofArt，现在有的译本把它翻译成“首都艺术博物馆”。这当然是很可笑的，因为这么译，读者可能会以为这个博物馆是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但其实它是在纽约，而且metropolitan并不是首都的意思，现在通行的译法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以要是只看以前的名著译本，你也许会知道纽约的五号路有一个首都艺术博物馆，但你可能不知道那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五大道上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种和时代脱节的错误翻译或者过时翻译，在各种名著版本中比比皆是，限于时间，就不举更多例子了。 

　　其次，以前的生产条件非常落后，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任何人在翻译的过程中，都难免会碰到困惑不解的地方。遇到这种情况，解决的方法通常有两种：向别人请教，自己查资料。在以前，限于通讯技术，向别人请教是一件很麻烦、效率很低的事情。我们看《傅雷谈翻译》，会屡次看到傅雷说有些地方不懂，要写信去巴黎问专家。比如他在1964年8月7日写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室的信里提到：“译文尚有一小部分疑问，正驰书巴黎询问专家。”按照当时中国跟法国的通信条件，一来一去就好几个月没有了。所以这种方法是很难行得通的。向别人请教这条路不好走，所以从前的译者只能走第二条路，就是查阅参考资料。但是三十年前、五十年前，出版业是很不发达的，很多国外的图书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进不来，所以他们能够查阅的资料非常有限。说了你们可能不相信，傅雷翻译过好几本巴尔扎克的书，但他居然连巴尔扎克全集都没有。其他参考资料就更不用说了。那么遇到不懂的字句，又没有办法解决，怎么办呢？那些译者只能瞎蒙，所以各种名著译本里经常会出现一些非常可笑的错误。比如说《月亮与六便士》里面有个画家叫作斯特罗夫，毛姆说他的画室里挂着一幅维拉斯凯兹的名作InnocentX的摹本，傅惟慈把这幅画译为“天真的X”。其实InnocentX是罗马教皇因诺森特十世，不是什么“天真的X”，虽然Innocent确实有“天真”的意思。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蛮搞笑的，但还有更搞笑的。最近上海天气很热，我在路上走，会听到蝉的叫声。美国有一种蝉叫作周期蝉，它的寿命是十七年，幼虫孵化后会在地下潜伏十七年，然后再钻出来变成在树上叫的蝉。这种蝉的英文名叫作seventeen-yearlocust，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结语”有两次提到这种昆虫。徐迟把第一次翻译成“十六年蝗灾”，第二次翻译成“十七年蝗灾”，关键是这两个地方出现在相邻的两段文字里面，我到今天也想不出来他是怎么做到的。但这也不是最可笑的，比这个更可笑、更荒唐的还有很多。同样限于时间，我就不多讲了。 

　　最后，现代汉语的历史比较短，处在一个不断进化和丰富的过程中，以前的译者所能动用的汉语资源，是不足以完成外国名著的翻译的。就拿今天发布的《瓦尔登湖》来说，梭罗在书中总共提到一千六百多中动物和植物的名字。我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除了常见的马、牛、羊之类的，徐迟的译本几乎没有一个弄对的。但是我们能责怪徐迟吗？好像也不能，因为他翻译这本书是在1947年，当时中国的动物学、植物学等学科尚未成熟，所以无论是谁来做翻译，都没有办法弄懂那些单词指的是什么动植物，而且就算弄懂了，也没有办法找到相应的汉语词汇来翻译。不用说1947年那么久远，就拿《月亮与六便士》来说，傅惟慈翻译这本小说的时候虽然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但里面的植物也有大半没弄对，把变叶木弄错成巴豆，把凤凰树变成莫名其妙的“姐妹树”之类的。另外还有个原因，老一辈的译者接受教育的时候，白话文很不成熟，所以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所写的文字特别古怪别扭，比如说以往的《傲慢与偏见》、《老人与海》、《了不起的盖茨比》、《简·爱》、《喧哗与骚动》等名著的译本，无一例外，全都有这个毛病。 

　　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以前那些外国名著的译者，是绝对不可能把名著翻译好的，因为各种错误的叠加，导致他们不可能读通读懂那些作品。说起来，在民国时期接受教育那批人，傅雷也好，钱钟书也好，陈寅恪也好，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人的外文水平都很有限。傅雷自己多次说过他看不懂巴尔扎克的一些作品。说到陈寅恪，也是个比较热门的人，被神化得很厉害，据传他精通十几门外语。他到底精通几门外语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英文水平很低，因为他总共发表过两篇英语论文，HanYüandTheT‘angNovel（韩愈和唐代小说）和TheShun-TsungShih-LuandTheHsuHsuan-KuaiLu（《顺宗实录》和《续玄怪录》），分别刊载于《哈佛亚洲研究丛刊》第1卷第1期和第3卷第1期。如果去看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你在第一章就能看到他得意洋洋地说：“寅恪曾草一文略言之，题曰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不知道的人可能会被唬住，觉得陈寅恪好厉害哦。但我正好看过这两篇文章，“韩愈和唐代小说”只有四页，“《顺宗实录》和《续玄怪录》”有七页，是两篇介绍性的短文，笔法非常幼稚，跟现在的大学生作文差不多。但陈寅恪啊、钱钟书啊、傅雷啊这些人，在以前已经算外语水平很高了。 

　　总而言之，外国文学作品的难读，基本上都是翻译质量不及格造成的。而外国名著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如果读者只是因为翻译质量有问题而不去看这些作品，那就太可惜了，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一次开拓眼界、提高修养的机会，还有一个多姿多彩、波澜壮阔的世界。从前的译者，限于时代和自身的条件，没有办法为读者提供合格的译本；但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条件去全面地、正确地、精彩地译介外国名著。于是我在2007年产生了翻译外国名著的想法，但起初只是想想而已，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真正地付诸行动。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说起来我也算少年得志，从中学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读大学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我们专业最好的期刊《社会学研究》曾经特地表扬过我，把我当成这个专业的希望和明日之星，大学没毕业跟朋友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二十四岁做文学翻译，今年是三十三岁，已经出版二十几部作品，比傅雷还要多一些。所以你们看到，果麦在这几本书的腰封上写着“年轻天才翻译家”。但在2007年，我认为要做名著的翻译，自己的积累还不够，所以我又准备了好几年，这期间看了很多书，出版了八部涵盖社会学、宗教、经济管理、文学等领域的译著。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很难找到理想的出版商。我跟前面提到那些译者不一样，不愿意别人擅自修改我的译稿。倒不是说我翻译的东西没有问题，一个错都没有，不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犯了错，我希望编辑指出来，由我自己来改。但是有些出版社的编辑特别喜欢乱改稿件，而且常常会把对的改成错的，甚至把我拟定的书名也改掉。我曾经被改过三个书名，搞得很沮丧，但是也没办法，只能从此不再跟那些出版社合作。 

　　到了2011年春天，我感觉已经准备好，这时候非常幸运，我找到路金波和瞿洪斌，第二次见面就谈好合作。果麦文化传媒满足了我对出版商的所有期望，甚至是幻想。从金波、瞿总，再到我的几位编辑，以及果麦的其他同事，都给予这个项目足够的重视，投入很多的心血。他们给我优厚的报酬，在译稿处理上完全尊重我的意见，而且从来不催稿，给我宽裕从容的时间。可以说，我跟果麦的合作是亲密无间、非常愉快的。年初闹出那场风波的时候，有记者问我，李继宏，腰封上写“迄今为止最优秀译本”，是不是果麦瞒着你写的？我说不是，在书出版之前，我就知道这句话，但我自己并没有反对意见。有些人听到这句话，觉得李继宏你太狂妄了，我要给你打一颗星。其实我这个人骄傲是有的，狂妄肯定说不上。在座有几位是我的朋友和编辑，他们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果麦和我为什么要说这套名著是市面上最好的版本呢？我们这么说，倒不是看不起从前的译者，而是因为和他们相比，我现在翻译这些名著，占足了时代的便宜。 

　　过去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很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去，可以说，在物质生活方面，中国和西方已经不存在彼此难以理解的差异。我去过一些国外城市，我没发现上海、北京、广州和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在物质生活上有什么区别。比如说纽约的第五大道有个苹果专卖店，上海的淮海中路也有，芝加哥有半岛酒店，北京也有，旧金山有特别好吃的牛排馆，广州也有。在三十年前，美国人家里都有电视看，但中国普通人家里还没有。在今天，美国人用的东西，比如说电脑，iPhone，wifi，汽车，甚至Google眼镜，中国也一样用。现在要出去国外考察或者旅游比以前方便很多。十年前我去斯德哥尔摩，在路上没看到太多的中国人，出租车司机甚至问我是不是泰国来的。去年我和瞿总到美国，哪怕在黄石公园那么偏僻的地方，都有中国人来向我问路。精神生活的情况也一样。三十年前，我们并不知道美国人、法国人喜欢听什么歌，看什么电影，有什么最新流行的畅销书。十几年前，我听美国之音，老听到KennyG吹的萨克斯音乐，但是只能在广播里听到。前几天我出去吃饭，看到新乐路上贴着海报，说KennyG会在9月20号来上海开演奏会。英国美国的畅销书，有些在中国是同步出版的，比如说我翻译的《谋杀的解析》。电影、电视剧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国外一上映，不用几天你上网就能看到。这些都是以前无法想象的。所以我翻译的版本，不会出现这方面的错误。而在以往的译本中，这方面的错误是最多的。 

　　我们知道现在是信息社会，互联网的兴起极大地改善了文学翻译的生产条件。刚才我说到傅雷遇到问题不懂，写信去巴黎问，要好几个月才知道答案。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几年前，我翻译过一本社会学著作，叫做《公共人的衰落》，作者担任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术校长；书里面有几个费解的地方，我写电子邮件去问他，第二天就收到他的回信。我有个好朋友是美国人，中文名叫徐穆实，他也是做翻译的，不过是把中国作品翻译成英文。有时候遇到难题，我会向他请教，写邮件给他，最快五分钟就能收到回复。这是通信技术带来的改进。在查找参考资料方面，我们这个时代的优势更大。以前的译者所能依靠的，基本上只有非常少量的文字资料，很多人翻译一本书只是翻译一本书，并不会想到要去看作者的其他作品，就算想到可能也没有条件，比如傅雷就没有巴尔扎克全集。我翻译《小王子》的时候，把圣埃克苏佩里的其他作品都看了一遍，有的还不止看一遍，比如说Terredeshommes，译过来叫《人的大地》，有的中译本采用了英译本的名字，译为《风沙星辰》。除了这些，还有几本作者的传记，以及大量国外学者对其作品的研究。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呢？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彻底地理解你要翻译的作品。就好像《小王子》，里面有些很简单的话，其实蕴含着作者在《人的大地》详细分析过的深刻意义。像做《老人与海》、《动物农场》、《了不起的盖茨比》、《瓦尔登湖》这些，情况也是一样。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可以知道我翻译这些书背后做了多少工作。我在《瓦尔登湖》的导读分析这本书刚出版时不太受欢迎的原因，我写了这么一句话：“总而言之，这本书要求读者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在1860年，全美国只有241所大学，能够顺畅读完《瓦尔登湖》的人应该说是很少的。”读者看到这里，可能只是看一下就过去了，但为了弄清楚1860年美国到底有多少所大学，我翻阅了整整两本美国高等教育史的专著。现在打开我翻译的《瓦尔登湖》，你可以看到里面有1083个注释，梭罗在书里面的每一句引文，我都给他找到了出处。哪一段话，曾经出现在他哪一天的日记里，或者哪一篇文章里，我也都在注释里写清楚。当然我有两个美国的注释版可以参考，节约了不少时间，但每个注释都是亲自查验过的，因为我发现美国那两个注释版都有不少错误。上个星期我去北京做演讲时，还跟瞿总和两位编辑说起来，《瓦尔登湖》这本书，放在几年前我是没法拿出现在这个译本的，因为几年前谷歌图书还没有上线，我不可能看得到梭罗引用过那么多在17世纪、18世纪出版的英文书和法文书。三十年前、五十年前做更不可能做好，因为那些译者压根不可能看懂这本书。另外，我们现在能够查阅的参考资料，也不仅仅限于文字资料，有海量多媒体资源可以利用。我想傅惟慈要是在今天翻译《月亮与六便士》，不太可能把教皇因诺森特十世弄成“天真的X”，因为他只要上谷歌检索InnocentX，就能看到维拉斯凯兹那幅名画。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作品超越了时代，随着历史的推进，人们会更全面、更深入地去认识它们。比如说梵高的《星空》，这幅画非常著名，我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见到过。从前的人知道这是一幅天才杰作，但不清楚它到底好在哪里。到了上个世纪，有些理论物理学家发现，这幅画原来跟物理学里面的湍流理论有很高的契合度，一个19世纪的画家，预见到了20世纪物理学的重要进展，这是很伟大的。到了2004年，美国宇航局公布了一张哈勃望远镜拍到的照片，照片上的星系离地球足足有两万光年，看上去跟梵高的《星空》差不多，那么人们对这个天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然后在两年前的8月，澳大利亚有个摄影师，采用长曝光技术，拍了本迪戈艾佩洛克湖边的星空，他整整曝光了十五个小时，拍出来的照片跟《星空》几乎一模一样。梵高在124年前画了这幅画，我们到现在才能对它的杰出之处有基本的认识。文学作品也是如此，《鲁滨逊漂流记》、《傲慢与偏见》、《双城记》、《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些经典作品，国外很多人研究，这跟中国的情况很像，《红楼梦》、《西游记》等也是很多学者在研究。以前的译者在工作的时候，由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原因，他们查阅资料不方便，所以没办法利用国外的研究成果。现在时代不同，我在家里打开电脑，就能看到欧美每个大学所有的博士论文，以及海外各种学术期刊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所有的论文。哪怕以前的译者也利用了当时他们看到的研究成果，那么从上世纪80年代到如今，中间三十年的论文他们是没法看到的。比如说吴劳翻译《老人与海》是在1987年之前，那么他不可能彻底理解海明威的写作手法，不知道有些词和词的次序是不可更改的，因为这些都是后来才发现的道理。科学技术的进步，给文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比如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因为缺乏必要的工具，人们没有办法对文本进行定量分析。大家看《双城记》和《老人与海》，能够明显地感受到狄更斯和海明威是风格不同的作家，但他们到底不同在哪里呢？又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但有了文字处理程序以后，我们通过分析发现，《双城记》每个句子长度是20.5个单词，《老人与海》是14.7个。还有其他一些句子成分所占全书比例也有差异，狄更斯比海明威更喜欢用副词和名词，海明威比狄更斯更喜欢使用动词。诸如此类的研究有很多，如果你在翻译的时候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文体上的区别，那么很容易将狄更斯翻译成海明威，或者说把福克纳弄得跟乔治·奥威尔差不多。我的译本以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所以避免了这方面的问题。 

　　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科学研究、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很多成果，这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资源。我刚才谈到，徐迟在1947年翻译《瓦尔登湖》，绝对不可能弄懂那些动植物的名字。我翻译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因为我有好几个数据库可以使用，包括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植物物种信息数据库”、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主办的“动物数据库”，还有维基百科、鸟类百科全书、鱼类信息库等等。这些新出现的汉语资源帮助我不要去犯以前的译者迫不得已犯下的错误。再者，语言是活的，变化很快，尤其是对白话文来说。去年这个时候，大家不知道“数死早”、“不明觉厉”或者“为什么放弃治疗”是什么意思。当然这些网络流行语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以往那些名著译本所使用的文字，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是过时的，不符合这个时代需要的。并且就像傅雷说过的，很多译者对文字很不考究，不会去仔细推敲自己的译稿。比如说你去看巫宁坤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或者王科一翻译的《傲慢与偏见》，或者余光中翻译的《老人与海》，译得对不对姑且不说，你光看中文，能看到非常多的病句。很多读者特别喜欢我翻译的作品，像《小王子》，上市才七个月，在当当网上已经有超过一万条评论，这主要是因为我的语言比以前的译者更加规范，更贴近这个时代。金波曾经说我的文字读起来很美，有诗歌的节奏感，这是因为我对汉语有比较深的研究。我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写古体诗已经写了二十几年，平时也会写书评、杂文和小说。除了文学翻译，我还有个兴趣，就是整理古籍。我正在给清代诗人黄仲则的《两当轩集》和许葭村的《秋水轩尺牍》做笺注，未来有时间，也会重新选注《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古代作品。所以从汉语水平来讲，我相信我比以前的译者要高一些。也许有人觉得我在吹牛，但我翻译的书特别受读者欢迎，这可以提供一点证明。 

　　好啦，说到这里，时间也差不多。我相信在座诸位，已经了解果麦和我为什么认为外国经典需要全新的翻译，为什么说果麦出版的这套李继宏版世界名著是最好的。但我还是想再次强调，这并非不尊重以前的译者，也不是要否定那些译者曾经做出的贡献。我比较喜欢汽车，平时会做一些研究，不妨拿汽车来做比较。最早的汽车连转向灯、后视镜都没有，也很容易坏，所以在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的汽车修理站生意特别好。到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汽车变得越来越好。二十几年前，我跟父母去汕头走亲戚，当时汕头的出租车是白色的拉达，从苏联进口的，看上去特别豪华，特别洋气。但是按照现在的标准去看，那些白色拉达不要说没有并线辅助系统、自动泊车系统、主动安全系统、自动转向大灯，甚至连最基本的防抱死刹车系统都没有。我想现在市面上流通的名著译本就像当年的拉达轿车，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在当年，它们算是先进的，做出了它们的历史贡献；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白，它们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应该遭到淘汰。总之，果麦和我想要传达的理念是，有永恒的原著，但没有永恒的译著。所有外国名著的译本，都受到时代的限制，时代的进步呼唤全新的译本。我们这套名著，作为市面上最新的产品，毫无疑问是最好的。我相信在座诸位看过之后，也会同意这个说法。 

　　我就说到这里，接下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很乐意回答。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